利。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反对王明搬用苏联的模式、迷信苏联的道路，也说明了是一向反对教条主义的。
“理论是灰色的，生命树常青”。不死搬“教条”，不囿于共产国际的“指令”，立足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试图从这一庞大的“迷宫”中，觅得医治它的种种疑难病症的良方，这正是的不凡之处，但由于过于重视这块国土，也妨碍了他对整个世界的了解，他一生中很少出国访问、考察，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想去，斯诺曾在《红色中国杂记》中写道：
“他（指——作者注）曾想出国去跑跑，但是在他对中国的一切有了了解之前，他是不愿去的，虽然他曾涉足大半个中国，但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千世界，有许多‘迷宫’有待他去进一步认识。”
因此，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足迹，可以说下面这段话是这种重实践、重实际而反教条的切腑之：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同反对教条主义相应的是，同样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哲学家的任务不但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认识这个世界是改造这个世界的前提，人的超动物性在于他能够对事物有一种理性的自觉，并在理性自觉的指导下去选择改造这一世界的具体信息途径。他对思想、理论的这种作用深有体会，他在《矛盾论》中指出：
80十一斯诺笔下的毛泽东（6）
“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尽管在建国后，相对地轻视了他过去一贯强调的重视实践、了解研究中国的实际况的精神，过分强调理论的反作用，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加以夸大，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环境里被简单地演化为“敢想敢干”、“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滑向了唯意志论，但在早期，在斯诺的眼里是一个重实际的反教条主义者。
那么，为什么在西方评论家的眼中，中国人似乎坚持着极端教条的地位，而自然是它最杰出的代表？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错觉呢？
斯诺作了分析。他认为原因在于：一旦党的路线决定以后，全部党员都要一致服从，因此，表面上看起来就像缺乏个人的思想与志愿，而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顺水推舟，他理应成了教条主义的代表。
由于形势的变化，政策转变时期，中国往往会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学习，以澄清问题，统一思想。党史上出现的几次“整党”、“整风”运动就属此例。正如斯诺所说的，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例子说明在很多问题上，策略、甚至战略都有改变或取消的可能——时常伴随而来的是整党运动以清除一些跟不上形势的“反党”分子，在修改观点以适应变化时，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进行突然的、戏剧性的政治运动，他们可能完全摒弃一条已废掉的路线，使一部分为着本身利益而不了解其暂时性质的党外同者处于无限的尴尬之中。然而对那些经验丰富的党员来说，接受一条新路线——可能会与旧路线对立的——完全不是一件怎么样的大事，他们对党的忠诚使他们能在任何问题上都树立起这条路线，和执行旧路线时一样的热和服从。
而这些，在西方评论家看来，无疑是极端的教条，因为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某一路线、方针、政策。
基于反教条主义、从实际出的精神，以及对中国国、中国人民的况的彻底了解和深刻的研究，斯诺断：
“比现时代中任何一国的元更能了解自己的国家。”
一个现代中国人心灵的雕塑家
在1970年的一次谈话，针对当时举国都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四个伟大”称颂的时候，曾就此这样告诉斯诺，“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cher（导师）”，这个词的中文意思就是教员。
是位教员，千真万确。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指出：“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他成为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在斯诺眼中，不仅是一位一般学校的教员，而且是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大学的教员，他赋予中国人民一种精神的依托，是一个现代中国人心灵的雕塑家，是中国“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导师。”
为什么独钟“techer”这一称谓呢？
美国学者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初期民主的经典著作中曾经指出：“一个人的一生可以从摇篮中看出来。民族和国家的成长也有其类似的一面；他们必须继承其祖先的特性。”（17）如果说这段话适用于当时的美国，那么，其实它更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因为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从古代到当代，具有漫长的五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文明史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过，而统治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以及整个中国人心灵的主要是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是一位历代中国人心灵的雕塑家。他主张每个统治者必须集智慧、道德于一身，他致力于“改革”每个人——自天子以至庶民皆成为圣者、贤者和君子，孔子不仅改造别人，而且也改造自己，希望自己也成为一个圣贤。（18）
81十一斯诺笔下的毛泽东（7）
自孔子始，中国社会的统治者，都抱着“作人之圣”、“作人之师”的心态，集权威、智慧、道德于一身。要求自己既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领导者，又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作为精通中国旧学的显然受到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全国人民“导师”的角色。
这种传统的“导师”角色，不仅是出于统治者自身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民族的“精神粘合剂”。贝特兰·德朱维内尔在《论权力》一书中曾记述了这样一种观点：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单靠权力是不够的，必须有一种共同的感，有一套得到普遍承认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即全社会需要的一种“精神粘合剂”，即一向被视为传统文化中心和标志的孔子创的那套儒家伦理。它以仁礼互补的原则来处理人伦关系。其基本的内容即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它要求以个人的道德实践作为出点，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实用政治化了的这种道德学说成为中国宗法式的，小农经济社会的“精神粘合剂”。
当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明以坚船利炮的方式冲开中国的大门时，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被破坏了，传统的道德信仰和生活方式逐渐丧失了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在痛苦之中不得不脱离自己那套熟悉了的生活方式，进入一个东西冲突、新旧交融的时代的夹缝，新的东西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来，而旧的“精神粘合剂”又丧失了固有的作用。人们茫然回顾，无所适从。
这样的时代，呼唤着新社会的创造者的诞生，呼唤着一套新的指导人们行为准则的“精神粘合剂”的诞生。
辛亥革命没有做到这一点，孙中山毕生的努力也没有做到，蒋介石为的国民党政府更是不可能。面对现实，以为代表的中国人自觉地承担起重建民族精神、统一人们的信仰的重任。他们主张，必须把在红军中形成的同心同德之灌输到全体人民心中，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必须确立一种新的伦理价值观。
那么，这种新的“精神粘合剂”是什么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灌输给人民。这种新伦理价值观可以在“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全面的认识，以他的“老三篇”重新雕塑着中国人的心灵，建立一种全新的精神风貌。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写道：它以“童子军直率老实的德行教训的音调”，“把这些教训灌输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里去”。
一直在主动、自觉地承担着育人、改造中国人心灵的重任，尤其对于青年人。在看来，老一辈革命家，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持有共同的信仰，他们已经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形成了新的理想、新的信仰，对他们，是放心的，但对于青年一代呢？
尽管说过，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但他对青年一代总不放心。这在他同斯诺的谈话中有明显的流露。斯诺认为，1937年听讲演的青年，后来在实践中学会了革命，但是，今天的中国青年从来没有打过仗，并且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帝国主义者或者当权的资本主义。他们对社会没有直接的了解。父母讲给他们听，但是听讲历史和百~万\小!说同生活于其中是两回事。因此，他问：
“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人类是按照自己的环境创造历史的。你已经根本地改变了中国的环境了。许多人还想知道，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养育出来的青年一代将会怎样。你的看法怎么样？”
回答道：
“我无法晓得。谁也不能肯定地晓得。”
在看来，这～代青年人有两种可能性：可能革命朝着继续展，另一种可能性是青年会取消革命，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使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回到大陆来，并站在仍然存在于国内的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自然，我并不希望反革命，但是将来的事会由后代人解决，并且按照我们没法预见的条件去解决。从长远观点看，后代人应该比我们更加有知识，正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主义时代的更有知识一样。他们的见识会占优势，而不是我们的见识占优势。今天的青年和其后的青年，会按照他们自己的社会准则评价革命工作。（19）
82十一斯诺笔下的毛泽东（8）
越说，声音越低沉，后来便干脆伴着萦绕的烟雾沉思起来。
他在想什么？谁也无法肯定的揣摩。也许他在想必须把青年一代改造好，必须保证自己的教导对青年有持久的影响力，以保持江山万代红。也许他觉得他责任重大，应该承担起教导青年人的责任。他是一位导师，像古代的圣贤孔子一样。这种自觉的导师意识，使为重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教导着革命队伍里的人，还教导着中国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他作为一个精神的领导还改造着从旧社会过来的包括敌对阵营的所有的人们，教导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中国人的一整套价值观、道德观，摒弃旧道德、旧观念，重新塑造着中国人的心灵。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作人之师”的意识的驱使，他精心导演了一幕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悲剧，一场中华民族的“大劫难”。在一定程度上，他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让青年一代置身于政治舞台，就像他那一代人在五十年前突然作为改造中国的新尝试者、推动者站到历史的前列一样。
一个从不满足于变化速度的进取者
对动的环境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自青年时代以来，他一直认为“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喜欢动荡的世界，他不相信王侯将相有种的世袭统治的神话，在他很年少的时候，便在长沙的橘子洲头向苍茫大地宣告了欲主沉浮的宏大理想。在运动和斗争中不断前进几乎成了他身心的需要。要使他的人民处于不断“运转”过程中，以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激，同时在“运转”过程中不断地改造着人。对此，斯诺曾颇有涵义地写道：
“毛是一位进取者，是原动力，是创始者，最善于采取令人惊讶的局面、紧张局面和缓和局面交替出现的战略。他不相信漫长的稳定时期，而且从来不满足于变化的速度……”（20）
确实，作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领导，他不欣赏，甚至讨厌中国传统心理中的中庸、和谐、不争、守旧、世故等心理境界，他力主在动中改造人，在动中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动方式灌输给别人。他的心中始终激荡着马蚤动不安的绪，他竭力想打破现实的平衡，相信斗争哲学，相信一切的展来自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相信理想的新秩序只有在动荡和不平衡中建立，在打破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二者之间他更喜欢、也更善于前者。他自己就是在非常的历史时期造就的，他喜欢在惊涛骇浪中搏击，在这种颇具浪漫色彩的自我肯定中能获得快意。“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句豪壮语可以说是性格的极端流露。的确，他需要强劲的对立面激自己的斗志，在斗争中改天换地，大展宏图。斯诺是明了这一性格的。
因此，他认为人的一生应该是斗争的一生，或者说造反。童年时代他造父亲的反，少年时代他造校规的反，青年时代他造省长的反，成年时代又造整个旧世界的反。
确实，正如斯诺意识到的，这种从不满足变化速度的进取精神，造就了与众不同的一代领袖形象。
一个深邃和果敢的人
人有复杂的内心世界，人不会将它全然表露于外。有些绪，如痛苦、孤独、寂寞，会永远留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或无处流露，或不愿流露而永远留在自己的心中，构成外人难以窥视的内心世界。伟人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圣贤，作为一个普通的、非神的人，他有他的“内心世界”，有同常人一样的绪体验，史沫特莱曾这样说过：
“在的意识深处，有一扇门，一直没有向其他人打开。”
斯诺第一次见到时，他就感到毛是一个“复杂的人”，尽管在建国以后的一次会谈中，曾告诉斯诺，“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真的很简单”，但种种迹象表明，斯诺没有改变他的“第一印象”。
83十一斯诺笔下的毛泽东（9）
将知识分子的深邃和农民的机敏结合起来；将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起来。
斯诺写道，“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的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但是，这种“必要时候”别人往往难以捉摸，唯有他自己内心清楚。也正是因为这种极强的自尊心，使他不愿多向别人袒露自己的心迹，禁锢了自己的心灵，严重影响了他的自我开放。
不仅斯诺有此感受，史沫特莱在初次见到后，也有类似的感受。她认为沉默寡、态度冷淡，有点难以接近。她这样写道：
“我最初所强烈感到的他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气质原来是不喜欢与人交流思想。朱德受人爱戴，而受人尊敬。最了解他的少数几个人热爱他，但是他性格内向，一般人敬而远之。”
在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不太熟悉、不太懂行的新课题摆在面前，随着自己年龄的不断增长，的内心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了。
在1965年、1970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曾多次莫明其妙地对斯诺说他“快要去见上帝了”，为什么这样说，他的内心是怎样想的，人们不得而知，根据斯诺的判断，根据后来形势的展，这样说目的也许是“有意迷惑他的敌人——鼓励他们进一步暴露自己，而另一方面则准备着一种进攻战役。”（25）诚然，这也是一种臆测而已。
在面临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面前，作为一直是一个思想家、军事家的，他不太了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因此，在新的环境下他已有的权威不可能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这种在党的历史上确立起来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某种因素冲击而动摇的时候，作为自尊心极强、一向是领导的不可能没有一种失落感，加上他内向的性格，使不能不为之困惑和焦虑。
作为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伟人，他的确把毕生的精力付之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他一生的艰苦卓绝、内向的性格，增加了他内心的苦闷和孤独感。他的心态也是矛盾的，他既相信同他同甘共苦的革命战友、相信他自己深爱着的人民，但一旦有风吹草动，他又不放心了，包括曾同他一起战斗过肝胆相照的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怀疑他们会不会变修，变成党内走资派，他也怀疑他的人民会不会站在同他敌对的立场；他为人平易近人，努力将自己成为普通的中国人中的一员，他一方面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从少年到老年，他都在不断想象的世界中遨游着，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又不得不脚踏实地，在强制的、纯粹理性意识支配下生活，极强的民族责任感和领袖意识更强化了他的这一矛盾心态。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事业付出毕生精力的一生，也是在极端的矛盾心态下艰难地度过的孤独的一生，他虽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他拥有着脚下坚实的大地和广大民众，但他的心灵深处，作为一个人，始终是孤独的。
未曾写过自传，至于何种缘故，后人也难以评说。他也很少向别人流露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连同他的夫人贺子珍，当向斯诺叙述他的经历时，在旁的贺子珍听的出神而感动，因为她未曾听这样讲过。然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斯诺的坦诚面前，向斯诺流露了他的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斯诺是最了解的人们中的一个。
斯诺的毕生专注于对这个震惊20世纪的世界的东方巨人的了解和研究，他在同交往、相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以局外人的身份比较客观地用他的笔记录这样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东方圣人。在斯诺的笔下，是一个脚立大地的普通人，一个深爱着自己的人民的领袖，一个最了解自己国家的元，一个中国人民公认的导师。
84附录一（1）
斯诺与中国大事记
1928年
7月6日抵达中国上海。
7月9日自上海给家人写信，介绍上海的见闻。
9月-1930年3月在上海美国人鲍威尔办的《密勒氏评论报》任记者、助理编辑、代理主编等职。
10月10日在《密勒氏评论报》增刊上表署名文章，介绍美国人开拓精神，希望这种精神能“把中国从泥泞中解救出来”。
10月中旬去南京采访蒋介石、宋子文、王正延、孙科等国民党要人。
12月受孙科邀请和《字林西报》记者艾尔·巴特森去山东考察日本侵略扩张事实。
12月15日在《密勒氏评论报》上表《中国五大怪》，认为中国“需要限制人口过分增长”。
1929年
1929年初-1929年6月在中国铁路沿线（沪杭、沪宁、津浦、京沈、沈哈、京绥等线）旅行采访，在《密勒氏评论报》上表旅行游记——《浪漫的铁路线》。
夏到正遭受旱灾和饥荒的中国西北考察，在张家口和路易·艾黎相遇，自此成为终生朋友。
7月4日在绥远特别行政区绥远城写成《拯救=十五万生灵》，表于8月3日《密勒氏评论报》，报道西北的灾荒。后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称在内蒙古萨拉齐（现内蒙古土默特右旗）看到的饥荒是“一生中的一个觉醒点”。
11月9日在《密勒氏评论报》上表《中国人请走后门》一文，抨击西方殖民者“侮辱中国人的荒唐做法”。
12月开始任“美国报业统一协会”驻外记者，为《纽约太阳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撰稿。
1930年
2月15日自上海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说明自己和父辈思想差别的原因。
5月31日在《密勒氏评论报》上表《中国革命的儿女们》，称蒋介石是“孙中山的追随之一”。
8月在《美国信使》第8期上表《在上海的美国人》，抨击殖民主义者在中国的生活。为此，斯诺被指责为“亲华分子”。
1930年9月——1931年6月到中国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南亚旅行采访，先后到过福州、厦门、广州、昆明等地，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严重社会问题，指出中国远远没有统一。
9月在《当今历史》上撰文说：“在中国不再是危耸听的幻觉”。
12月写信给《亚洲》杂志主编狄克·华尔斯，揭露个旧锡矿工人的非人生活和极低待遇。
1931年
8月在上海和刚来中国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的海伦·福斯特相识。
9月沿长江考察洪。次年1月23日，在《密勒氏评论报》上表《中国洪水末记》一文，指出由于国民党官员的，没能有效地救济难民。
9月受《纽约先驱论坛》周刊之约，采访宋庆龄，自此和宋庆龄结下深厚友谊。
11月赴东北战地采访，意识到日本正开始利用傀儡控制中国。
12月7日致信兄霍华德，告知在东北战地的见闻和感受。
1932年
1月29日在《纽约太阳报》、《芝加哥日报》上表《鲜血染红今晚上海街头》一文。
是为国外报刊最早报道中国一·二八事件的消息。
2、3月奔波于上海战场采访蔡延锴等十九路军将士，表很多文章报道这场战争。
2月伦敦《每日先驱报》聘斯诺为海外记者。
3月2日自上海给哥哥霍华德写信说：“我还是留在东方的好”，这里的生活比纽约“更有教益”。
7月19日完成《远东前线》第一稿，后经修改，1933年10月在美国出版。
10月在《纽约太阳报》上表介绍宋庆龄的文章，说她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未竟事业的“良知和恒久的核心”。斯诺还通过宋庆龄结识了鲁迅、林语堂等文化界知名人士。
11月在上海内山书店次和鲁迅晤谈，请教翻译《阿q正传》中的疑难问题。圣诞节和海伦·福斯特在日本美国大使馆结婚。
85附录一（2）
是年着手翻译鲁迅等中国现代文学家的作品，打算编一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以反映新文学内部“孕育着强有力的、富有意义的萌芽”。
1933年
2月任“美国报业联社”驻北京记者，和海伦“安家北京”。
3月21日鲁迅会见斯诺。
5月20日在《密勒氏评论报》上表《五十年对中国的肢解》，指出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给中国造成的后果是极为可怕的”。
12月16日在《密勒氏评论报》上表《农业中国是如何重建的》，详细介绍晏阳初等人在河北定县地区进行的“群众教育实践”，对中国“农村重建运动”抱有希望。
1934年
1月应邀担任燕京大学讲师，2月9日，燕大在临湖轩设宴招待斯诺等人。
年初在前门大街亿昌图章店刻了一枚隶体汉文图章“施乐”。
3月23日致信鲁迅，谈对中国木刻、绘画艺术及其前途的看法。
10月8日鲁迅赠斯诺夫妇《木刻纪程》各一本。
是年和史密斯和哈斯诺出版公司签订写一本关于红色中国的书的合同。
1935年
7月20日自北平致信兄霍华德，预中国人民的“历史需要”将像火山爆一样表现出来，“这是人民对统治者的否定”。
下半年积极支持北平学生运动。
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生当天，给伦敦《每日先驱报》出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
是年在《亚洲》第1期表《鲁迅——白话大师》一文，称赞鲁迅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
是年在《现代历史》第7期表《中国的新闻检查》一文，指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充满生机，新事物层出不穷”，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只能引起知识界的反抗”。
年底——1936年春由于不断在国外报刊上表学运的消息，斯诺的外国记者特权曾一度被取消。
1936年
上半年利用外国记者的有利条件，在家里隐蔽遭追捕的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
5月去上海找宋庆龄、鲁迅、路易·艾黎和史沫特莱，希望通过他们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
5月下旬收到徐冰转交的用隐形墨水写给的介绍信。
6月6日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表《东方即将来临的冲突》，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注定要折断自己帝国的颈骨”，“东方战争将使中国人取得政权”。
6月赴陕北革命根据地参观访问，在西安喜晤马海德。
6月在西安会晤王炳南。
7月9日在苏区百家坪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周恩来谈“蒋介石”、“陕西和江西”、“未来的计划”等问题。
7月12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府保安。
7月15日和彻夜长谈抗战问题。
7月16日听谈日本帝国主义问题。
7月18、19日听谈内政问题。
7月19日和洛甫谈托洛茨基主义及党的工作。
7月23日听谈中国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关系问题。
7月博古在保安用英语对斯诺讲自己的生平。
7月在保安访问叶剑英。
7月在保安和斯诺谈对第五次反“围剿”的评价。
7月28日和吴亮平谈的宣传工作。
7月30日和时任苏维埃政府西北局土地委员会主席的王观澜谈“的土地政策及其实践”。
7月编译的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在英国出版，扉页上是致宋庆龄的献词。
8月初在赴西征军前线访问途中，在吴起镇逗留3天，考察苏区工业。
8月12日访问肖劲光。
8月16日到达西征红军总部驻地宁夏同心县预旺堡。同日，和彭德怀谈中国和世界形势。之后，还听彭德怀讲红军游击战争策略及个人生平。
8月中旬参观红军二师第一二旅第二团的“列宁室”，详细记录了一张墙报的全部内容。
86附录一（3）
8月中下旬赴红十五军团驻地下马关访问，同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多次交谈。
8月26日访问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聂鹤亭。
8月27日徐海东向斯诺叙述红四军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活动。
8月28日骑马到红军和西北马匪军驻韦州部队对峙的前线红城水访问。
8月29日访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王道。
9月初回预旺堡。
9月上旬在预旺堡访问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晓。
9月中旬从西征军前线返保安，在途中遇见李富春、聂荣臻、蔡畅等人。
9月下旬回到保安。
9月23日再次和谈联合战线问题。
9月29日在保安和德国顾问李德会谈。
10月初对斯诺讲自己的成长及长征的过程。
10月12日完成对苏区4个多月的访问离开苏区。
10月25日回到北平家中。
10月28日前往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布苏区之行的消息，使新闻界震动。
11月伦敦《每日先驱报》表斯诺苏区之行的系列报道。
11月12日开始在《密勒氏评论报》上表《访问记》，影响很大。
12月12日采访要求抗日的北平示威游行学生，晚上得知“西安事变”生。
12月介绍詹姆斯-贝特兰等作为《每日先驱报》特派记者赴西安了解事变真相。
1937年
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作《红党与西北》的报告。2月5日上海《大美晚报》予以表。
1月24日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作报告。
1月同海伦·福斯特及燕京大学部分教授创办英文杂志《民主》。
2月5日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放映在苏区拍摄的影片。
3月10日从延安写信给斯诺说“我们都感谢你的”。
4月15日在《民主》上表《苏维埃的台柱子》，即后来《西行漫记》中“苏维埃的掌权人物”一节。
4月海伦·福斯特赴苏区访问，斯诺向她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春协助王福时等人翻译出版《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是为斯诺关于苏区报道的最早中译本。
6月介绍拉铁摩尔、比逊等到延安访问。
7月8日《民主》杂志刊载斯诺访问徐特立的记录“人生五十始”，并附有照片。
是年美国《亚洲》杂志第一期用一半篇幅刊登斯诺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自传》以及有关长征的报道。
7月下旬致信斯诺，对局势表示“焦虑和不满”。
7月下旬完成《红星照耀中国》写作，10月，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英国版，1938年1月3日，美国兰登书屋出美国版。
7月28日日军进攻北平的第二天冒险去战场采访。
8月美国《美亚》杂志表斯诺的《中国和世界事务——和的一次谈话》。
8月、9月《新共和》刊载斯诺的《为何要长征》、《的工业》等文。
9月护送邓颖超离开日军占领后的北平。
10月赴上海遍访交战双方。
下半年在报刊上撰文称赞蒋介石抗战。
12月介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赴苏区考察访问。
12月在《堪萨斯城明星报》上文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滛掠。
年底同路易艾黎、海伦·福斯特等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1938年
2月10日《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问世。
春对一位德国记者说：斯诺把我们的况公诸于世，为中国做了“一件巨大的工作”。
5月在汉口访问周恩来、邓颖超，和周恩来谈“工合”计划，得到周恩来的支持。
7月24日在武汉和博古谈“西安事变”。
8月在武汉访问项英、叶挺等，听项英讲南方3年游击战的历史和个人生平。
8月5日国民党政府批准艾黎和斯诺等创办“工合”的计划。
87附录一（4）
是年写信给，介绍“工合”的宗旨、创办“工合”的经过及组织办法等，寻求支持。
9月到菲律宾为中国“工合”筹款，并成立了“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
是年致信斯诺，欢迎到苏区办合作社。
1939年
初到香港动员国际民主力量援助“工合”事业，后在宋庆龄等支持下，在香港成立“工合”国际委员会。
夏初次到国民党陪都重庆访问，遍访在重庆的国民党官员，听到一些不利于国共合作的论，深为统一战线担忧。
8月乘“工合”卡车北上考察沿线“工合”运动况。
9月以“工合”国际代表的身份赴延安参观访问。
9月23日和谈欧战爆后的国内外形势和的观点及政策。
9月29日参加延安各界欢迎中外朋友大会。介绍斯诺是“久已闻名”的美国记者，《西行漫记》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况。
9月在解放区访问时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以为女大是真正的“女英雄的大学”。
1940年
是年到菲律宾从事写作，同时继续为“工合”筹款。
12月自菲律宾回中国。
12月下旬表题为《内战将可能更大规模地展开》，文章报道国共关于新四军北移的矛盾和冲突。
是年在《新共和》上表《中国靠不住的团结》，披露重庆官员破坏统一战线的论。
1941年
2月8日在《星期六晚邮报》上表《路易·艾黎：建设中华的猛将》，记述艾黎为中国“工合”运动做出的重大贡献。
2月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表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国民党政府取消他的记者特权，斯诺被迫离开中国。
是年第四部著作《为亚洲而战》在美国出版。本书描述七七事变后的中日战争和作者1939年重访苏区的见闻及创办“工合”的历程。
3月21日美国纽约兰顿出版社举行新闻布会介绍斯诺夫妇和《为亚洲而战》。
6月在美国作家联合会演讲，提出美国应帮助中国，不要把废铁和石油卖给日本，苏德即将开战。这一预在两周后变为现实。
8月蒋介石令国民党宣传部称：斯诺为在美宣传之书籍及其他短篇之文字，应尽量设法收集，并指派专员研译。使针对其论撰以反驳文字，交由我方指定之美国报馆或杂志社表，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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