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绕道继续去宣传招生。 那时学校刚刚起步，品牌的影响力还没完全打开。另外，开拓一个新的生源基地的同时，还能和当地的人才交流中心建立人事代理关系，为学生的就业打开渠道。 车子是在下午3点翻的，在葫芦岛赶往赤峰的路上。其实，快要到赤峰了，但是车子就翻了，撞到了桥墩上，摔在了桥下。两位老师当场殉职，一位45岁，一位31岁，后者是个女老师。 一切是在瞬间发生的。司机还是学校车队队长，非常有经验的驾驶员。他懊悔莫及，想不到“小河沟里翻船”。大约是路太远，人太乏。 非常时期，非常事件，身为校长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切还得继续进行。招生是民办大学永远的话题。就在他回顾往事的当儿，外面还有15辆校车在奔波招生。 类似的偶然事件或许在许多学校里已经发生。但是，生活依然按它固有的逻辑在发生、展开。招生季节，依然有大大小小的报纸在渲染着民办大学招生的种种“红与黑”，可笑的，荒唐的。可是，几乎很少人注意到，正是这些“游民部落”、“传销式队伍”喂饱了媒体饥饿的版面的同时，他们正经历着中国民办高校草创期直接面对市场的种种磨砺以及痛楚。 因为出身草莽，所以不合规范不成规矩，所以鲜活、泼辣如野草；因为面目陌生笑容生涩，所以社会瞧着像怪物，长得挺快，却认知度低。这就是被“妖魔化”或被“边缘化”的所有根源。 这些出现在媒体上的文字，我已经很熟稔了：“民办大学是实实在在、明火执仗地这样做的，为了生存，无孔不入，乃至不择手段。于是就出现民办大学招生的无序竞争：招生简章妙笔生花，胡编乱造，招摇撞骗；老生拉新生，一个600元；伪造报纸头版头条，渲染吹嘘办学的成功经验；搞入学奖励，学生一进校门就能得到一份意外的财气；派出招生间谍，潜伏到竞争对手内部，挖墙角，搞‘策反’。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不少民办大学还内设‘防特反j特别小组’，去年招生期间，有所民办大学还查出了外校来的‘探子’。” 越读越心惊肉跳，岌岌可危乃至草木皆兵。 不可否认，每天几乎都有这样的“憾事”在发生。诸如，录取小学生，错招老太太，这样的新闻在充当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之余，更为民办大学的“不成体统”和“旁门左道”提供了佐证。 荒唐背后是刀光剑影的生源大战，激烈到使出浑身解数，十八般武艺一一过尽。大家伙纷纷效法的捷径就是打通招生办或学校校长的“关节”，网罗大量落榜生的地址和信息，漫天邮寄通知书，于是，一个中学毕业生可以收到三四十封录取通知书，也就不奇怪了。尽管教育部已有规定，民办高校招收的学生必须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至少应是初中毕业生,但是错招小学生的笑话还是屡屡发生。 面对这样一群以地毯式轰炸的方式占领招生市场的“战士”，人们惯常仰望高等教育的视线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疑问和睥睨，高尚感受挫，圣洁感遁形。 这些已经烂熟的情节年复一年地在城市的火车站上演，这里面散发的混乱无序的气息久已为媒体和专家们所诟病。透过字里行间，我看到的是一幅幅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营销图”。我不由地想起，当手递广告第一次出现在城市的路口、街道，那些五颜六色的传单上常常推销的是耐用不耐用的生活消费品，媒体和公众几乎众口一词地指斥这种“商业手段”的无孔不入扰乱了市场秩序，但是今天，行走在商业世界中的人们早已等闲视之了。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注定要载入中国民办大学的发展史中。 时间：8月初到9月中旬。这时，暑假招生的努力已经开始结出果子，但关键时刻也到了。有一个词在民校会经常听到：巩固率。招生宣传由此进入高嘲，竞争由此更加惨烈。 地点：火车站。可以入选的典型城市是北京、西安、南昌。 场景：几十家“民办高校接站摊位”一字排开，像一队队长龙。摊位前大多数是在校大学生，他们或是守着摊儿，或是四处游走，递送传单，或是等火车到站的时候，赶到出站口接客，上下奔走，不亦乐乎。 这样的活儿看似轻松，其实工作量挺大。还得拿出点苦守苦熬的劲儿，比如有些火车深夜到站，就要保证24小时摊位有人，轮到夜班的，就得熬夜。 这是民办高校学生的特殊经历：接站或发简章，一天下来，可以得到六七十元的报酬。招到一名学生，招生者有提成，不同的学校数额不等，少则三四百元，多则上千元，学费有了不说，还“锻炼了自己”。据说，从中还诞生了一批吃招生饭的“招生代理”。 近年来，普通高校的连年扩招使多数民办高校的招生遭遇困境。招生成为民办高校常年攻关的主题：从年初便开始准备招生工作，2、3月份到全国各地人才中心建立联系；4、5月份印发招生简章；6、7月进入全面宣传；8月份严阵以待，接送新生；及至到了9月份开学，弦也不能松下来，还要“巩固”入学率。 通常最通行、最有效的招生方式是派专人与各地的人才市场或人才交流中心建立咨询代理点，或下到基层设立招生点。对于许多民办大学在校生来说，这是他们体验社会的机会，也是勤工俭学的方式。 “第一次下去招生，很刺激，很辛苦，也很骄傲。”许多民校学生告诉我。在他们的描述中，我听到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名词。比如，招生首先要“布点”，选择哪些中学作为招生对象；接着，要“踩点”，瞄准重点对象，衡量可能性；其次是“蹲点”，要坚持不懈守下去；还有“探点”，学校领导会赶到招生点进行慰问，给大家鼓劲。 生源就是生命线，很多学校为争夺生源不惜抛出巨额回报作为诱饵。不少在校生因此成为经验丰富的招生人员，他们获取的回报足以支付就学的费用。据说，这个“第二职业”的利润也吸引了一些公办大学生。 招生“猫论”成为许多民校校长奉行的准则：不论黑猫、白猫，招来学生就是好猫。其间的招生策略，据说是“花招迭出”，招生代理们对里对外都讳莫如深。 曾经与一位招生策划人士探讨过民办高校的招生问题。这位资深的策划人士曾经给一些民办高校做过几次堪称经典的招生案例，因而成为不少民办高校校长办公室的座上宾。他的拿手好戏是，从市场的角度衡量该所学校具有的社会价值，从中提炼概念进行包装，从而形成富于吸引力的亮点予以推出。其中，当然少不了媒体的造势。 这套完全市场营销的运作策略让我心生疑虑：在这些“包装”、“概念”的后面，如何能保证信息的真实公开性？这种商业化的策划方式是否有损高教的公正和竞争的公平？ 这位人士却驳斥道：民办高教从一开始就降生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注定了它必须学会在市场中走路，从招生到就业，都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和洗礼。传统的公办高校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招生都有计划指标，及至形成了种种僵化的弊端。许多人只看到民办大学招生中的无序、混乱，却看不到正是这种类似“自由市场”的竞争将高教带入市场化的轨道，竞争会带来好学校的脱颖而出。这恰恰是民办高教的真正价值所在，也是它的优势体现。 值得肯定的是，招生大战中的“红与黑”乃是市场竞争中的必然产物。就像我们不会再为一两个制假窝点的曝光而惊呼一样，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终会使竞争中的种种“黑”不断还原为“红”，优胜劣汰的法则终会将一个成熟、规范的市场呈现给社会。
“40万年薪”的神话终结
2002年6月10日，对于西译学子来说，本来是一个值得兴奋和骄傲的日子。 翠华山麓，世纪楼前。由中国贸促会组织、以世界500强为主体的41家大型企业组成的“西部大开发人力资源考察团”正对大三在校学生进行现场招聘。 由于西译当年毕业的近4000名应届生早在5月底已经被600多家三资企业招聘一空，这41家企业只能预订三年级的在校本科生。 招聘台前，考官严肃、近乎挑剔的提问，学生紧张却又自信地回答。这是西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和最高规格的校园招聘会，也是对西译学子综合实力的全面大检阅。 之后，陕西几乎所有的媒体争相报道了这一新闻。《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在现场做了专访后，于6月12日头版头条以“民办高校育人有方，世界500强预订210名西译学生，一名大三女生年薪40万”为题发表了署名文章。报道形象地再现了当时招聘的场面： ……西安翻译学院这次招聘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为了考查学生的英语水平，这些久经招聘“沙场”的人力资源部门经理们要求学生用英语回答问题。西译学生流畅的英语口语和应变能力赢得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世界500强进军中国，首要的就是要寻求本土化人才。西译培养的是复合型、实用型英语人才，正好符合他们的需要。”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说，此次40多家跨国公司到西安翻译学院招聘200多名学生，看重的正是学生的综合优势。 ……今天，由于招聘企业对学生兴趣浓厚，原定两个小时的招聘会又延迟了一个小时。最后，参加应聘的1000名学生中，有210人与用人单位达成了意向。英语系本科三年级学生郝媛被中澳北京菲达||乳|制品有限公司看中，以年薪40—50万元预先录用。公司总经理陈锐光说：“录用人才我是认真的，不是作秀。聘用郝媛，看中的是她的综合素质，我相信她能为公司创造效益。” 一时间，“西译大三女生40万年薪”的神话轰动全国，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感到振奋者有之，惊叹民办大学的实力让人刮目相看；质疑、揶揄者有之，认为民校学生竟能问鼎高额年薪，看来是炒作无疑。 一石激起千层浪。媒体闻风而动。《北京青年报》率先提出质疑，继之发展到否定招聘的真实性。 6月17日，北青报发表题为“质疑大三女生年薪40万”的文章，认为此事“有炒作之嫌”。“谁都知道现在的就业市场不容乐观，大学生就业工资也在下调。一个学校何德何能，竟让这么多‘买方’独吊一棵树，甚至只能预订三年级学生，或者调高将近一倍的工资？用人单位好不容易盼来了‘买方市场’，难道真会反其道而行之？” 19日，接着发表了题为“‘大三女生年薪40万’有误”一文，披露“贸促会不承认组团”、“陈瑞光不承认招聘”、“中青报无可奉告”即“不能谈”，用“三不”全盘否定了招聘事实。 24日，发表题为“人才价格乱乱乱”的文章，写到：“此时此刻，正是招生的绝对高嘲。而作为一家民办高校，招不招得来生源，关乎生死存亡。这个节骨眼上，有学生能拿到40万年薪，还是大三学生、还是预定、还为女性，‘来吧！来我们学校会有大好的就业前途！’一个让所有人都读得懂的信息。……而且不难看出，学校与某全国性的报纸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当宣传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时，可信度就会成百倍地增长，西安翻译学院应是深谙此道者。” 这三篇报道直接将中青报的报道打为“假新闻”，把学校和公司的行为认定是“炒作”。很快，此举引发了新闻媒体和网站的追踪狂潮。一时间，新闻标题相当招眼，如“引爆”、“地震”之类的字眼频频出现在媒体版面上，有指责“40万刺激众多学子”、“40万年薪有违常规”的，也有反思“缘何40万年薪莫名惊诧？”、“民办高校何时才能迎来春天？”此外，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香港《民报》、凤凰卫视、《大公报》等皆以显要位置报道这一消息，并据此判断，中国内地人才观和用人制度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北青报的这些报道最为严重的是，贬低了一贯视诚信为生命的西译声誉，伤害了当时25000名西译学生的感情，严重地干扰了世界500强西译大预聘本可实现的意向，致使西译大三女生年薪40万及210名有预聘意向的莘莘学子的前途化为泡影，西译被迫维权。”在西译的网站上，赫然可见师生们的愤慨。 西译在起诉中称：被告《北京青年报》刊登了三篇全面否定这次招聘活动的文章，全面攻击原告的招聘是“虚假、不真实”的，对原告名誉进行了侵犯。为及时挽回损失，原告只好采取在北京及陕西媒体公开发表声明，挽回负面影响。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并令其在同等的版面位置上，为原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同时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0万元。 《北京青年报》代理人辩称，该报的报道是在行使正常的舆论监督权力，是对郝媛被预先高薪聘用的新闻真实性质疑，文章中没有使用指向西译的任何过激文字，不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害。西译提供的视听等材料也不具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要求西译向法庭提交北京菲达食品有限公司发给郝媛的受聘或预聘合同。 经过一天半的审理，法院认为，2002年6月10日，北京菲达||乳|制品公司陈瑞光与学院学生郝媛面谈后，表示公司愿以高薪招聘一名该院的学生，预计年薪在40万到50万元，此言论属于事实。被告的文章歪曲了招聘活动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对原告的评价，损害了原告在社会上的声誉，构成了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 基于以上原因，8月10日，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当庭作出了一审判决，西安翻译学院胜诉。 法院判决最主要的证据依据——西译提供的一盘录像带。录像里陈瑞光的原话是：“我受公司董事会之托，为公司物色一位亚太地区市场拓展部经理，我感觉我们的学生素质非常高，所以我会把一位同学的资料传给董事会。我想这份工作应该是会有很丰厚的年薪，大概年薪应该会是在40万至50万。” 被告认为，这个录像经过技术处理，真实性值得怀疑，不能作为证据。陈瑞光的话并不能证明中澳北京菲达||乳|制品有限公司年薪40万预聘郝媛，最关键的是不管是预聘还是正式聘用都应该以合同为依据，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有没有约束这个40万或50万的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如果没有有效的合同，任何价码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北青报方面表示：“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很意外，我们感到法律的公正和记者的尊严都受到了挑战。我们要将官司进行到底，以维护记者和新闻监督的合法权益。” 接着，北青报向西安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10月8日，西安市中级法院终审判决认定，报社作为大众传媒机构，对其刊载文章的内容应该做到客观真实。“被告已构成对原告西安翻译学院的名誉侵权，除公开赔礼道歉之外，给予原告万元经济赔偿……” 民办西安翻译学院告倒了《北京青年报》，这桩轰动全国的“西译大三女生40万年薪”名誉侵权案被《现代教育报》等诸多媒体列入中国教育2002年十件大事。 《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十多家中央新闻媒体纷纷撰文评论：“西译不为钱不图名，就是要想借这么一个案例，纠正人们对民办教育的认识偏差。” 事后，丁祖诒发表看法说，年薪40万预聘郝媛只是当时双方达成的一个意向，至于一年以后会不会变动很难说。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风波，60的预聘可以实现。可是这么一弄，预聘全黄了。对西译学子来说，损失无疑很大。 而这个神话中的女主角郝媛，毕业后受聘于浙江省政府部门。听说年薪不菲。 2003年3月，由北京83家企业组成的“西译2003年专场招聘会”又在西译召开了，对4400名应届毕业生中剩余的1200名进行招聘。结果，83家企业陆续和200名应届毕业生签定了聘用合同。 前来招聘的美国达美航空公司首席代表毕诺礼先生向记者坦言，此次积极来西译考察招聘，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的，只为了破译一个秘密，即去年世界500强西译大招聘的秘密！西译真的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西译学生真的有那么好的素质吗？ “西译学生真的很棒！”此行让他破天荒地改变了以前只面向中国“正规院校”招聘学生的做法。 看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6月20日是各高校开始招生的日子，这就使得整个事件的发生罩上了复杂的背景。是偶然事件，还是周密策划？是新闻媒体的哗众取宠，还是民校招生大战的策略？ 丁祖诒坚持认为：“在这件事上，有些媒体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是对民办大学的根本歧视，也是民办高校相互倾轧的典型个案。” 事后，法律界人士指出，在这场官司中，《北京青年报》记者邓兴军和《人民政协报》记者熊树民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没有到现场，就纷纷出笼了三篇报道。此事给新闻界也留下了思考：作为行使舆论监督权力的新闻记者，不仅需要深入、细致的采访作风，同时也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元化的视角，才能将一个合理的完整的信息结构呈现给公众。 西安的一位民办大学校长坦言：媒体在这件事上做得有点“过”了。我们希望媒体在对待民办学校的报道上应该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客观、真实、理性，过分的“追捧”和“妖魔化”都不利于民办学校的成长。时至今日，许多媒体依然对民办高校的发展抱歧视态度，这是不公平的。 中国民办高校是从披荆斩棘中走过了创业期的艰难之旅，面对快速发展的第二次创业，它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遭遇新的困境，先天的“营养不良”必然会带来后天的“生长缺陷”。是冷漠、歧视，还是呵护、包容？种种态度的取向背后，正反映了现阶段社会对于民办高教尚停留在非理性的肤浅认识上。即便在教育界，偏见和无知依然根深蒂固。也许，我们不必一味呼唤宽容和扶持，更要紧的是给予新生儿一片免于干预的自由生长空间，和客观理性的目光。
拍卖大学生？
进入2000年后，民办高教界可以说是风云激荡，波澜迭起。“40万年薪”的神话在西译刚刚破灭，“拍卖大学生”的非议就在欧亚围墙外纷起了。不约而同地，这些故事几乎都发生在硝烟弥漫的陕西西安。 市场意味着竞争，竞争意味着变数，变数意味着招数的纷纷出笼。所以时下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你想目睹民办大学的厮杀场面，就到战斗的最前线——西安来吧。这里，除了有秦始皇兵马俑沉默、古老的队阵，同时还有民办大学新鲜、活泼的“变脸”，够养眼的。 2003年3月8日上午，一场特殊的人才“拍卖”会在中国西安2003年复合型人才供需洽谈会西安欧亚学院专场展开。 “28000、……、31000、……、33000”，“33000一次，33000两次，33000三次”，“好，成交。”在一声高过一声的竞价中，终于一槌定音。 与往常人们习见的拍卖会不同的是，本次“拍卖”的是人才，确切地说，是10名优秀毕业生。竞聘底价为年薪万元，上不封顶，每个竞聘企业每次叫价标准为1000元。在会场上方，赫然悬挂着“西安欧亚学院优秀毕业生现场展示竞聘会”的横幅。 在参会企业中，美国爱得劳特国际企业集团、中国联通公司、tcl、中国铁通集团公司、香格里拉金花饭店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约占本次参会企业的％。大会重点推介的优秀毕业生有100名，他们专业成绩优秀，掌握了计算机、外语、驾驶等多方面技能，并持有多种职业资格证书。 整个竞聘过程依次分三个阶段展开。只见10名毕业生轮流走上台，面对32家手持竞聘牌的用人单位发表了演讲，对自己的学业、技能、才艺等进行介绍。接着，用人单位在规定的5到7分钟之内向应聘学生提问。最后，在主持人的组织下进行竞聘，现场气氛有序而热烈。 “我是个踏实、糊涂的女孩，所谓糊涂，就是为了工作，我会糊涂得忘了吃饭，糊涂得忘了天黑，糊涂得忘了回家。我的个性是谨慎但不乏魄力，谦虚但不乏果断……” 这段平实但透着机智的自我介绍，是一个落落大方的高个子女孩发出的。她就是计算机信息专业的侯晓宁。 侯晓宁最终以万元的年薪被陕西省境外服务中心相中。我见到她时，是在6月，她已经在该中心工作了3个月，职位是总经理秘书。 争聘中，另有史维华、彭强等七名同学分别以万元、万元、3万元、万元、万元的年薪被陕西天驹商贸、西安安泰酒店等用人单位挖走，另两名学生流拍。 “毕业生自我推销，用人单位举牌竞聘”的方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是竞价拍卖的形式更是吸引了媒体的“新闻鼻”。 第二天，西安《三秦都市报》以“陕西毕业生洽谈会出奇招优秀生被高价‘拍卖’”为题对这场竞聘会进行了报道：“西安欧亚学院对学校优秀毕业生进行现场展示‘拍卖’，首开民办高校大学生公开竞价的先例，成为本届洽谈会的一个亮点。” “拍卖”一词很快触动了方方面面的敏感神经。有媒体对这种“敢吃第一只螃蟹”的举动在客观报道时流露出赞赏： 据欧亚学院就业指导中心的耿主任介绍，在今年大学毕业生空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公开竞聘正是一次大胆而有意义的尝试，它一改传统的单向的招聘、应聘方式，而变为双向的、互动的方式，既推介了优秀毕业生，也展现了民办高校的品牌，以点带面地改善了学生的就业状况。 西安一家商贸公司一口气竞得史维华等五名毕业生。这家公司的人事部赵主任高兴地说：“学生们能够勇敢地站到台上推销自己，本身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如果学校能加强竞聘的宣传力度，可能效果还会更好。”（人民网） 很快，这条新闻迅速被新华网、新浪网等各大网站转载，舆论激起的强烈反响让欧亚措手不及。渐渐地，主流的声音以反对居多，甚至出现了十分激愤的抨击。 有人首先搬出了法律。根据我国《拍卖法》规定: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由此得出结论，“大学生既不是一种物品，又不是一种财产权利，显然不能作为‘拍卖标的’。” 一些专家发出了“危险信号”的警示：“一个职员将劳动力出卖给雇主时，是不是也必须毫无保留地将人格与权利一并出卖？这显然是个有悖于现代社会的荒唐逻辑。” 更多的人则在猜测校方的真正“图谋”：校方真正目的并不是在推销自己的“产品”，而是在炒作自己的品牌，为即将到来的招生大战增添一份“筹码”。 最典型的是网上盛传的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文章： “拍卖”大学生，有辱人格！根据《拍卖法》，拍卖是指“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由此可见，拍卖是商品交换的一种形式，所拍的应是物化的商品或财产。如此“拍卖”大学生，难道不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冒犯吗？ “拍卖”大学生，是对大学生选择权的隐性剥夺！大学生在台上“展示自己的才艺、职业技能”，而台下的单位像挑牲口一样横挑鼻子竖挑眼，大学生完全处于被“挑”的地位。在敲定命运的那一时刻，大学生恐怕连“拥有”自己的单位到底是谁都弄不清楚，更遑论主动选择这个单位了。 “拍卖”大学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大学生万般无奈之下签下的城下之盟！大学生之所以出此下策，未必不知道被“拍卖”意味着什么，但迫于当前畸形的大学生就业难，尽管也知道就业应该双向选择，却不得不任人“拍卖”。 “拍卖”大学生，给大学生和用人单位双方都埋下了隐患！大学生和用人单位形成的是劳动关系，而不是拍卖关系；应遵循的是《劳动法》，而不是《拍卖法》…… “拍卖”大学生，不利于经济建设！大学生和单位应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行事，向真正的双向选择逐步趋近，各取所需，相互匹配，这样才有利于大学生发挥作用，有利于单位发展自己。 “拍卖”大学生，亏有些人想得出！吸引眼球，也要靠正道，只有这样，吸引来的眼球才充满了尊敬、钦佩和购买欲望。但愿“拍卖”大学生，不是吸引眼球的另类作秀！（人民网） 这则为大学生叫屈鸣不平的评论，可谓有理有据，义正词严。但是参加竞聘的大学生似乎不以为然。当我向侯晓宁提及网上的评论时，这位乐观自信的姑娘却说：“我不认为这是拍卖，尽管竞聘时举了牌子叫了价。人才不是商品，是一种无形资产，当然不能拍卖，称为竞聘更合适。今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学校搞这样的活动是以少部分人的竞聘推动大部分人的就业，也给了我们一个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我很赞同学校的做法，我父母也很赞同，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新闻专业的专科生史维华，以万元的年薪在竞聘中拔得头筹。会后，她告诉记者：“这样的结果超过了我的预期。在大大小小的招聘会上，过分强调学历的现象总让我望而却步。而这样的竞聘形式给了我一个充分展示自信和能力的机会，我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岗位。” 为之喝彩的还有权威的中央媒体，3月21日《人民日报》将这种“拍卖”之举称为“大学生就业的制度创新”，并指出：人家是在拍卖“能力”而不是“人”，大学生展现的只是能力，而不是肉体，不是色相，不是身体，这与奴隶和尊严相关吗？这里“拍卖”的是有营利预期的无形“能力”而非具可消费性的“实物”。这种人才竞聘是市场经济的正常产物，而“拍卖”是实现人才竞聘相当有效的制度安排方式。与传统的招聘方式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相反，“拍卖”的有效性体现在既能够节约许多成本，竞聘形式又非常契合双方的目标预期。 但是，舆论的强烈反响引起了有关方面的警觉。不久，国家人事部流动开发司向全国发出电话通知，就规范人才招聘活动提出严格要求。通知指出，对各类人才招聘活动要严格审核，对过分强调报价，突出渲染“现场成交”，甚至以“拍卖”形式举办的人才招聘活动，要立即停止。 “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儿后怕，刚开始时很有压力，但我们始终坚持两点，一是没有炒作的意思，二是没想到以这种方式来宣传学校。我们的初衷和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学生解决就业问题，设身处地地为学生和企业牵线搭桥。”副院长袁辉祥很坦然。 欧亚一直致力于推进学生就业的制度化，近年来也取得良好的效果。企业“求贤若渴”，当然可以理解。但如何把不同的毕业生分配到不同的适合他的岗位上去？眼看一年一度的校园招聘会又到了，如何做出新意，让学生和企业都满意呢？操作起来容易，要创新却有难度。 正在大伤脑筋之时，北京的一位朋友到了。此人正是中青世纪总经理吴卫东，新闻记者出身，在宣传策划方面颇有门道。听了胡建波们的难处，吴卫东略一沉吟，道：“干脆搞个人才拍卖就完了嘛。” 拍卖？字眼挺刺激。仔细一想，又不无道理：市场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力资源的竞争。人才的市场化不能回避价格、薪金的问题，优秀毕业生是企业竞相争夺的焦点。再说，人才为什么不能拍卖？这第一只螃蟹总要有人吃呀！ 但是，拍卖的字眼毕竟太过张扬。其实，是否叫“拍卖”倒是其次，重要的是给双方提供一个交流、选择的平台。反复商量的结果，把拍卖改成“竞聘”。但在操作过程中，所有的程序是按拍卖来准备的。 “拍卖”的横幅没有挂出去，但媒体倒把这两个石破天惊的字挂到了标题上，由此引发了轩然大波。不只法学界、商界和新闻界在关注此事，一些拍卖行“灵机一动”，找上门来。身边的就有陕西拍卖行主动和欧亚联系，表示愿意代理“人才业务”；远的就有广州那边，有人创意成立“人才拍卖行”，双方进行合作。 为什么舆论哗然？因为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意味着风险和挑战，也激发人的创造力。面对现实，胡建波们开始研究：到底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侵权？他们查资料、研习法律、请教专家。这一番折腾，终于增强了信心：关于这个问题，法律还是真空。 “直到今天，国家法律和政策在很多方面都远远滞后于现实。我们认为，竞聘会的形式是在大学生就业方面给全国的普通高校探索了一条新路，事件本身有研究和探索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颁给欧亚‘创新奖’。”袁辉祥平静而充满信心地说。 “明年的竞聘会打算怎么办？”我问。 “明年我们还要办，但在实际操作中将继续完善、规范，避免引起争论，在形式上将进一步探索。以市场营销理念来指导就业，我们创新的思路永远不会变。”他信心十足。 这场风波早已平息，联想起当初弥漫于媒体、网络间激扬的道德情绪和愤怒的唾沫星子，让人不能不感叹：现在全社会都在倡扬、渴求创新精神，一旦真正面对创新的种子，我们却常常惯以貌似公允的道德姿态将新生事物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非理性让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少吗？ 我进而想到近年来民办高校屡屡爆出的“惊世新闻”，当社会过多地将苛责的闷棍抡向创业中的民办高校时，不知有没有想过，正是边缘化的弱势生存状态、市场化的开放平台造就了它们“兴风作浪”的不甘于寂寞和平庸的品格，也正是因为这种品格，铁幕一样沉重、僵化的中国教育才得以透入一丝清新、活泼的气息。请小心呵护这种稀缺、珍贵的气息吧！
新概念时代
这是个新概念层出不穷的时代。生逢“乱世”的民办大学出产的新概念尤其多，概念背后是理念的凝练，更是竞技场上的应对策略。如果你仔细琢磨这些花样翻新的概念，就会对民办大学的生存境遇萌生类似“心有戚戚”的感受，同时，对初级阶段的中国民办高教发展逐渐凸显的“问题意识”有了更深层的警觉和把握。 新概念似乎成为一所民办高校的标志性符号。尽管有时这符号言说的意义不免流于空洞、苍白，或许还有“效颦”的嫌疑，在学者眼中称之为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个独特的新概念时代之所以发生在中国民办大学领域，乃是因为其粗砺、艰难的生长过程激发了它的创新冲动，造就了它敢于呐喊、敢于鼓呼的充满活力的品格。 我注意到，在每个新概念的背后，尾随而来的是公众的讥诮、媒体的造势，以及种种不解甚至全盘否定的审视目光。正如我们已经认识到，任何新生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民办大学的出世和生长肯定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些纷纷出笼的新概念也肯定存在着甚至逻辑荒谬的错误。但是，不断纠错的过程正成就了其不断拔节的成长史。 ■创东方哈佛 这是引起整个教育界内外最有争议的“新概念”，其“始作俑者”是西安翻译学院院长丁祖诒。因一贯的张扬、高调，老丁提出的这一口号，引发的抨击之声多于赞同。但是，喧嚣的声浪过后，人们更多地保持了沉默和理解。圈内人士则认为，这是老丁一向“惊世骇俗”风格的延伸，未必没有吸引眼球的考虑。 真正引起众人沸沸扬扬的非议的是，老丁不仅公开宣称“创东方哈佛”，而且把这块巨幅标牌树到了西译校园的中心区，很有些“一不做，二不休”的味道。 “这个口号绝对不该轻易提出来的。那怎么能提呢？哈佛，那是什么教育要素呢？中国就不可能具备那些要素条件的，这要被业内人士闹笑话的！像搞大跃进。倒是像香港科大用十年时间办成了世界认可的大学，也只是认可。这个目标也许比较可行。”一位教育集团老总的评论或许能代表一部分主流意见。 但老丁不以?br/>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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