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具有非常积极的先锋意义。但后来听说片子在教育部没通过，不能播放。”书生教育公司总经理牟振彬回忆经历的风风雨雨，长吁了口气。 “教育股份制”就这样在初期“上层不认可、不能张扬”的气氛下推动着。它所建立的“双法人结构”基本由两部分构成，即以办学为目的的股份公司法人和由股份公司投资设立的学校法人。两个法人各负其责，借助制度相互制约，以解决教育的特殊性与市场、企业运作的特性的矛盾。而政府作为最终受益者，对学校办学进行调控管理和政策扶持。 台州鸿宇中学曾是当地名噪一时的民办学校，但2000年遭遇破产。破产的根由源于当前很多民办学校的通病：所有权和经营权都集中在同一人手上，没有良好的制度约束，盲目追求短期效益，投资风险过大。而椒江教育股份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规范了整个运行机制，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在双法人结构中，公司作为媒介，隔开了股东与资金和学校与管理，一方面避免了校长和总经理、投资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以制度制约了投资人通过收费来营利的任何可能性，为教育创造了健康发展的良性环境。 有人好奇：台州人投资教育的热情从何而来？ 还得从文化里找说法。这就是崇尚气节、求是务实的台州文化，促使台州人更倾向于自力更生、运用自身的力量来化解所面临的困境。椒江教育投入的巨大缺口，使拥有资金的椒江人，萌生出投资教育的意念。当然，其中既有内在需要的精神动机，又有期待收益的资本寻利的驱动。教育股份制恰好就处在这个平衡点上。 最初民间的眼光是犹疑的。资本天然的寻利性遭遇政策的冰山，“分红”、“回报”的字眼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中显得几分触目。但政府积极推动，以6—15的合理回报给了中小投资者莫大的信心。 结果，头三年，没有一个股东提出拿回报，大家一致想到的是：继续扩股。对未来预期的信心巩固了中小企业主的投资热情。 兴奋、喜悦劲儿刚过，打击就接踵而来。 1998年由于中考成绩不理想，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挫伤，加上当时书生中学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招生形势非常严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许多人也产生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担心和忧虑。 在这种形势下，椒江教育局派出陶仙法副局长担任书生中学常务副校长。 一个教育局副局长到民办学校当校长？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争议声又起。 “是全局教育重要，还是一个学校重要？”区领导质问徐正福。 全局当然重要，但作为改革实验园地的书生中学的成功更重要，它事关全局。徐正福理直气壮，顶住了压力。 陶仙法一上任就调整领导班子，加强学校管理和师资建设，迅速控制了局面，学校声誉日渐提高。三年后的今天，书生中学在当地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成为与当地椒江中学比肩的名牌学校，实现了“老百姓的名牌学校”的办学理想。2002年在校学生达2700余人，其中高中22个班，初中26个班，首次实现当年收支平衡并有节余。 几年后，有人给“备受争议”的徐正福“正名”道：“如果当年徐正福不坚决的话，椒江教育就没有今天的局面。”
“理想国”在萌芽
我没有想到推动“教育股份制”出台的主导力量竟是椒江区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在我的采访经验系统中，来自民间的办学力量总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发生着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突，它们惯于“像黄鳝一样躲来躲去”地逃避着政府整肃的目光。但在椒江，这两种力量是如此默契地相融为一体。 “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心推动，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这是椒江‘教育股份制’的政策基础。”牟振彬特别强调说。 椒江区教育局对书生公司和书生中学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减免土地使用出让金，免收投资方向调节税、教育附加费；对外地应聘的教师，在职称、晋升、调资等方面与公立学校教师同等对待；对书生中学高一新生的招生与公立重点中学同样对待，新生可提前录取200名，学校免收资助费，由教育局按公立学校预算内生均经费补给书生中学，对200名以后录取的学生，按每生三年补助600元给书生中学。 说实话，这样的优惠政策确实令人眼热。自然就引起了一部分人的非议和疑虑。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政府把生均经费拨给民办学校，有无必要以这种方式资助民校？ 按照政策，书生中学的200个公费生应该每年每生有2500元的经费。但在非议声中，这个拨款中止了一年。依然是斗争，到第三年又恢复了，变成2000元。 再者，这种优惠政策岂不是导致了学校之间的不公平竞争？若是，又如何能说明“教育股份制”的制度优势？ 椒江教育界出示的数据表明，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内，书生公司净资产由620万元增加至1700万元，通过融资，对书生中学的投资也由首期的1200万元增加至目前的5400万元，在校学生总数1346人，按椒江区各年级预算内生均经费加权计算，相当于节约年度财政经费130万元；政府投资2000万元组建椒江教育发展公司，对实行“教育股份制”改造的学校发挥融资作用，目前进入这一模式运行的学校总资产已经超过1个亿，国有资产的财务杠杆作用达到1比5以上。 “如果像创办书生中学这样规模的一所学校，靠全区财政渠道下拨的教育经费需要8年才能建成，这不能不说教育股份制为椒江教育事业注入了活力。”这个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试想若无“教育股份制”的制度优势，在椒江这个“大老板不多，小老板不少”的地方怎么能如此吸引巨额的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呢？ 椒江教育股份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这种制度创新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可以避免“搭便车”现象，二是可以大大降低创新成本的条件。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宗旨是为了鼓励竞争、鼓励创新、提高效率、增加供给、推动技术进步，最终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在卖方市场中，能够增加供给的产业政策是好的产业政策’。因此，在卖方市场中，以优惠政策鼓励、支持和扶持新进入者，不但不会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恰恰相反，正是这种优惠政策不但立即改善了市场供给，更重要的是，由于市场垄断力量的削弱，将更有利于全部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参与这项改革的浙江大学吴华教授据此分析。 由于教育产业固有的“高成本、高投资、高风险”属性，如果政府不制定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民间资金就不会进入这一产业，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就难以建立起来，学校也就不会因市场压力而更加积极主动地改进教学，提高教育质量。 与显而易见的筹资优势相比，“教育股份制”对中国教育发展一个更为重要的贡献是揭示了建立学校法人制度和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的一种现实途径。 学校法人制度的建立排除了政府对学校进行直接干预的可能性，而学校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则排除了投资人对学校进行直接干预的可能性，这样，学校依法独立自主经营就有了现实的基础。 与股份制办学中的“股份制学校”或“股份合作制学校”相比，“教育股份制”的制度设计还排除了投资人利用资本权力对学校进行不当干预的可能性。在椒江运行5年来，没有发生过投资人对学校的不当干预，而这种现象一直是影响许多民办学校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现在，全国已有几十个省、地、市、县在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政府文件上，写入了“股份制办学”，使这种制度创新成果在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0年，椒江教育界再一次成为传媒关注的焦点。书生教育集团公开招聘独立董事！倡导者就是椒江区教育局局长徐正福。这位“教育股份制”的积极推动者认为，股份制尽管避免了传统民办教育中投资人过深地介入学校运作造成的诸多矛盾，但由于股权集中，董事会由大股东“一统天下”，独立性很弱甚至造成政企不分。而独立董事的引入，正是打破局面的良好途径之一。 目前独立董事主要由徐正福、魏书生（教育改革家）和吴华（教育专家）担任。教育毕竟不同于一般企业，教育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损害长远利益，需要教育行家进行指导；书生集团面临着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的构想，而企业界对教育前景难免看不明朗，也希望有教育专家一起参与讨论。 书生教育集团创建5年来，从小到大，逐渐向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已成为台州地区民办教育的中坚力量。一份浙江教科相关课题研究报告指出，椒江“教育股份制”对县级区域发展教育产业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其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高速成长性是这一办学模式制度优势的有力证据。 实践还表明，一个亲市场的政府及其产业政策是推动教育产业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椒江的实践中，政府在税收、教师待遇和招生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政策，对书生学校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关键还在于政府观念的转变。作为政府部门，须树立这样两点思想：民办学校办好了，也是造福于当地经济；另外还帮政府节省了大量投入。 “书生学校3年投入了1个亿，而椒江区政府3年来用于整个区教育投入也只有1个亿。另外，支持民办学校发展，群众的教育选择余地大了；对公立学校也会产生良性冲击，质量竞争成为最后的决胜利器。当然，鼓励民办学校发展，政府手中的权力自然削弱了。但政府的出发点究竟是为了事业的发展还是为手中的权力增值？”牟振彬深有感触。 当然，椒江教育股份制改革的成功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性，那就是良好的政府官员素质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制度创新带有某种“偶然性”因素和“个人化”色彩。而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则应当摈弃非制度化的干扰因素，从根本上杜绝权力寻租空间的产生。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政府参与、主导的股份制办学，可能会给政府争夺控制权甚至假规范为名强行接管等不良现象留下方便之门。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加以防范和规避潜在的风险，教育股份制尚待在实践中继续完善。 “无论国办民办，共育四有新人”，这12个大字是椒江区委、区政府送给书生中学的题词。其中的含义令人思之甚远。 徐正福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书生中学实行的是校长经营责任制，好的体制应该激活学校的发展。但是不久，徐正福就发现，光有一个好的体制还是不够的。“如果体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听不到许多民办学校破产的消息了。”可见，有了机制和文化，还远远不够。 不断遇到阻碍的实践就这样推动着现代学校制度的理念破土而出。 教育股份制是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是生产关系中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衡量所有制的标准就是效率和成本。实现现代学校制度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它至少包含体制、机制和文化三方面内容，用16个字概括为：“面向市场，服务社会，利益共享，学校自治”。 一些专家认为“面向市场”的提法不妥，尚存在着争议。徐正福则认为，“面向市场”，就是一切以市场选择为导向，体制是竞争核心。 利益共享。在椒江，教师是一种职业，没有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的区分，民办教师可以享受公办的待遇；将民办机制引入到公办学校中，产生了“名师”、“人力资本产权”概念，据说椒江教师的年收入至少比周边地区高上两三万元，椒江真的成了教师心中的“香格里拉”。 学校自治。这是现代教育的最高境界，在现阶段也许只能是一种理想。“我们想在公立学校建董事会，有利于校长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有利于学校教师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当然，现在条件还没有成熟。” 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专注于制度建设和公平保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完善学校法人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学校依法自主经营；以利益共享和自治精神为核心，建立权责明确、合理高效的学校管理体系。 椒江教育界的体验是：“它既不是单纯的学校管理问题，也不能限定为微观层面的学校经营问题，它要处理的是关于政府、市场、学校和社会的全面关系。它既不是纯粹‘干中学’（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也不是完全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的持续探索过程，是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约束相互牵引的过程。” 椒江提出的“现代学校制度”建构问题，一度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但是，教育“理想国”就是在这样反复的质疑和敲打中，绽开第一片新叶的。
“杂交稻”能否推广？
1993年6月18日，浙江机械工业宁波培训中心建成。 1993年10月8日，万里汽车驾驶学校建成。 1994年1月18日，浙江机械工业宁波职工大学建成。 1995年3月16日，宁波万里国际学校建成。 1995年5月10日，宁波万里职业技术学校建成。 1997年8月11日，宁波万里国际幼儿园建成。 1998年2月18日，宁波万里中等专业学校组成。 1999年3月3日，浙江万里学院筹建。 这份长长的年表记录的是一个民办教育集团的裂变型发展之路。6年办了8所学校，且屡获成功。徐亚芬和万里集团的名字早已成为宁波乃至全国教育界的一个闪亮的符号，成为“创新”、“变革”、“奇迹”的代名词。 我只见过徐亚芬一次。两年前的那次采访，让我有幸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女能人。印象突出的是，她语速极快，行走如风，江南女人特有的温婉和职业化的干练如此奇妙地融合在她身上。我后来留意到，经历了十年发展蕴育而成的“万里精神”处处都可见徐亚芬个人风格、性格魅力的投影。 比如，“万里人视效率、质量为生命，要求以最高的效率做出最好的质量；” “万里人对任何事情只要有1希望就要尽100努力；” “万里人受到挫折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从自身的角度进行反省；” “万里人处事态度：对周围一切心存感激，提倡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零距离接触万里、远距离思考万里之时，我常常会涌出这样的感慨：万里模式有理论上的普适性，但又有着绝对的独特性。一个难以“克隆”的标本。 每一个传奇后面都有一个令人击掌唏嘘的故事。 “我们要用20年时间，不花国家一分钱，从这里起步创办全国第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都齐全的教育集团。成功了，所有资产归国家；失败了，由我个人承担损失！” 1993年6月18日，在宁波市区一间破旧教室里，36岁的徐亚芬面对着全体教职工慷慨陈词。 那时的徐亚芬刚从公立学校“杀”出来。1992年，她就任宁波机械学校的党委副书记。600个学生的学校，竟有200个老师！人浮于事、教育资源利用率极低的现象使她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积弊是制约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学校存在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但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又在严重浪费。在此体制下，教师的积极性无法激活，教育质量每况愈下…… “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冲击到各行各业，教育领域却还因袭着计划经济的陈旧体制，不打破现状，教育就永无活力！”徐亚芬萌生了要办一所完全自收自支、机制灵活的学校。 1993年5月，她和另一位志同道合者应雄接管了濒临倒闭的宁波机械局职工学校，将其更名为培训中心，开始了大胆的教改尝试。 这番破釜沉舟的开学演讲引来的却是底下一阵不以为然的嗤笑。 “明摆着嘛，这个破学校连国家拨款都办不好，光靠你徐亚芬能顶用？！”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徐亚芬的那番“宏愿”：赚了归国家，亏了自己承担。这个徐亚芬唱的是哪出戏？真是“傻气”得可以！ 一时间，原来留下来的15名教师纷纷打调动报告，相继离开了学校，只有应雄支持她。 就在徐亚芬和应雄东奔西走招兵买马时，市政府某部门的一个电话让徐亚芬十分震惊。对方的口气不容置疑，相当严厉：立即停办培训中心，否则后果自负！ 她一下子懵了头，又伤心又委屈：我办学到底有什么错？！事后她得知，有人向省里、市里告状，说她徐亚芬其实是打着办教育的幌子来赚钱！ 徐亚芬有口莫辩，走投无路，一跺脚闯进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办公室。她讲了很多，她的梦想，她的艰难，不被人理解的烦恼和痛苦……到最后，几乎是声泪俱下。 副市长被感动了，一拍桌子，义无反顾：“我支持你！” 1993年9月1日，万里教育集团的前身——浙江宁波培训中心如期开课。第一批中专外贸英语班经宁波自考办统考，成绩名列前茅。 今天的万里，从创业时的两个人发展到现在1500余名教职工，从当初接管的36名学生发展到现在万余在校生，从职业培训起步发展到现在涵盖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三大类型，教育总投资突破6亿元。 与此同时，万里的教学质量也在不断快速提升。从1997年至今，万里国际学校高中部连续一次性全部通过各科省证书会考，并达到省1级水平；英语特色教育、自主式教学、“学生点老师”等教学模式的创新都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就在众多的民办学校面临着生源不足的窘境时，万里的在校生规模却急剧扩充，招生计划数与生源数高达1∶5。 徐亚芬最自豪的是，万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三个第一：组建了中国第一家教育集团；在中国国家报刊上率先提出了教育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承接了中国第一家普通高校的改制工作，在原国有高校基础上引入民办机制办学的，浙江万里学院是全国第一家。 1998年11月，万里集团投资8000万元将濒临倒闭的原浙江农技师专收编，改制成了大学，并在宁波高教园区征地1000亩，一期已建成12万平方米校舍。目前在校生已达5200人左右，并正向万人大学的目标迈进。改制后的万里学院，不仅在办学层次和教学质量上迈上了新台阶，而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使学院的固定资产总值相当于建校50年来固定资产总值的倍！万里在短短的时间里探索出了一条国办高校在不增加国家财政投入的条件下，如何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办学、促进学校自主发展的新路。 这种“国有、事办、民营”模式的特点是，所有权与办学权分离，学院的国有性质不变，但改变了投资主体，适度引用市场或民营机制，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教育界，“万里模式”被称之为“杂交稻”，意即既能享受公办学校的体制优势，又能运用民办学校的灵活机制。 如果说国有民营二级学院作为公立大学内部的一个子系统，一直在教育界颇受争议的话，那么万里学院的尝试则为公立大学民营化率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版本，这种独特的模式在公立大学办学体制改革中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民办教育学者邬大光对万里模式的现实意义做了这样的解读：“公共产品民营化，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始终归属于公共产品，公益性成为教育的最高原则或惟一原则。万里学院的出现，已经使教育的公共产品出现了一条裂缝。对于这一现象在中国的走向，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令人接受的结论。” 教育民营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近年来在国内的教育界也听到类似的呼声。但邬大光的发问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公立大学改制预示着公立大学的改革方向，还是预示着公立大学的危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步履维艰，是否会落到公立大学的身上？对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部分公立大学是否会像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那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中，逐步迟出历史的舞台？公立大学是否只有找到一个类似于万里集团的‘托管方’，才能走出困境？”
徐亚芬的孤独
头顶无数光环的徐亚芬却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来自荣誉、鲜花造成的“成名累”，而是来自万里模式在教育界的不可类比的独特性。 确实，它不同于一般的公立学校： 引入市场经济的成本概念。严格成本核算，按高效、精简、勤俭的原则使教育资源得到最佳配置，降低了办学成本。 接受市场经济的评价机制。既有政府部门认可，更听从学生和家长的信息反馈，接受市场和社会的监督，据说每个新加盟万里的教师，都要进行转轨教育，这对于习惯于在国立学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是个痛苦的过程，需要“嬗变”和转化。 把握市场经济供求规律。万里创办各类学校都选择了最佳时期，就是得益于对市场的准确把握，每一次决策都依托严格的市场调研、市场预测，预测社会的需求，预测家长对价格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等。 建立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在万里工作的老师都希望学校严格管理，消除学校的“短板效应”。大家将万里当成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载体，万里人深深懂得一条真理：如果学校因1的教师工作懈怠而导致学校声誉低下，就可能导致99的职工利益受损。 同时，万里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办学校： 坚持所有收费都纳入国家财政专户，然后按教育用途逐项下拨，从制度上保证所有办学经费100用于教育。作为集团一把手的董事长没有财务签字权，做到了有权的不管钱、有签字权的总裁受制约，在源头上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 所有办学所形成的固定资产都登记为国有资产，这是坚持办学的公益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办学的固定资产成为国有资产大大激发了教师的成就感、安全感、归属感，使学校能够健康发展。 倡导以教师为本的管理理念，将国有的事业单位编制与民办学校的灵活用人机制有机结合，有别于一般的私立学校视教师为“打工仔”的偏颇。倡导教职工心态的“绿色”氛围，万里强调多研究“物”（事物的客观规律），少研究“人”（人际关系），使学校无线无派，包容性大。 在民办教育界，鲜有人认同万里模式是属于民办教育。理由很简单，万里享受了政府的优惠政策，它的发展也得益于国有资源的融入。 北京教科院王文源副研究员则反驳道：“我认为万里是一种很成功的、很值得推广的模式。但是现在民办教育界对此存在着争议，认为万里不是真民办，不能代表以后的发展方向。这恰恰是一种狭隘的观念，他们总认为只有完全是自己发展起来，不要政府一点参与才是真正的民办。其实真正的民办还是应该根据机构的设立主体或办学者是非公/非政府来确定。万里的投资主体肯定不是公，虽然政府给了它一块资源让它去开发、利用。浙江省政府对它十分支持，一是给它学校，让它用民营机制去开发；二是在全国民办教育中它是惟一注册为‘国有事业单位’的教育机构。所以它享受了体制内的优势，成功了，我觉得中国的民办教育恰恰应该走这条路。” 他认为，由于政府资源有限，所以应该有选择、有目的地让有效的资源投入到有发展前景的学校中去，这符合我们整个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财政状况，也符合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现状。 8年后，当我站在万里国际学校气势恢弘的现代化校舍前，看着绿草坪上孩子们雀跃的身影，设施先进的教学楼、试验楼和艺术馆，想起万里裂变型的产业发展之路、颇具轰动的成长效应，不禁暗自纳闷：是什么支撑着徐亚芬作出了当初的承诺？她后悔过吗？ 现在的万里是一个拥有数以亿计的财团，但万里人始终信守着当初的承诺：这几亿资产全部归国家所有。“这是一群搞党务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没有国家一分钱拨款的情况下，以教养学，用滚雪球的方式积累资金来办学。这是一群无私的真正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人。”浙江教委副主任黄新茂作出如是评价。 就在众多的民办学校为产权归属的政策制约深深困扰时，“万里模式”也在业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有人说，万里的出现和徐亚芬个人的人格魅力、思想风格息息相关。从办学者的思想境界来说无疑是可钦佩的，但从教育产业的发展来说，这种“杂交稻”难以大面积推广。毕竟，教育不是创办者几个人的短期行为，它需要几代人的传承接替，发展过程难免曲折兴衰，现有产权不明晰，很可能构成将来的法律纠纷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当我就此向徐亚芬提出疑问时，她的态度却很坚决：“即便是民办教育立法，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产权归个人。产权归属的私有化会损害教育的公益性，投身教育者从一开始就应具有奉献精神。” 对于办学资产必须严格作为国有资产，徐亚芬表现出近乎固执的态度。她认为，首先，家长在付学生的集资时，含有捐款成分，所以办学资产应该为国有资产；其二，因为办学效果具有滞后性，如果学校经营不善导致倒闭，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收拾这个烂摊子，所以不能形成办学兴旺时由董事会收费，出现问题时由政府承担的局面。 “因为办学具有公益性质，所以政府对学校不收税，而且有些企业家兴办的学校，政府都予以减免该企业税款，如果办学资产归个人所有，或以盈利分红，那么政府就应收取相当税金（国外就分营利学校和非营利学校，营利学校政府规定要收取税金）。因此，万里尽管没有国家投入但办学形成的所有固定资产都应该成为国有资产。”她再三强调道。 徐亚芬坦言，在各种场合的民办学校会议上，她的观点常常使其成为“异类”。但她笃信，只要民办教育的相关政策到位，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精品”，“万里模式”会在全国遍地开花的。 《促进法》的出台终于给了云遮雾罩的产权问题一个清晰的说法：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产权归投资者所有；停办之后，产权归属国家。其实，万里独特的“民办归公”模式在民办教育界不乏同行者，远在江西的蓝天学院在于果的遗嘱里早已成为国家财产，这种个人精神支撑下的产权模式在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中没有倡导、效仿的必要，但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精神、情操永远保持一份深深的敬意。
加州之旅
如果熊全龙没有那趟加州之行，如果他去了加州没有到罗斯密学区，如果在小小的学区里没有遭遇那个日裔领导人…… 可是，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在长兴，这个宁静的浙北小城，人们突然面临着众多的造访者——教授、专家、记者、官员,纷至沓来，欣喜、惶惑之余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起来。他们不知道，一场自长兴而起的“头脑风暴”正悄悄席卷中国教育界。 而那个“如果”命题，事后再三地被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们在不同场合嗟叹、击掌以至扼腕。 是什么成全了熊全龙，成全了长兴？ 2000年11月，时任长兴县教育局长的熊全龙是带着满脑子的问号赴美国加州考察的。 作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和浙江省的“教育强县”，长兴教育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是，教育发展仍滞后于经济发展，现有的公办教育资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无法满足长兴人对基础教育和优质教育的需求。 “长兴要普及15年教育，如果单靠政府投入来迅速解决教育资源匮乏问题，难度很大啊！”刚刚上任不久的熊全龙对问题症结早已了然于胸，意欲“痛定思痛”来个“休克疗法”。一条可能的路径就摆在面前：给民办教育添把柴，让火烧起来！摆脱观念束缚，热忱拥抱民间资本！ 那时，环顾长兴，依然是公办学校的天下，只有清泉武校和华盛中学两所民办学校，也只是初具规模，不大起眼，招生很困难，哪里能与公办学校分庭抗礼呢。说扶持，没有人去上学，怎么扶持？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没有人愿意上职高，职高入学率相对于普高只有∶1，而省里规定的标准是一定要达到1∶1。 如何打破这种“非均衡”？如何激活这潭止水，让它快速流动起来？ 2000年11月2日，熊全龙随教育考察团到美国罗斯密学区考察，内容是了解高中以下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情况。当时正值加州大选前夕，在一些需要全民表决的问题中，该学区的一位日裔女领导人的讲话吸引了他：“公立学校能不能得到经费，将取决于学生家长是否愿意把学券交给学校……” 据说，这位日裔女士的英语讲得还不大流利，翻译很费了些功夫才领会了其意。熊全龙的脑子却琢磨开了。 “我发现当地教育的财政拨款方式和中国不太一样。在中国，学校多属公办，各级政府用公共资金开办学校，老百姓去公立学校上学，因为学费低，等于间接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补贴。但在加州，却是另一种体制：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一视同仁，公共财政中的教育补贴不是拨给学校，而是通过教育券直接发到学生手中。” 比如说，加州公共财政中的教育经费平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一年有3000美元，那就直接给每个学生发放3000美元的教育券；学生拿着教育券自由选择学校，学校收了教育券，再去政府领钱。除此之外，公立学校不再从公共财政获得其他资金。 熊全龙眼前一亮。“加州和长兴都是财政出钱办教育，但拨款体制的差异，带来的激励效应却大不一样：加州通过把教育经费折合成教育券，承担了义务教育的责任；同时，消费者有权择校，这样一来，各校之间的竞争就很直接了，不论公立私立，哪个学校提高的教育服务好，招收的学生就多，拿到的教育券也多，从政府获得的资金就越多。” 回头看看长兴这两年的经济发展迅速，当地人的教育需求随之高涨，外来资金开始投资教育。但是，民办和公办学校平等竞争的环境还未形成。那么，加州教育券能否“拿来”为此助一臂之力呢？ 但“拿来”还须改良，明摆着，国情不一样呀。长兴的问题必须“对症下药”，可以先在处于弱势地位的民办学校和职高中发放教育券，只要有学生选，就有钱拿，办学的积极性不是一下子就提高了吗？学生负担少了，恐怕也会做选择的考虑。 加州之旅带回了鲜活的思想，还有熊全龙一颗激荡的心。试验意味着什么？可能成功，可能失败。成了，长兴教育这盘棋就走活了；败了，败了又有什么呢？“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熊全龙深谙每一步改革意味着什么，这使得长兴教育券的运作从一开始就有了投石问路的意味。 2001年夏天，《长兴县教育局关于教育券使用办法的通知》正式出台。《通知》规定：教育券主要面向民办学校和职业类学校的学生，2001年9月起，凡就读民办学校的义务阶段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500元的教育券；报名就读职业学校的新生可获得一张面额为300元的教育券。开学后，学校把教育券交到教育局，在审核确有此生到该校入学后，教育局根据教育券数额拨给该校相应的款额。 2002年，《长兴县贫困学生档案》建立，县教育局向贫困学生发放贫困助学教育券。 2003年4月的一天，我在长兴县教育局办公室看到了后来引发了众多关注和争议的教育券。谁也无法想象，正是这一张张印制精美、有着不同面值标识的纸券，竟掀起了长兴内外的教育革命，被称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事件”。
四两拨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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