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然。他向我再三强调了“创”的含义，和西译精神。据说，2002年，丁祖诒去哈佛大学访问时，就随身携带了那本《为了中国的“哈佛”》，作为见面礼送给哈佛大学的同行。 一向敢想敢做的西方人对此作何评价呢？赞许，抑或嘲笑？我一直饶有兴趣地想着这个问题。 ■人才集市 这个概念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1995年2月，大宇学院举办了民办大学“人才集市”旗开得胜。第一届毕业生500多人由此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开创了学院人才推荐工作的新局面。这是中国民办大学首次举办的“人才集市”。 其实，该“人才集市”就是大学的校园招聘会，简称“校聘会”。后来，又有称为“人才超市”的。招生和就业是民办大学的两个“关口”，一个进口，一个出口，都关乎生存，两者相辅相成。就业率是民办高校的口碑之所在，也是大家苦下功夫的关键一着。大宇学院在此后的岁月里，在日益激烈的人才就业竞争中，历届毕业生的就业率均超过98。 每年举办“人才集市”，已经成为许多民办高校的惯例了。对于大宇来说，以前是和企业联手，现在已经上升到和一个城市合作举办了，今年和石狮市签定了就业协议，这在民办高校中则是很罕见的。双方市政府都很重视这件事。此举不但为毕业生就业开辟了路线，而且对吸纳当地的劳动力就业也带来新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西安欧亚学院以市场营销的理念来推动就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该院副院长袁辉祥认为，根据市场需求理论，出口引导入口，因此，就业应该先于招生，就业既是终点也是。从办学者来讲，招生规模、专业和课程的设置应来源于对就业市场的了解。所以，欧亚学院形成了一套从市场调查、全程化指导服务到输出就业推荐队伍的完备的就业体系。 ■i9000质量认证体系 作为一套国际上通行的质量评估体系，大家并不陌生。但是，把它用于学校的管理，则是民办高校的创新之一。1999年江西大宇学院在全国民办高校系统率先引入i9002国际质量认证管理体系，2000年10月开始启动运行。这是中国民办高校第一次运用i9000族标准推行质量管理的标志性事件。 “民办高校上了一定规模后，就必须在质量上上台阶，我们要明白的是，巨大不等于伟大。”章跃进认为，在学校管理中引入i9001质量认证体系至少有几个好处：首先，目的更明确。在一般学校，学生必须听老师的，总是讲求“师道尊严”。现在观念必须转变为为学生服务，我们的口号是“让我真诚服务，为你成功铺路”。通过这套标准的实施，让全体师生员工更明确了我们的服务宗旨。 其次，以前做事看结果，现在更重视控制过程。因为环节上正确，结果才正确。再者，职责更明确。学校管理中有许多事，涉及到多个部门，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的原则是主办的必须把事情做好，协办的要积极做好。 学校里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在学生宿舍查房时，发现有烧电炉的现象，这是不允许的。追究责任时，总务处说，这事应该归保卫处管。保卫处又说是总务处的责任，他不来管，那我怎么管？发生了扯皮。如果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在这件事上总务处是主办，保卫处是协办，因此总务处必须做好，而保卫处应积极协助做好。这样，明确了人与人、部门与部门的职责，扯皮的现象就少多了。 “我们在日常管理中倡导‘写你应做的，做你所写的，记你所做的。’实施这套标准后，员工的职责、服务观念明确了，团队精神加强了，我们不换思想就换人。” 2003年1月，大宇学院的i9000质量认证体系通过了认证，结论是“运行基本符合要求”。但总体来看，效果不太理想。原因很多，首先就是员工的观念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以前的工作方式惯性难以改变，而贯标过程中“记你所做的”要求显然有些繁琐；投入太大，光咨询、认证和培训就花了30多万，得不偿失；另外，在管理上缺乏相应的行政手段，媒体的宣传力度也不够。 据说，将这套体系运用到学校管理中的民办高校还有跃跃欲试者。大宇学院是“第一个吃螃蟹者”，此举可以说是民办高校探索学校质量管理的先声，可敬可佩。 ■订单教育 这个概念几乎是几所民办大学不约而同提出来的，很有些“百轲争流”的气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费了点心思整理了个头绪。 何为“订单教育”？学校提供众多的教育品种，每个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同时选择不同的班，接受不同的教育。这些可供选择的“教育品种”，有自考班、专升本班、技能培训班，还有直接面向企业的培训班。 订单教育顺应了市场和企业的需求，也是解决学生就业的“出口加工环节”，同时也考验了民办高校的核心竞争力，技能的独特性和用户的价值性再一次得到检验。 据说订单教育已风靡西安的民办高校，由此产生的竞争也悄悄开始。《中国青年报》的相关报道可以让我们窥见一斑： 4月30日，59名刚刚结束“订单式”教育的西安欧亚学院的学生，兴高采烈地到深圳人人乐连锁超市西安分公司正式上岗。一到公司，他们就马上进入各自的岗位，像是已经在公司工作很长时间的老员工。 这59名学生是两个月前就被人人乐公司“订购”的毕业生。“订购”时，人人乐公司和欧亚学院签订了一个协议，协议要求欧亚学院必须对这些“订购生”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岗前培训。培训内容由人人乐公司设计，主要是人人乐超市工作技能培训和企业文化教育，而培训的具体执行方则是欧亚学院。这种订购学生进行专门培训的教育，被双方称为“订单教育”。 欧亚学院在接受人人乐订单之后，首先组织全校学生供此公司“选购”。当从350多名报名者中选出65人后，欧亚学院又多了一个特殊的班——人人乐班。这个班的学生接受的是人人乐的企业文化和职业技能培训，每节课还要高喊人人乐的企业口号。 胡建波说，其实，学生既是教育品种的选购者，也是被订单选购的对象。被教育者和社会有了更多的互动，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教育的盲目性。 ■教育超市 这是西安民校中的后起之秀——思源学院制造的新概念。乍一眼看过去，真不大明白其意，经了解后方知，这是学院为了顺应人才市场的需求提出的，意即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人才，总能在思源找到最适合的。超市者，乃需求丰富，无匮乏之虞也。教育超市，体现的是思源专业设置灵活，适应人才市场的及时变化，也是为就业打出的一张牌。西安思源学院充分发挥“适应市场需要”的灵活性，适应学生的不同需要，开办各种类型的专业，构建“教育超市”。 在西安这块民办高教高地上，思源的专业特色显得十分突出，秉承西安交大的专业设置传统，以理工为特色，是西安交大教学、师资资源的自然延伸。办学的人都知道，理工科资金投入巨大，自是不敢轻易问鼎。而思源“背倚大树好乘凉”，自然让对手们又是嫉妒又是艳羡。颇为自负的丁祖诒就曾毫不掩饰地表示，西安众多的民办高校中多少都存在着些泡沫，一旦破裂，前景难说得很。但他看好思源的模式，理由很简单，思源的借贷有西安交大产业集团担保，这一点足以能保证它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教育超市”概念的提出，却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是“大杂烩”模式，反而淹没了思源的办学特色。当我向院长周延波提出此类困惑时，他显然也有同感。这个概念喊了半年后，自觉不妥，已经鸣锣收兵了。 ■合同教学法 这个名词是欧亚学院最先从国外引入的“舶来品”，与此相关的概念是“素质教育阶梯”。欧亚一直很注重学生素质教育的培养，不是流于口号，而是认真、系统地将之提升到“工程”的高度。 “素质教育阶梯”将学生入学后素质的提高分为“入学适应教育、专业达标教育、就业强化教育”三个阶段。为了配合阶梯工程的实施，他们在教学中借鉴了国外的“合同教学法”。 这种教学模式在国外主要应用于个性化教学，形式是个别教学。欧亚学院根据国情校情，把它细化为一个教师对一个班级或一个专业，也可以对个人（如对学习困难生，或有特殊潜能的学生）。合同内容包括：总目标、具体目标和实施过程。在合同的审核评定内容中包括三项标准：国际通行质量标准，国家文凭授予机构规定标准，学校“品牌特色”素质教育达标系统标准。学校根据老师实现合同目标的程度和质量，对其提供奖教金、教学和生活资助项目、事业发展机会等，做到教师高投入、高报酬、高发展；学校根据学生实现合同的程度与质量，对其提供奖学金、就业资助项目、个人发展机会等，做到学生高投入、高回报、高发展。 这种教学模式的实施，大大提高了教师的敬业精神和学生学习的责任感，特别是促使学生的学习状态有了很大转变，真正实现了由“要我学”到“我要学”，并且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高效率地掌握了一系列的学习方法。当然为了签好合同和履行合同，学校需要做大量的辅助工作。例如学生制定的个人发展规划，开始难免比较幼稚，学校不仅帮学生拟定参考提纲，而且请来教育专家和社会上一些成功人士作报告，与学生座谈，帮助学生学会规划人生。许多学生说，这是他们进入大学后，从幼稚走向成熟的第一步。 这套实施办法看来相当细致、体系化。遗憾的是，我到欧亚采访时被告知，“合同教学法”由于某种原因没能继续做下去，结局是“无疾而终”。 透过这些概念，我能感受到在热情和市场激发下的民校所具有的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正是这种意识和精神，才使民办高校成为中国高教体制改革的率先垂范者，才决定了其在中国高教大众化进程中所担当的历史使命。21世纪是中国民办高教领跑的世纪。 但同时应该看到，这些概念折射出的客观现实是：热情有余，理性不足；概念泛滥，理念缺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民办高校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对高教基本理论和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的理论储备不足，在办学思想上尚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理论危机是一切危机中最致命的地带。当理论储备长期滞后于学校规模的膨胀，民办高校必将滑向危险的边缘，泡沫的破灭和口碑的坍塌也将随之而来。 仓促上阵、高速发展中的民办高校，当慎之，更当时时觉之。
降落到
郝文斌走路的姿势带有鲜明的深圳特色：步子很快，身子保持着前倾，好像在追赶着什么，前面似乎永远有什么在诱引着他。这样的身影走在人流车流奔涌的特区街头，如此默契地应和着这座城市的节拍。 我不知道这种走路的习惯是否是他当年跑业务时留下的。谈起那段经历，郝文斌脸上就有了种欲说还休的“痛并幸福着”的表情。8年前，他怀揣着一张教师资格证和一个破落的私企老板身份，从河北老家南下一头撞进了这个喧嚣而迷人的城市。 很快，他就感到一个政治老师面对机会有限的人才市场的尴尬。没办法，他只能从永远稀缺的业务员做起：给一家公司推销纸巾。3个月后，他发现重操旧业或许是明智的选择，一家私立学校接纳了他。他一干就是3年。 现在的郝文斌是深圳市一家公立学校的政治老师兼年级组长。这是令他从前的民校同事艳羡无比的事：高薪，户口解决了，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但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民校情结”很重，他甚至想到了写书，记录那些难忘的日子，尤其是作为民校教师的光荣和梦想，“激|情和创意燃烧、撞击着我，哪怕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我也要写……” 交谈中，他几次激动地打开了笔记本，向我诵读他的激|情文字。 民校使许多优秀教师实现了他们的光荣与梦想，特别是几年间赚取了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赚到的钱。从“文革”时的“臭老九”，到八十年代的“清水衙门”，这都有历史渊源了。一位乡长对民办教师说，好好干，提拔你到供销社卖货去。这些都是电影里常常出现的情节。我1984年参加工作，当时的工资才拿38元。哪里想到现在能拿5000多元钱？八十年代，一个工人过得都比老师强，老师们吞咽着行业不平等的差距。 ……在经济发达地区，雨后春笋般的民校、私校纷纷冒出来，在以广东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继政策、资金、股票、期货和楼花的“凹地效应”之后，又迎来了一个教师的“凹地效应”，老师们也孔雀东南飞了。虽然胆怯、犹豫、迷茫、彷徨，但还是有敢为天下先的来了。从此，打工潮中又多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比工人有教养，比其他人少了些潇洒，小心翼翼，因为他们没有什么积累。也许集资的房子欠了一身的债，或者根本就没有房子，或者前面的工资还没有拿到手，于是就这样上演了一幕幕的人间悲喜剧。 他一口气念完了这段话，烟雾中的脸已经堕入了沉思。我不忍打断他。 ……为了生存而奋斗，孤独感，没有凝聚力，流动性很大。这一点和公立学校很不一样，那里很可能要呆上几年甚至一辈子，所以彼此要培养出一种信任感。其实，我挺感激这民校的，因为它是我到深圳跑业务后第一个收留我的，毕竟我的青春和汗水抛洒在那里，现在我已经调到公校了，但民校给我提供了一个台阶。当时，在那所民校，老师的职称、医疗保险等什么都没有。但听说我们走了以后，职称可以评定了。宝安区每年给民校几个名额，可以把户口迁过来，放在人才交流中心。 郝文斌刚刚从媒体上看到了一组数据：去年，深圳市民校的学生有万人。福田区去年一年的教育投入是个亿，所负担的学生也就这么多。就是说，深圳民校一年能给国家节省七八个亿。 我在民校干时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夜里睡着，睡着，突然就醒了，好像铃响了，我应该立马起来上班了。弦绷得特别紧，虽然没有搞末位淘汰制，但每年都要炒一些人。在民校，那种竞争意识非常强，常常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教师这个活儿确实需要一种放松的心态，这是个矛盾。 在那里，我把上下级关系处得还挺好。校董事会里七个董事，其中有两个老师代表，我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很紧张。校长之间也有帮派的，说不定你就把哪个校长得罪了，他就盯着炒你，你就没办法了。所以弄得每天都很紧张，在民校我觉得呆久了会折寿的！ 而且业务能力和水平在不断下降。因为这些老师都来自内地，把过去的教学经验和知识储备搬过来，到了这里以后你没有时间去学习提高，在工作很有压力的情况下，不断地往外输出东西，而没有输入东西，不进则退，久而久之，业务能力自然下降了。大家都在应付工作。至于说到搞教研，每个学校都有教研部，每个老师写多少论文，那都是装点门面。因为现在讲究“科研兴校”嘛。 特区民校接纳的孩子是个独特的群体。郝文斌将之形象地概括为：“他们把家庭当银行，把父母当提款机，把人间最温暖、最宝贵的亲情作为信用卡，去透支父母的无奈和失望，去透支自己的野性和青春。 “当时我们学校有个十四岁的孩子，竟然跑到大酒店找小姐。小姐见他那么小一个个儿，都不好意思了。你猜怎么着？他把桌子一拍：‘小怎么着？老子有钱！’就这帮孩子！” 深圳是个怪胎。传统的东西丢失了，港台的东西又学不来，中西方文化有点对接不上，在这种碰撞中孩子都迷失了。就像有句话说的，吃的是洋快餐，得的是中国胃病；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到现在我对深圳还是排斥，文化上，包括饮食。 在民校时，学校组成了一个差班，全是那些很淘气的、难管教的，让我当那个班班长，我自嘲是“烂仔班班长”。每天早晨我最怕的是校长、主任找我，说你们班哪个学生跳墙跑了，哪个学生不睡觉，跑出去过夜生活了。电视台做节目说，你和校长有个约会。我最怕那个约会，一约会我那天就惨了。假如孩子跑了，我得把孩子找回来，然后把家长找来，来解决这个事。我那一天从早晨起床到晚上，就惨了！哎呀，那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 有一次，我收两个月的生活费700多元。有个学生在初中部，他弟弟在小学部，很优秀。他却很差，差到什么程度呢？他爸爸不敢把生活费交给他，而是让他弟弟带给我。结果怎么被他知道了，他想办法从他弟弟那里把钱骗到手了。然后叫上另外两个学生，其中一个手里有一部三星手机。后来，他们跳墙跑出去了，三个人把手机卖了300元，总共一千七八百块。到第二天下午他们就把钱都花光了，花完了以后又给学校里的学生打电话，让他们送钱去。这一天我就整整找了一天，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就是没找到。后来，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就安排好了，通过接电话的学生告诉他们在哪里给钱，以此抓住他们。我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似的，预先埋伏好了，我以为安排得很到位了，没想到还是给他们发现了，结果他们还是跑了。后来才知道，他们三个人租了一间房，打游戏机打了一天，总共是两夜一天。那把我整惨了！ 每天晚上晚自习，一个星期摊上两三个晚上，早上6点钟起床，就这一天乱七八糟的事儿。班级没事儿，学校有事，你还得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自己的一大摊事儿。一天到晚弦绷得紧紧的，那种心理压力，特别痛苦。 民办学校崇尚的是“教育就是服务”，“学生就是上帝”的理念，来自公立学校的老师无疑将面临着许多磨折，尤其是精神、人格上的。 你能把上帝怎么着？你要教育这帮孩子，同时又得留住他们。这个很致命，委屈了老师。我们有个湖南来的物理老师，是当地的名师。来了以后上了第一节课，回到办公室，“啪”地一声把教案甩到桌子上，说哎呀，我怎么给这帮人上课呀？！就那种所受到的屈辱，自尊也没了，成就感也没了。那些学生问啥啥不会，毛病还特别多。我说我给你开导开导，你想想，如果没有这帮孩子，就没有咱们这个饭碗。如果想吃这碗饭，就得受这个，就把你过去在家所得到的师道尊严全部忘掉。你就是个打工的，来挣钱的，你就别谈那些成就感了，小知识分子的那些酸气赶紧拿一边去！这样才能干下去。后来他干下去了，但干得不是很好，呆了一年就走了。 帮派林立，人文环境勾心斗角，这在许多民校很普遍。领导之间、老师之间也帮派林立，弄得人与人之间什么都不敢说。在民校很少老师议论学校的事儿，从来不，不敢，不知道哪个就给我告状去了。还有，民校师资队伍不稳定。很多老师怀着一腔热血，赤膊上阵。半年、一年下来，除了多挣了几个钱外，一无所有。单位没了，房子没得分了，成就感沦落了，人际关系紧张了，人文关怀没有了，人文环境“沙化”了。他们漂泊于主流社会之外，成了名副其实的“边缘人”。这种灵的煎熬、肉的苦役，像一步机器一样在运转。说白了，就是“折寿”，这两个字最能精确的概括。尤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精神上的漂泊感无法忍受，没有归属感。这在企业界是很正常的，但老师要慢半拍，在那种旧的体制中依附时间太长了，所以就觉得格外难受。 我在民校呆了三年。深圳的贵族学校我都比较过了，都差不多，何必走来走去，因为我每走一次，就要损失几个月的工资，我犯不上啊。当时我就有一个信念，我如果要走，就到公立学校去，或者回北京，或者在深圳，我绝对不会换私校。 当时在那所民校的同事现在只剩下10，像我这样考上公立学校的只有三四个，难度太大了！大部分还是换了私校，反正此处不留人，总有留人处，总在那些私校里转来转去，总是那些人，都在深圳，都在这里游来游去。原来我就在公立学校，现在又回到公校，转了一个大圈了。 “……我收拾完办公室的东西，窗外下着淅沥的小雨，再回望一眼伴我三年的书桌，不由心生悲怆，眼里噙满了泪水……可就这样离开了。”郝文斌这时发现，和曾经相伴的民校道别竟是这样不舍。 从公办学校到公办学校，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因为有了经历，有了参照。回头再看公办学校，郝文斌叹息了一声。 现在你被解放了，没有压力了，进取心也就不行了。不像在民校，你得发奋工作，把交给你的每件事都干好，因为你得争取下一年继续用你，你不想走哇。竞争意识、深圳速度注入进去了，生存能力强了。 有时候我也想，假如有一天公校的体制被打破了，全都变成民办的了，我想我不会怕，我比他们有优势，因为我经历过了。我知道怎么面对它。
煮蛙寓言
曾虹来深圳前在西安的一家企业子弟学校当生物老师。一成不变的生活让她渴望改变，每天改完成堆的作业，夜就很深了。肿胀、发涩的眼睛看着熟睡中儿子的笑脸，她的心常常一片空茫。每月300元的工资永远追不上物价的上涨，集资的房子区区两万元都拿不出来，还有孩子的将来…… 她开始给做老师的丈夫吹风。1998年3月，两人就南下了。 那时学校已经开学。她拿着深圳市地图，到处问要不要老师。得到的回答一律是没有空缺。6月，跑到人才市场，也没有招老师的职位。无望中，她想去做期货业务，免费培训了一段时间，想到自己实在不合适，就没有了下文。 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使她格外地敏感而自尊，一点点关怀就让她铭记至深。她至今记起的是刚来广东时，陪老公去英豪学校应聘。学校免费为试教老师安排食宿，由于她是陪同家属，宿舍管理处表示安排上有困难。当时，他们就坐在人事部办公室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就见人事部长拿着话筒对宿管处那边说：“他们大老远地从内地来应聘已很不容易，单间里多住一个人，学校也损失不了什么，积点德好吗？” 这番话她至今记忆犹新。在困顿、奔波的日子里，这是她听到的最动人的语言。这种温情的关注，每每忆起便暖意萦怀。 曾虹的求职经历不啻是一段打工老师的漂流记录。因为教的是小科（生物），对老师的需求量小，使得她的求职屡屡受挫；又因为考虑到家庭因素，她的教师生涯辗转迁徙，好不容易才和丈夫落脚到一起。 如此这番的折腾，使得她对广东的民校多多少少都有了些感性的认识，从英豪、南洋英文、华美到东莞英才，以及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刚到华美时，因为工作安排，她还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老师。生活老师，就是督促学生睡觉、起床，以及日常琐事。在那段短暂的经历里，曾虹为人师道的尊严第一次受到了挑战。 有几个学生晚自习后在宿舍里玩扑克。按照学校纪律，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曾虹当场没收了扑克。 不想，一个学生向她伸出一只手，傲慢地说：“拿来！” “干什么？！”这学生的满不在乎和无礼激怒了曾虹，“校长说，绝对不许打扑克！” 这学生竟然指着她的鼻子，充满优越地“警告”她：“你知道吗？这里是高收费，你的工资还是我给的！” “把手放下去！”惊愕中的曾虹突然镇定下来，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道：“不错，这里是高收费，但我的工资不是你给的，我是凭本事在这里吃饭！” 这件事很快得到了处理。但曾虹的心却被深深刺痛了。她开始明白，选择了民校，注定就选择了磨难、竞争、压力，甚至泪水。伤害，是从前的从教生涯里从未想象到的。不是来自学校围墙外面的眼光，而是来自自己亲临教诲的学生，来自日日相对的学校领导。 后来，曾虹受聘于深圳的一家民校。她记得有一次去宝安区开会，回校后拿着会务费收据找校长签字报销。到了校长室，她先敲门，得到允许后推门进去。 “进门后，我的视线直奔校长，并没有注意到旁边的沙发上还坐着几位领导。校长问什么事，我简单说明了一下。我做梦也没想到她是这样回答我的：‘你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吗？出去！’这是我从教十几年来所受到的‘最高礼遇’！前所未有的人格侮辱！如果不是因为换一个环境，还需一段时间，我真想马上走人！我强压怒火，退了出去。” 事情还不止如此。在这所民校担任生物老师一年多，她的教学成绩得到了校方的肯定。但是在学年结束后，出人意料的，她等到的却是一纸解聘书。而事前，她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满心以为会受到续聘的曾虹，中间还因此婉拒了广州另一所民校的聘请。 “扪心自问，论教学、守纪各个方面我都是称职的，他们这样做毫无道理！早知这一步，我6月份就去另一所学校上班了。气愤之极，我去找他们理论。开始校长、书记都不肯跟我谈。我是一个认准了理、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人，走到这一步我还有什么可忍的，还有什么可怕的？！” 曾虹摆出一副不和我谈就坚决不走的架势，没办法女校长只好听她说。 “让我走的原因是什么？”曾虹单刀直入，一定要讨个说法。 “我们认为你的教学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女校长面无表情。 “哪一点达不到？你可以向我的学生了解我的教学，他们会告诉你我是不是一个称职的教师。”曾虹反诘道。 “你的生物成绩比其他科低。”女校长继续道。 “你是搞教学的，且不说各科之间有无可比性，单说生物科，高二、高三会考成绩都没出来，怎能断言比他们低？就算和历史、地理其他科比，生物成绩也是最高的。你所指成绩低又是什么？！”曾虹据理力争。 女校长哑口无言，半晌才说：“总之，我们认为你不适合这里的工作。”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通知我？”曾虹情绪激动。 校长和书记皆无言。她在校长办公室就这样站了半小时，不卑不亢，慷慨陈词，找回了做人的尊严，但不可能更改既定的事实。事后她得知，解聘原因仅仅因为前不久，她参加了福田区公立学校的招考。这种“背叛”行为让校长大为不快。 “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坚强！虽然愤怒，但并不悲伤。面对他们，我的眼中没有一滴泪，有的只是鄙视。可是从里面出来后，面对老师们关切的问候和目光，我心里涌出许多复杂的感受，眼睛不禁有些红了。说真的，即使是现在写到这里，尽管事情已过了那么久，我的心情依然很复杂，眼中依然会盈满泪水。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曾想到，也许我的情感太脆弱，我无法回忆那一幕。” 在一份关于民校教师生存状态的问卷中，曾虹难以抑制心底波澜。 学校的突然决定不啻给了曾虹当头一棒。来深圳不过一年多时间，她却几经波折，身心疲惫，时时感觉如无根的斗篷，在风雨中飘摇。本来打算和丈夫安顿后，就把儿子接来，一家人也算团聚了，可是…… 这时，各学校招聘老师工作已经结束，尤其是像生物这样的小科，想找到合适的教学岗位就更难了。曾虹望着身边匆匆忙忙的人流，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茫然和恐慌。下岗、失业的字眼，第一次让她产生难以面对的隐痛。 偏偏这时，公公、婆婆带着儿子来到了深圳。原计划是把儿子留下读书的，但她的现状显然不能支撑这局面。望着公婆疑惑、忧虑的眼神，曾虹难以启齿，打定主意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只推说学校不景气，工资发不出，打算重新找工作。 公公、婆婆看这情形，就决定带着孙子先回去。此时的曾虹看着无比依恋的儿子，真是百感交集。作为母亲，她多想孩子留在身边，但又怕丈夫不稳定，到时更麻烦，自己的工作又没着落。咬咬牙，她送走了儿子和公婆，又开始了寻找…… 一年后的曾虹坐在我面前时，显得那样从容、达观。儿子已经来深圳就学了，她和丈夫受聘于同一所民校，家终于安定下来了。但在谈谈民校种种时，仍能看见曾虹眉宇间时而沉郁时而坦然的神情。 “经过这么多年的民校生涯，我已经没有了‘煮蛙’的恐惧。”学生物的曾虹自信地调侃道，既而坦率表白：“但如果给我选择的机会，我的理想当然是深圳的公校，待遇高，又稳定，在民校人很累，薪水并不高过那些公校，更重要的是，人文环境不好……至少我认为现阶段的民校‘人治’痕迹非常重，校长一般来自公校，权力很大，原来在公校有些事只能想不能做，现在是既能想又可做。这样容易在学校内部形成帮派，而老师往往就是这种帮派斗争的牺牲品。什么时候民校的管理能够走上规范、理性的轨道，彻底摈弃那种家族式或家长式的管理方式，那就是民校走上健康良性发展之路的一天。”
“双料”老师
“你要有料！” “只要你有一点料，别人就不可能瞧不起你！” “不错，这社会到处都充满关系，但你有料就不怕！” 酒桌上，刘利勇不时发表着自己的见解，而我听得最多的字眼是“有料”。 那是一次民校老师的小型聚会，在座的都是刘利勇从前和现在的同事。大家谈得最多的是民校里的生存之道，擅长关系学的在这里依然能够如鱼得水，这自然引发出大家的许多叹息。 他们就是游走于南方诸多民校间典型的“打工老师”。最初，他们纷纷出走于家乡的公立学校，无论是出于刨食或是淘金的热望，他们就这样来了。他们当然是“有料”的，正是这样的自信支撑他们甩开了公立体系的“安全带”，涉入了现行教育体系之外的“深水区”。 “宁愿承受这里的压力、压抑，也不愿回老家！和老家相比，真是两重天啊。地方经济的凋敝，老师连工资也发不出来，一潭死水的生活……”刘利勇坚决地说。 他来自鄂西的一所公立中学，先是在汕尾的一所私立中学当老师。听说广东有个碧桂园学校很不错，他就想去试试。没想到一试就留在那儿了，他的岗位是生活老师，职责是教学生铺床叠被，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琐碎的事务让他感到失望和焦灼。 “碧桂园想用你的时候自然会用你。”一位领导告诉他。 不久，他就有了试教机会。担任生活老师期间显露出来的管理才能，受到了学校的关注，于是他有了新的岗位，做德育管理兼语文课老师。 一位副校长听完他的课后，郑重地对他说：“业务要加强，要记住，教育教学永远是老师最大的财富。”这句话令他受益匪浅。 他开始发狠地钻研初三年级的教学，从教材开始。每天工作达10个小时，因为其中的5个小时他得处理许多管理事务。晚上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成为生活的常态。碧桂园严格的管理制度和末位淘汰制，使他认识到民校生存的残酷。如果说跟公立学校相比，民办学校最堪自豪的事就是可以完全拿竞争做旗帜，那么对于任何一个有备无备闯入民校中的老师来说，最残酷的事也就是竞争机制的无情。 “哪里都有关系学，但是说到底还是靠实力说话，一句话，你得有料！”刘利勇又一次亮出他的观点。这或许是9年的民校生涯留给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利勇先后跳过四所民校。他的体会是，“有料”就有机会，“料”越多机会就越多。他从长期的教学和管理经历中总结出一套“管理论”。 “教学质量并不是你的教学水平的直接体现。” “管理出水平，管理出效益，这是企业运作中的经验，但在学校教学中一样适用。” “一切从人性出发。” 刘利勇在学生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给他的教学、管理工作铺开了一条畅途。他面对的这个学生群体被人称之为“贵族子弟”，有着天然的优越感，但对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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