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的摇晃，就像一条舢板在微微的波浪里缓缓地旋转、轻轻地起伏。有时，我身体的摆动会不由自主地剧烈，一旦失控，会像一棵砍倒的树一头横在草地上。沈善增有言在先：”如果倒下，你就安心地、放松地躺着，以便接收地气。” 早晨的草地有点潮，还有少许露水清湿的气味，好闻。我听话地躺在地上，想着”地气”，嗅着草香，倒也别有一番享受。但今天早晨，我正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这样地”享受”着，有位妇女牵着小狗向我们走来，她看我昏倒似地躺倒在地，不解地、关切地问沈善增：”需要帮助吗？”沈善增用很蹩脚的英语回答道：”no，no，气功！气功！”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差点笑出来，想干脆一骨碌爬起来，又怕突然中断练功，前功尽弃，只好继续”装死”。 闭着眼睛静静地与青草、与大地”亲密接触”，我似乎真的吮吸到了来自地层深处的气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直立行走，食五谷杂粮，我们的生存无时无刻不依赖着土地。而整个大自然的生态循环、气息循环，也是以大地为基础的，没有地气的蒸发与吸收，哪来风霜雨雪？也是大地给予的灵感，使我对”气功”有了最粗浅的理解：我们人体是天与地之间的一种媒介，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呼吸，让天地之气贯通我们的生命。 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我在开始晨练时，首先让前脚掌下那个名为”涌泉”的|岤位，紧紧地贴住地面。顾名思义，生命之”泉”，是通过我们的双脚与大地的摩擦而产生力量的。进而，我明白了”脚踏实地”对于完成气息的传导与循环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脚踏实地”对于我们的生命，有着怎样不寻常的意义啊。于是，每当我静静地站立在清晨新鲜的空气中，我觉得自己像一根导体，不仅导电导热还能导气。日月之气与大地之气，通过脚底的”涌泉”在我生命中进行了交流。这样的意念，使每次用力呼吸之后，我都能隐隐地感到，我身体内的活力在增长。 当然，去瓦尔代的路上，我总是坐在沈善增旁边，想多多地得气。尽管，这位气功大师经常是呼呼大睡。我知道，我这样说出来，我们作家协会的同事们会嘲笑我。但得病以来，所有的医生都嘱咐我：”练练气功、打打拳。”我相信，这样的嘱咐是金玉良言。气功确是我们祖国医学的珍贵遗产，是”保精、练气、调神”的养生之法，是一门探索和研究生命科学的新学科。至少，我抱病来俄罗斯，有沈善增的气功帮忙，再加上我自己不断地用力呼吸，俄罗斯的旅程我会平安无事的。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2002年5月12日&ot;嫁&…
去瓦尔代，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名叫瓦西里。一听到这个名字，我们两位女士异口同声地欢呼起来：”啊，瓦西里！”当我们还是天真烂漫的少女的时候，我们就通过瓦西里这个可爱的名字，认识了俄罗斯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敦实、那么忠诚、那么有趣。在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中，瓦西里的形象给人留下的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胜过了列宁。后者毕竟是领袖，再怎么平易近人，都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距离。任何人、任何事，一旦有距离，就不那么真切了。说得再彻底一些，我们几个女同学，曾在私底下议论过一个很秘密的话题：”列宁和瓦西里，你更喜欢谁？”我们很一致地回答：”当然是瓦西里。”那时候的我们，谁敢用”嫁”这个词？其实，说”喜欢”就有”嫁”的意思了。 而司机瓦西里，只是中等个子，长得有点像俄罗斯总统普京，性格好像也类似，面无表情、不苟言笑。当阿列格把我们对”瓦西里”特殊的感情解释给这位瓦西里听时，又玩笑地告诉他：”中国妇女都愿意嫁给'瓦西里'。”阿列格的趣言并没有打动这位”瓦西里同志”，他只是点点头，仍然沉默。瓦西里的沉默，让我感觉到的不仅是性格，也许还有生活的窘迫。我的感觉，不久便得到证实。车开到诺夫格尔德，阿列格邀瓦西里和我们一起去玩，瓦西里说，他的鞋坏了，他要想办法借工具，自己动手修。我不好意思明目张胆地看他脚上的鞋，但我看得出，瓦西里的神情是沮丧的。后来，阿列格悄悄告诉我们，就为了这次出差，给中国作家开车，瓦西里才买了双新鞋，是中国货，结果，却是伪劣产品，没穿两天就坏了。真的，我心里有种无地自容的难过，好像是我坑了瓦西里。在经过一家大卖场时，看到阿列格在鞋铺前专心地挑选着，我立刻走过去，只听阿列格连连地叫着：”瓦西里，瓦西里”，我明白，他要给瓦西里重新买双鞋。而大卖场扔了一地的鞋子，好像也都是便宜货。阿列格比划着，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会挑，在这样的大卖场里是能买到好货的。 瓦西里的”鞋子事件”以及大卖场一地的便宜货，使我感受到俄罗斯人的现实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差。在莫斯科、在诺夫格尔德的大街上，我仔细观察过行人的穿着打扮，比较朴素，衣服的面料、质地，大都是我们在八十年代时兴过的化纤，很少华贵的、高级的。我也听说，中国的伪劣产品，在俄罗斯大有市场，就因为便宜。 离开诺夫格尔德已经是下午三点，到瓦尔代还有三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都累了，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只有瓦西里是不能累、也不能瞌睡的。其实，我们这一车人，最辛苦的是瓦西里，他从瓦尔代出发来莫斯科接我们，已经整整一夜没合眼了。而坐在瓦西里边上的阿列格倒是精力过人，仍精神焕发，他翻开一本俄罗斯作协的文学期刊，开始念小说，小说的题目是《瑞典的草与瓦尔代的马》。一开始，郑教授给我们翻译，我们还听得津津有味，渐渐的，沈善增第一个呼噜起来，接着，我也觉得迷糊了，渐渐的，郑教授的口齿也不利索了。等我一个瞌睡醒来，只见我们代表团的人个个都进入了梦乡，就剩下念小说的阿列格还在起劲地读，绘声绘色，惟一的听众却是瓦西里。我欠起身，发现听着小说的瓦西里，像换了一个人，脸上有了生动的表情，还不时哈哈地笑出声来了。我的睡意被瓦西里的笑声和阿列格深情的朗读声完全打消了，也认真地听起来，尽管，没有郑教授翻译，我根本听不懂，但我只想加入这难得一见的画面。无论怎么说，阿列格是俄罗斯作家协会的作家、干部，有相当级别，瓦西里只是一个在小镇歌舞团开车的司机，坐车的给开车的读小说，这样的情景，在我生活的环境里，我没有看到过，而且，根本看不到。 默默地、感慨地听着阿列格抑扬顿挫的朗读声和瓦西里会心的笑声，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瓦西里在电影《列宁在十月》里安慰妻子时那句脍炙人口、颇有意味的台词： ”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我相信，即使没有牛奶，没有面包，瓦西里的妻子也是幸福的。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无论一个家庭还是一个民族，最后的胜利将是精神的胜利，是浪漫与理想的胜利。我也祝福身边这个沉默多于笑声的瓦西里。
2002年5月12日寻找娜塔莎
每到一个国家，我总会格外地留心那里的妇女，希望了解她们形形色色的生活现状，以观照自己。而到了俄罗斯，这愿望显然更强烈。在我心目中，俄罗斯妇女是可亲、可近、可敬的，我甚至觉得，我的性格，以及我对命运的态度，是接受了俄罗斯文学中那些妇女形象的影响。所以，从飞机降落到莫斯科机场的那一刻起，我的视线便同一架自动相机，情不自禁地摄下了一个个”娜塔莎”。 ”娜塔莎”是俄罗斯女性最典型的名字，是一种具有代表意味的统称。在大街上阿列格只要一看到漂亮姑娘，就会高兴地向我们招呼：”娜塔莎，娜塔莎！”他由衷的高兴，除了爱美之心，还有自豪。俄罗斯漂亮女孩之多，真可以说”满目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辽阔丰饶的俄罗斯大地，孕育了优美、优雅的俄罗斯女人。 我对”美丽”、”漂亮”的惊叹，像流星，一闪而过，倒是一些外貌说不上”漂亮”、”美丽”并已人到中年的俄罗斯妇女却让我过目不忘。 一坐上俄航班机，我就发现，来回忙碌的”空中小姐”，都是有一把年纪的”空中大嫂”和”空中大妈”，没有青春的姿色，没有苗条的体态，但是，她们为你服务时的那种慈祥、从容、饱满、自重，让人感到无可挑剔的舒适、亲切，并让你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这和空中小姐给你赏心悦目的满足，是两种不同的享受。到达俄罗斯以后，很多场合，我又不时地能看到这种”慈祥、从容、饱满、自重”的神情。在莫斯科，在诺夫格尔德，为我们做导游、做讲解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中年妇女，她们热情敬业，有渊博的专业知识，讲解深入浅出、简约生动，从迎接到欢送，她们的谈吐举止有礼有节、不卑不亢，这样的恰到好处，是一种完美与成熟，是炉火纯青。我想，这就是中年的优势。而这些俄罗斯中年妇女的眼神告诉我，她们正是明白自己的优势所在，才这样地自重与自信。同时，我也了解到，在这些工作岗位上的俄罗斯妇女，收入相当微薄，每月的工资有的只能拿到相当于五十美元的卢布。可敬的是，她们在工作时那种昂扬的精神面貌，丝毫看不出工资低下、生活拮据的困境。 到瓦尔代的当天晚上，瓦尔代图书馆馆长为我们设便宴，馆长是位女性，五十多岁，风韵犹存。为活跃气氛，女馆长又邀来歌舞团团长和一位女演员陪同。歌舞团团长的名字就叫娜塔莎。娜塔沙和女演员是演出结束后，卸了装匆匆赶来的，她们已工作了一下午，又跳又唱的，却精神依旧。娜塔莎不年轻了，脸红扑扑的，体形已发福，圆滚滚的身体，敦敦实实的，像个刚从田里收工的农妇，走在大街上，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她是个歌舞演员，还是歌舞团团长。吃饭时，娜塔莎和那位女演员欣然地为我们演唱俄罗斯民歌，还边唱边跳，这时的娜塔莎，像一团火，两只发光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浑身洋溢着感人的热情。我们顿时被她们的欢快感染了，也忍不住手舞足蹈。但在饭后交谈时，我们才知道，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上，自负盈亏地要养活一个歌舞团，落在娜塔莎肩上的是一副沉重的担子，就在我们来瓦尔带的前一天，歌舞团的房子不慎着火，简直是雪上加霜。可是，看那个用火一样的激|情跳着、唱着的娜塔莎，我看到的是”冬天里的一把火”。 第二天，娜塔莎又来陪我们一起野餐。在湖边，娜塔莎熟练地架起篝火，为我们煮了一大锅鲜美的鱼汤，她一会添柴、一会儿下鱼，手脚麻利，可以想象，在家庭里，娜塔莎是个称职的主妇。不出所料，娜塔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十几岁了。要维持一个团体的生计，还要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我想，娜塔莎如果不是敦敦实实、不是热情如火，怎么能肩负起这样的”两座大山”呢？！ 野餐一直到深夜。我袖手旁观、白吃白喝的，仍觉得力不可支，先走一步了。但回到阿列格的小木屋，我却睡不着。我记得，瓦西里的面包车开进瓦尔代时，我眼前曾闪过一幢烧焦的房子，没想到那就是歌舞团的住所。我替娜塔莎犯愁了，她们的演出费低得可怜，她从哪里搞钱修房子？但我马上嘲笑自己：何必杞人忧天呢，娜塔莎不是还在湖边洗桑那、喝伏特加，她和朋友们还在尽兴地玩，她们会一直玩到凌晨。 我不得不佩服娜塔莎的开朗豁达。不管社会处境的变化怎么困惑，不管现实生活的遭遇怎样困难，娜塔莎不放弃火一样的热情，不停止欢乐地歌唱，不压抑尽情享受生活的兴趣。娜塔莎的坚定、乐观和浪漫，使我看到了俄罗斯民族轻易不变的传统和气质，这同地壳深处的岩浆，是外部世界的任何变故都触动不了的。 ”娜塔莎--娜塔莎！”再听到阿列格搜寻到漂亮姑娘时的欢叫，我也会感慨地跟着欢叫起来：”娜塔莎--娜塔莎！”
2002年5月13日阿列格的小木屋
访问俄罗斯，有一项很吸引我的活动，就是去瓦尔代阿列格的小木屋住两天，这是个很有意思、很有创意的安排。瓦尔代是一片广大的自然景区，有三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淡水湖，星罗棋布。而绵延的树林，像绿色的绸带，把翡翠般的湖泊串连了起来。点缀在林间与湖畔的是一幢幢质朴的小木屋，错落有致，并存着人间与童话的气息。 只是，我对瓦尔代完全是陌生的。别说我，过去，很多俄罗斯人都未必知道瓦尔代，俄罗斯实在太大，优美的风景实在太多。这两年，瓦尔代突然声名鹊起，因为普京总统喜欢来瓦尔代休息、度假，据说，2001年，普京先后七次飞来瓦尔代。普京的赏识，再加上普京的个人魅力，使瓦尔代锦上添花。 可见，阿列格是有眼光的，他花两千美元买下的两栋小木屋，马上升值。我们玩笑地对阿列格说：”你卖一套给上海作协当'创作之家'，我们就可以像普京那样经常来瓦尔代休息、度假了。”阿列格很得意，耸耸肩，他说，他的小木屋现在几乎就是俄罗斯作协的”创作之家”，他已经多次把一些作家请来瓦尔代聚会，凡是来过瓦尔代的作家，都把瓦尔代写进了他们的作品中。 我想，我对瓦尔代的兴趣，是因为能够住进童话似的小木屋。从莫斯科出发，沿途到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小木屋，房顶、墙壁、台阶都是木板的，简易、轻巧，远远看过去，像用积木搭的，拙朴、稚气、可爱--这就是俄罗斯乡村最典型的住宅风格。也许，是我心里的”童话情结”，使我对这样的小木屋情有独钟。郑教授向我们介绍说，在俄罗斯，很多城里人在近郊或远郊都有这样的小木屋，这是他们的别墅，周末，他们一般都会开车来小木屋，一方面为休息，一方面要种地，他们平时吃的土豆、洋葱，大都是自己种的，到秋天，把收获的果实一车车的拉回城里，储藏着以备过冬，这是一种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也是解决经济紧张的一个方法。俄罗斯普通的市民和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确实很俭朴，每天吃的就是土豆色拉、牛奶面包，千篇一律，他们认为，这就可以了，有营养，也能填饱肚子。（我想到我们丰富的”食文化”，我们饭店里人满为患的火爆场面，我们请一次客总得七菜八碟地摆宴席……相比之下，我们确实富起来了，但我们浪费了多多少少？） 阿列格带我们来他的小木屋作客，也顺便捎带着一筐土豆种，趁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兴致勃勃地扛着铁锹、铁铲到前院刨地去了。郑教授自愿去帮忙。我惭愧身体欠佳无力可助，但我还是好奇地跟上，看他们干活。我佩服阿列格无穷的精力，他要陪我们参观，安排我们游览，给我们买菜做饭，有那么一点点空余时间，他竟然还要见缝插针、不知劳累地种土豆。我知道，在俄罗斯作协的同事们当中，阿列格的家境还算不错的，他妻子是个出色的网球教练，她和姐妹合作办起了网球学校，还培养过世界冠军，收入比较高。即使这样，阿列格仍勤俭持家，不辞辛苦地把土豆种到几百里以外的瓦尔代。除了种土豆，阿列格还买了花籽、花秧，沿着篱笆，栽的栽、撒的撒，他说，他下次再来瓦尔代时，希望这些花儿盛开着迎接他。有一种花叫”满天星”，阿列格指着我说：”我们给她改个名，就叫她'星儿花'！”郑教授补充翻译道：阿列格看我不顾身体虚弱，始终陪着他们栽花、种土豆，夸我顽强，所以，用花命名表示赞赏。 来莫斯科，来瓦尔代，我想，我必须顽强、必须全力以赴，我不愿错失任何一点新鲜的触动与感受。此刻，我蹲在地边，看着小木屋飘起袅袅炊烟，看着阿列格脚蹬高筒胶鞋，奋力刨地，我疑惑地问自己：这样一个俄罗斯的高级知识分子、国家公务员却来瓦尔代买木屋、种土豆，是因为富还是穷？也许，这与”富”或”穷”都没关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而阿列格别墅式的小木屋的简易，也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屋里除了有电灯、有一个煤气罐，其他的一切，和十八、十九世纪旧俄的、原始的乡村木屋没任何区别，长条的桌子、凳子以及用厕的茅坑，都是用粗糙的原木板钉成的。郑教授说，他们的别墅和我们的别墅，完全是两种概念，在我们那儿，住别墅的一定是有钱人，别墅里面的装修肯定金碧辉煌。 我在阿列格的小木屋和种上土豆的院子里拍了很多照片，我相信，这些画面是隽永的，富起来的俄罗斯，一定还会保留这些小木屋。
2002年5月14日净身与净心
在瓦尔代的两天，我们过着一种充满俄罗斯乡村气息的生活。在阿列格的院子里帮他种好土豆，他便安排我们到湖边的桑那房里洗桑那浴。 桑那，虽起源于芬兰，但也是俄罗斯乡村的一种风俗，尤其在瓦尔代，几乎家家都在湖边有一座自己的桑那房，特别在寒冬腊月，外面冰天雪地，他们在热气腾腾的桑那房里把自己蒸得浑身冒汗，还要用一种树条把身体抽打得通红通红，然后，冲到雪地里打滚，或跳进冰河扑腾一番。可以想象，有着这样强烈、这样刺激的生活习性的民族，他们的性情，也一定是热辣辣的。 我多想体验这样的强烈与刺激啊。遗憾的是，大病初愈，我的身体经不住强烈与刺激，但入乡随俗，我坚持进桑那房热热身，用温水把自己从头到脚淋一淋。从莫斯科来瓦尔代，坐了一天的车，风尘仆仆，可阿列格的小木屋里没有自来水，喝的、用的都是湖水，得拿塑料桶一桶桶地去湖里提，颇为原始。昨天，我们只能将就地擦把脸、洗个脚，就等着今天的洗桑那了。 这些年，在我们国内一些宾馆和健身房里虽然也有了桑那房，但那样的桑那，是舶来品，仅有洗澡的功能，毫无文化含义。而在瓦尔代，阿列格和他邻居们的那些桑那房，盖在湖边与林间，是一幢幢独立的小木屋，是这些人家的延伸，是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阿列格是瓦尔代的新居民，所以，他的桑那房也是崭新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板子尚有木质的香气隐隐溢出。桑那房很大，有里外两间，里间有烧柴的大火炉，有盛水的大木桶，还有木勺、木凳，外间是休息室，有木头的小床和桌子，睡觉、吃饭都方便。我们洗了澡，阿列格他们就把用篝火煮熟的鱼汤端进桑那房，让我们在外间边吃边聊。用洋葱土豆炖的鱼汤鲜浓鲜浓的。洋葱土豆是他们自己种的，鱼也是瓦尔代湖里的，不仅没有一点污染，而且，在篝火上炖鱼，颇有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的生活气息。 我一口气吃了两条鱼，喝了三碗汤。这是我的胃被切除以来，第一次放任地吃东西。想到这是用篝火熬成的鱼汤，鱼和水又都是瓦尔代湖里的，那是最活跃、最清洁的东西，我受损的生命太需要”清洁”与”活跃”的滋养了。再说，这种机会，这辈子大概只此一回了。 身上洗得干干净净，肚子里又装进一尘不染的鱼汤，我只觉得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清清亮亮的，身体像玻璃，心也透明了。吃饱喝足，我们去湖边散步。一弯月牙，晶莹的，仿佛用云母片镂成，嵌在晴朗的夜空中，夜色中的湖水，借着依稀的月光，淡淡地映出湖边小树丛参差的倒影。无论仰面看月还是低头看湖，我都有一种恍惚之感，仿佛远离尘世，人在仙境。我沉醉在恍惚中了。突然，走在我前面的沈善增亮开大嗓门，开怀地唱起了调门很高的京剧《沙家浜》。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白，稻谷香……” 在瓦尔代唱京戏，有点亲切又有点奇怪，但我不由地拔开嗓子，努力跟上沈善增的调门，也唱了起来。手术后，明显气短，我好像还没力气大声地说过话，哪有劲道唱歌呢？可在瓦尔代湖光月色的激发下，我放声地唱出了高音，并随着歌声，从丹田舒出了长长的一口气。就是这长长的一口气，突然使我感觉到，一股始终悬在体内的气流畅通了，从头到脚，从脚到头，仿佛还接通了天和地，头皮和脚底都麻酥酥的，舒服极了。我知道，被堵塞的生命之气终于接通了，在俄罗斯、在瓦尔代、在这片神往的、广袤的大地上。 沈善增唱得如醉如痴。我也是。我们都陶醉了。
2002年5月15日彼得堡的伤感
俄罗斯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彼得堡--这是个让人怦然心动的地方--有贯穿这个城市的涅瓦河，还有珍藏着这个城市辉煌历史的冬宫。 到彼得堡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坐上游船，沿涅瓦河支流喷泉河绕过了整个彼得堡城。涅瓦河是彼得堡的血脉，而横跨涅瓦河的一千多座大大小小的木桥、铁桥，又似排列有序的骨架，支撑着彼得堡那一幢幢用巨石筑垒的古老、雄伟的建筑。在彼得堡，几乎不见一幢现代的、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也不见一座高速的高架与立交，你感受不到新兴的、世纪之交的气息。虽然，一个世纪过去了，两个世纪过去了，这些目击着岁月流逝、见证着时代变迁却岿然不动、依然如故的楼群，如同默默的山峦。而这些山石般厚重的建筑，历尽数百年风霜雨雪，经久失修，到处可见沧桑的陈迹，于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是凝固的，你会感到，从任何一扇斑驳的大门里好像都会走出那个裙裾曳地、最后卧轨离世的安娜。我想，安娜优雅的姿态、如火如荼的内心与这些坚如磐石的建筑，既是对立的，却又是那样地契合，就是这种又对立又契合的困惑与忧伤，构成了安娜的悲剧。 可来到今天的彼得堡，时时处处我仍能感受到安娜式的忧伤和困惑。虽说，我接触的彼得堡太有限了，只是和一些作家座谈或共进午餐。我知道，是这些作家忧伤和困惑的眼光，感染了我，影响了我。 和彼得堡作家们粗浅地座谈或交谈，我们了解到，整个俄罗斯作家都在陆续分化，一些倾向于西化的作家，从思想观念到写作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保守”的作家，就像彼得堡这些陈旧却坚实的老建筑，想固守一些不愿改变的、俄罗斯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固守”无疑是悲壮的、困难的，”固守”的结果，只能是受穷、受冷落。我们在彼得堡收到一些作家的赠书，他们说，出版这些书，他们基本拿不到稿费。年青的女诗人列娜给我的一本童话诗，就是自费出版的，尽管，她已经很出名了。列娜告诉我，她的工作是律师，她只能用工作挣来的钱给自己出书，但在俄罗斯，当律师也不是个很能挣钱的职业，她又主办民事案，所得有限，她独自还要抚养女儿。我不便打听她的个人生活，但我还是问她：”为什么不利用职业之便，写一些与案子有关的通俗作品？”也许，这样的作品不用自费出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她热爱诗歌。我哑口，我惭愧。列娜忧伤和困惑的眼光，分明还透着一种轻易不减的沉着与从容。 这样的忧伤、困惑和这样的沉着、从容，矛盾却又统一地合成一种氛围，如同空气笼罩着彼得堡，只要你用心体会，随时都能感受这种气氛的存在。在彼得堡大学的”汉语中心”有个小型见面会，在一间不大的教室里，会场的布置有礼仪又简朴，只是拼拢课桌，但还是讲究地摆上几盘饼干。彼得堡大学来了两三位教汉语的教师和五六个学中文的学生，这是来俄罗斯后第一次不用翻译的活动，但要求我们说话尽量放慢语速。主持会议的是一位中年教师，他主要讲了”汉语中心”目前的困难，他们是在无资金的情况下维持着”汉语中心”的研究科目。郑教授在发言中介绍说，上海的”俄语研究中心”和彼得堡的”汉语研究中心”是中俄教育部一项重点的交流项目，合同有约，双方政府每年投资200万，我们教育部承诺的资金，按时到位，可彼得堡的”汉语中心”没拿到一分钱，因为财政紧缺，国家无力支付。那位教师倾诉了困难，可他的结束语仍然是那样的沉着与从容：”我们只有想方设法。我们会坚持的！”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那位俄罗斯教师，心里充满感慨和尊敬。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大学生，交谈时，她小声对我说，她研究沈从文先生的作品，她曾向几个中国留学生提起沈从文，他们都不知道沈从文是谁，她疑惑地问我：”沈从文在中国不是很有名、不是一位很重要的作家么？”我马上鼓励她：”你不要有任何疑虑，你要坚持自己的选择，沈从文先生是一位很有研究价值的作家！”可当我脱口说出”坚持”两字时，我突然觉得，”坚持”两字犹如两块结结实实的砖，猛地压迫我的心。面对没有分文经费的困难，却要坚持治学，研究的是一些中国人都不甚了解、不感兴趣的中国文学、中国作家，说真的，我已掂量不出，这”坚持”两字究竟含有多么沉重的分量。 轮到我发言了，我却不知从何说起，太多的感触好像突然烟消云散，沉淀在心里的，只有一种感觉：伤感。我如实表达，只说了两句话：”来到向往已久的俄罗斯、彼得堡，我好像只有一种心情：伤感，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伤感是因为变还是因为不变。”彼得堡大学的那位教师很欣赏我的话，认为我的发言充满诗意，很了不起，他说，他没想到中国作家能有这样的体验和理解。我想，中国和俄罗斯有过太多相近的东西。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曾经也有很多的伤感，即使是今天，我们已渐渐适应了很多的改变，但有些时候，我们仍不免伤感，为变与不变。 离开彼得堡又是傍晚，天空飘起一阵小雨，空气湿漉漉的，大片颇有气势的灰色云团堆砌在天边，远看，仿佛海市蜃楼把彼得堡那些宏伟建筑的奇观显示在天空。我们的车再一次绕过涅瓦河，在乌云的映照下，涅瓦河也是一片深灰。不知为什么，我喜欢傍晚将暗不暗的灰色，会有很多沉静的遐想，不很乐观，也不悲观，而是带着一点伤感的思考，还有一点苍凉的启示。 在彼得堡两天所收获的，好像就是这样的一点伤感和这样一点苍凉了。
2002年5月19日有惊无险的返航
今天要离开莫斯科，起飞时间又是傍晚。 每到黄昏时刻，我总会莫名地惆怅起来。而在莫斯科机场等待离开的这个黄昏，惆怅的心情像鼓满的风帆，带动了所有的情绪，毕竟，这样的离开，意味着永别，我知道，不会有机会再来俄罗斯、再来莫斯科了。所以，今天我起得特别早，又约沈善增一起去莫斯科大学附近的树林和草地呼吸、踏青。十天来，我在俄罗斯一天比一天健康，俄罗斯的气息好像真是神奇的，同行的伙伴们都惊喜不已，为我能以这样良好的状态、这样饱满的情绪和他们一起顺利完成十天的出访。我们的褚团长每次向上海的作协领导挂长途、报平安时，他的第一句台词是不变的：”星儿很好啊，放心吧！” 尽量不给人添麻烦是我做人的宗旨。尤其这次出访，我是在第二次化疗后的二十天上路的，要经受马不停蹄的长途跋涉，吃饭睡觉都无规律，好人都会觉得疲劳、困顿，何况我呢？我几乎天天在心里祈祷：”千万千万要争气，千万千万不能出问题。”我一再鼓励自己：”你行，一定行！”当然，出点小问题、小毛病在所难免，大前天，在彼得堡一家中餐馆吃炒面、吃番茄蛋汤，这是我们来俄罗斯一周的第一顿中餐，还是简便得不能再简便的炒面、蛋汤，但炒面蛋汤的亲切与入味，使得处处当心的我，有点忘乎所以了，竟然也狼吞虎咽起来，几大口面下肚，我才猛然感到没经细细咀嚼的面条堵在胸口，喘不过气来了，我立刻站起来，在饭店门外的小路上来回踱步，不停地按摩腹部，可油腻的面条仿佛黏住了食道与胃壁，怎么弄，那几大口面条就是不上不下地鲠着，影响了呼吸的畅通。尽管，沈善增马上给我捶背、发气功，还是无济于事。回到宾馆，洗个澡，稍稍好一些，只是一躺下，仍然胸闷，不能呼吸，我只得推开所有的窗户，让室外清新的空气充分地涌进来，然后，一边在床前走来走去，一边用两只手交替着按摩胸口，不断地做深呼吸。就这样，足足折腾了三个多小时。说实话，在这三个小时里，我是害怕的，我担心一口气上不来，一命呜呼，也担心让这几口面条兴师动众地把我送进医院，就此留下话柄，让支持我来俄罗斯访问的领导、朋友作难。幸好，用力呼吸的力量最终还是感化了那几口面条，凌晨两点多，终于能躺下睡觉了，但我仍然不关窗，让俄罗斯的气息助眠。我心里明白，正是这始终令人兴奋的气息，使我超越疾病，战胜困难，使生命出现奇迹。 显然，俄罗斯之行对于我的意义，不仅仅是梦想与夙愿的实现。因此，离别之惆怅便情有可原。也许，为增加”惆怅”的戏剧性，就在我们即将离开的前夕，冥冥中却发生了一连串惊心的意外事件：在彼得堡返回莫斯科的火车上，乘我们熟睡的时候，一个年轻力壮的小偷，居然拉开我们卧铺车厢的门，顺手牵羊地拎起我放在床后的挎包，可以说，真是上天的意旨，使睡在上铺的李处长，就在小偷拎起我挎包的一刹那，突然睁开眼睛，脱口大叫：”你，你！”小偷闻声，才放下挎包，从容地溜出门。我一骨碌醒来，心怦怦乱跳，我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放在这只挎包里，其中，钱是最无所谓的，关键是护照和返程的机票，一旦失窃，不堪设想。一场虚惊，让人想想就后怕。这是事故之一。接着，在去机场赶航班的路上，阿列格借来的面包车突然漏水，中途趴下了，如果找地方修车，非误了班机不可。幸亏，郑教授的朋友来送行，他好像有预感似的，开来使馆的一辆小面包，我们才得以脱险，急忙转移阵地，物摞物、人叠人地塞进面包车，紧巴巴地赶到机场。而在惊险与紧张中，谁也顾不得”惆怅”了，手忙脚乱地托运行李、办登机手续。但是，在绿色通道口和阿列格拥抱、道别时，我看到阿列格的眼圈红了……好不容易登机完毕，满以为总算消停，可以松口气，安心地等着起飞了。哪想到，过了起飞时间，飞机却迟迟不动，广播里只说有小故障待排除，让大家耐心等待，结果，左等右等，等到的消息是，让大家下飞机去候机厅接着等。在候机厅一等就是四小时。那是难熬的四个小时，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干脆在楼梯旁席地而坐，惟一对自己的安慰是：故障还好发现在起飞前。 返航所经历的一连串事故虽然都是有惊无险，却也惊得不轻，使俄罗斯之行的结束，有一个不平凡的尾声。当再一次登上飞机，当飞机总算轰然地冲向夜空，我深深地看着什么也看不见的舷窗，心里在默默地对自己说：你的经历常常是有惊无险，而且，常常是”惊得不轻”，包括这次得病。我想，只要无险，怎么”惊”我都能承受。而生命中又增加了十天的”俄罗斯气息”，我相信，我生命的承受力也会更加惊人的。
2002年5月22日从天而降
在俄罗斯的最后时刻尽管几经挫折，但还是顺利返回。从万米的高空降落到地上，我简直像个凯旋的女英雄，迎候在机场的作协办公室主任和外办主任握紧我的手，连连祝贺：”听说，你在俄罗斯身体很好，全机关的人都为你高兴！”等在家里的儿子写了”欢迎妈妈回家”的大标语，铺排在房门口的地板上，一开门就让我惊喜、让我欣慰。儿子表达感情的方式总是很艺术、很特别，为了让我能在俄罗斯的旅行途中喝上温开水，他给我买了一只保温杯，并加工一番，在杯子上画了大大小小的一群牛（我属牛），还在杯口写了一圈英语。他的原意是：不要老是想着自己是母亲。我理解，儿子希望我活出自己。 在俄罗斯整整十天，我做到了完完全全的一个自己。 刚进家门，安忆打进第一个电话，她的语气兴奋：”我打过两次电话了，后来听说你们飞机晚点。怎么样，累不累？” ”不累，感觉很好，我身体挺争气的。”我回答自豪。 ”休息两天，你要去医院做检查了。”安忆接着提醒道。我们还?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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