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约定，我出去看病那天，通知小鹰一起碰个头、见见面。 安忆一提到”看病”，我的心突然忽悠一下，好像这才真正的从天而降。在俄罗斯我完全忘记了”看病”的事，或者说，我坚持要去俄罗斯就是为了”忘记看病”，”躲避看病”。需要说明的是，所指的”看病”，就是迫在眼前的第三次化疗。为出访俄罗斯，我和医院商定，第二次化疗与第三次化疗的间隔时间适当延长。但临行前，我和主治医生通电话，他严肃地指出：”以后几次化疗必须按时进行。”如果遵照医嘱的”按时”，我得尽量忘掉俄罗斯，尽快回到”病人”的状态中，马上投入”看病”这件事。 在家休息一天，电话铃接连不断，我也不断地向亲人和朋友们宣讲、汇报我在俄罗斯种种健康的表现，声调飞扬，掩饰不住却也故意地想多多地流露些得意的情绪。一天汇报下来，其实很累，但我不承认累。我明白，我一味地”流露得意”，是一种下意识的表现，就想证明自己，是可以不必急于去”看病”的；我知道，我的”声调飞扬”，有点虚张声势，是在极力地鼓动自己、夸张自己，以便扩大正在形成的”不去化疗”的想法。其实，在俄罗斯的最后两天，这种想法已像风起云涌，渐渐在我心里形成”气候”。而实践已证明，大病中的我能够完成长途跋涉的旅行，这使我大为鼓舞，并有所顿悟：对待疾病，除了药物，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治疗方法，那就是精神治疗。当然，精神治疗主要靠自己，靠自身的智慧、觉悟和信心，这对心理素质，是一次考验。我了解自己，我相信自己，我没别的能耐，就是经得住考验。 当然，把一种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病交给自己对付，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毕竟性命交关。一旦把”不再化疗”的想法变成决定，这”决定”举足轻重，是万万错不得的呀！所以，当家人、朋友催我抓紧看病时，我总是先支支吾吾地答应着。可以想象，只要我把”不做化疗”的想法说出口，立刻会遭来一片反对声，我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力量面对所有人的反对。但”不做化疗”的想法，却不可抑制、不可逆转地滋长、强化，我真的无法说服自己应该老老实实、安安心心地”听医生的话”。我第一次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并把自己逼到了抉择的十字路口，生命在等我拿主意、下命令。 从俄罗斯飞回上海，我顿时落进了现实的困境中，俄罗斯又变成一个渐渐远去的梦境。
2002年5月25日生死抉择
整整一夜，脑子清醒得像一泓泉水。 失眠了。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尝到失眠的滋味。虽说，经历过不少应该失眠的事情，但我神经的坚强，也许确有超人之处，或者说，我的神经比较粗糙，我真的很少为烦恼、为痛苦吃不好、睡不着。这十多年，多亏了神经的坚强与粗糙，才帮我度过那些困难时刻，否则，独自扛生活的艰辛，会把我压垮。可过去碰到的问题，无非是感情的、婚姻的，那些不如意的问题，绑在一起都不是要命的。惟独这一次，问题确实严峻，是哈姆雷特那句经典的台词：”是生，还是死……” 始终觉得自己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生与死问题，离我很遥远、很遥远，偶尔想到，也只是个模糊的概念问题，从未认真地把”生死”两字放到心上掂量、思考，也很少学习、研究有关生命的医学知识或保健知识。当然，对”死”更是毫无思想准备。但突然之间，我像中彩了，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在我身上定格。于是，”生与死”的问题如同一颗流星，从遥远的天际迅速滑落到眼前。这样的时刻，谁都会惊慌失措。这样的时刻，作为重症病人，似乎别无选择，就得把自己完全交给医院、交给医生。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完全按照医生的指示，及时地手术，切除隐患。但手术后，对治疗癌症的常规化疗，我却莫名其妙地充满抵触，而且，抵触情绪之强烈、之坚决，好像完全不在我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我觉得，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外力注进我心里，有时，我隐隐觉得，这”外力”大概是”神力”，因为，无法解释我对化疗的抵触竟如此顽固不化。我曾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质疑：”你不懂医，你凭什么抵触？！” 说实话，在很情绪化的时候，确实无法回答”凭什么”的疑问，我也不想回答，由着情绪摆布自己，总觉得，什么”情绪”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何况是我。而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是一个懂得克制情绪的人，更不是那种爱耍性子的人，多年的独身生活，也没人可让我使性子，自力更生地活着，我已经养成用脑子而不是靠情绪来明事理、定主张。这一次例外，在事关性命的重大抉择面前，我的”脑子”却完全被一股清醒的、发自我内心的”情绪”左右着。既然，这情绪是”清醒的”、是”内心的”，那么，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是生理和心理的综合反应。但我不能进一步回答自己：为什么生理和心理会”综合”出这样一股清醒又顽固的情绪？ 我不得而知。但我必须知道，以鉴定”情绪”的可靠性。 一夜的失眠，就在默默”鉴定”。 首先，得把我的”情绪”一一细化。结果，这么”一细化”，拒绝化疗的理由便排着队地站到我面前。站在最前面的，无疑是化疗的毒副作用所带给我的伤害与痛苦。仅两次化疗，我的体质已明显下降，吃不下、睡不好，干什么都有气无力、无精打采。如果按医生的要求，老老实实地完成六次化疗，熬到年底，虽说癌细胞也许被消灭干净，但身上所有健康的东西，被有毒的化疗药物也就祸害得差不多了，然后，还得用上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补救身体。一年、两年或许几年，我肯定像个半残的人，做什么都不能自理，生活将完全被动，只能纯粹养病了，不得不脱离社会、脱离工作。可以想象，几年之后，身体就算好了，但是，没感觉、没状态，对生活的热情和激|情不知不觉都消失了，我还能写作？如果不再写作，我还能干什么？ 其次，我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处境。化疗后生理的种种反应，会直接影响人的心理和心情，情绪会烦躁、会低落，需要有人守在身边为你分担一些痛苦，哪怕陪着说说话、散散步，或听你”哼哼唧唧”地发发火、撒撒气，多多少少总是宣泄。而这样的陪伴、分担和安慰，是经受化疗不可缺少的条件。可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一个人对付了两次化疗，但我真的没勇气、没力量天长日久地把这种可怕的、很不人性的、”比死还难受”的治疗进行到底。而一旦丧失勇气和力量，前景不堪设想。 最后一条理由，是有关生理方面的。我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种基本感觉，我体质是好的，除了胃比较弱，其他部位、其他脏腑，心、肝、肺、肾等都是良好的、是健康的。尤其在体验了化疗的毒副作用之后，我实在不舍得让身上这些良好的东西受到摧残和损失。我认为，手术以后，我应该依靠自己这些健康的脏器来恢复和健全免疫系统，加强抵御疾病、抵御”癌”的能力。 我的这些理由，说出来也许很可笑，如果让医生们听了，会嘲笑我这个医盲竟然大言不惭。”癌”这个东西，连科学家都没有完全搞明白，都没研究出对付的好办法，我当了几天病人，竟编排出这么多”理由”反对化疗，不是无稽之谈么？！但我相信，我的这些理由哪怕没有丝毫医学根据，可我不愿化疗的心情与感觉，是一种内心的声音，是一种生命的声音，能代表许许多多癌症病人共同的心情、共同的感觉。当然，我不能鼓动别人做什么，但我实在不能违心地服从医院关于”六次化疗”的治疗方案。这一次，我绝对不想违背自己，我要顺从自己最真切的感受。我相信，在某些时候，人的直觉和感受是科学的。 一条条理由排起队伍，像一道厚厚的墙壁，坚定了我的主张，我对治病的原则越来越明确：无论如何不能让疾病把我拖进不良的循环中。我要变被动为主动。虽然，一不小心我掉进了”重症”这条深不见底的”大河”里，但我万万不能让疾病的波浪裹挟着就此随波逐流。我一定要改变抗癌的战略与方针，要挣扎着爬上岸，站到高处俯瞰这条来势汹涌的”大河”，或者，逆水行舟，挑战”大河”，以”扶正”来”去邪”，把自己抗争疾病的精神状态调节到最佳位置，首先在精神上高扬正气，再求助中医中药在生理上达到去邪的目的，同时，加以食疗辅助。 今夜无眠。我终于用一夜的时间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抉择--拒绝再次接受西医的化疗--但愿我的这些理由能得到某个中医的确认，我心里会更加踏实。我有预感，我的抉择一定会遭到一片反对声，我一个人顶得住么？这抉择毕竟是生死选择啊！ 夜色茫茫。我睁着眼睛，眼前也是一片茫茫。家里只有孤零零的我，没有人能听我诉说这重大的思考和重大的决定，我感到心是孤立无援的。而这样的时刻，我多么渴望有人支持、有人认可啊！
2002年5月27日医生啊医生
这些天，正想着能求助中医救我脱离化疗的苦海呢，一早，盛曙丽来电话，说电视台朋友为她联系了龙华医院，有一位专治消化道肿瘤的医生，是一位中医，看专家门诊的，求医者纷纷。我知道，龙华医院的中医在上海数一数二，还有曙光医院。真是如愿以偿啊。 兴冲冲地坐上盛曙丽的小奥托，我有点喜出望外，仿佛在绝望中突然看到一线希望。而盛曙丽在介绍那位医生时，也是充满赞美之词的：”他中西医都懂，很有学问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好像也是老三届的。”我对”老三届”好像有种特别的信任感。所以，对那位医生虽未曾谋面，我却先入为主地抱以期望，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我失眠一夜的决定。何况，我那些”不化疗”的理由，一二三条摆到桌面上，是颇有说服力的，而且，我自信，我的表达有相当的感染力，外出采访、办事一般都能达到预期目的。 我似乎过分乐观了。其实，我一向属于那种挫折多多的人，万事开局，很少顺利，大都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所谓”万事开头难”，千真万确。去龙华医院时的”满怀希望”，照例碰了一鼻子灰。 请那位医生看过我的出院报告后，我便动情地、振振有词地述说了不愿继续化疗的一系列理由，我说得由衷、真切，我是一往情深地来寻求理解与支援的。没想到，那位医生用非常平静又略带不屑的口吻回答我：”我看，肿瘤医院给你会诊后的化疗方案很好。六次化疗，不算多。陆作家，你现在是病人啊，你没有权利选择治疗方案！” 一句话就把我堵了。尽管，我听了很不舒服，却不甘心，连连追问：”难道，你们中医就没有治疗肿瘤的方法？” 他模棱两可地说：”做化疗时，可以吃中药辅助。”仅仅是”辅助”？ 我还是不肯罢休：”那么，在没有西医西药之前，中医用什么方法治肿瘤？”中医、中药是国宝，民间的神医、草药能治百病，为什么惟独没有对付肿瘤的办法呢？！”是真的没办法，还是现在的中医对治疗癌症采取了保守、退却的态度？”我略有耳闻，在中国，中医反而渐渐失去了作用和地位。 对我的疑惑，那位医生的回答倒也干脆：”过去，你听说过谁生癌了么？” 我很失望，他的思辩是拐弯的，没有正视我的提问。我不想再问下去了。但出于礼貌和尊重，我还是请他开了药方。离开医院时，我的心情已是晴转多云，黯淡了，还有些阴冷，仿佛被劈头盖脑的一盆凉水浇得浑身湿淋淋的，说话的劲头都没了。 坐在车上，盛曙丽和电视台的那位朋友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导我，显然，她们很赞成那位医生的观点。但她们的”开导”很小心，既不想惹我不高兴，又希望我不要太固执，能够多听听医生的话：”人家毕竟是专家、是名医啊！” ”是专家、是名医就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我为什么没权利选择治疗方案？！病在我身上，我最知道自己，我不想化疗就不化疗！”我抓住那位医生的一句话不放，耿耿于怀，像个孩子似地跟人怄气。我知道，我情绪的反复无常，是因为心虚、因为无助，”不化疗”的决定毕竟像踩着地雷走路，太冒险了，谁肯在这样的时候支持我”踩地雷”呢？总是保险一点为好么。可一旦打定主意，我已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了。 盛曙丽沉默了。 我赶紧收敛情绪，让自己住口。我不愿使朋友为难，怎么说，大家都是为我好。 回到家，我把那位医生开的药方寄给姐姐请她帮我抓药。可刚把信扔进信筒，我立刻反悔。不知为什么，我不想吃这味药了。在医院感受到的那种不舒服，还储存在心里不肯散去。我觉得，吃中药讲究”信则灵”。草药是有灵性的，要心悦诚服才有作用。那位中医既然不相信中药对肿瘤有治疗作用，我为怎么还要吃他的药？他不是认为病人没有选择的权利么，我倒要偏偏选择不吃他的药！ 我的情绪还在”兴风作浪”，难以平静。出师不利啊，”不化疗”的想法，不仅没得到一点认可和支持，而且，一脚踢出去就给挡了回来，我当然心烦。
2002年5月28日再次碰壁
一早，小鹰陪我去华山医院复查，做ct，做b超，做胸透，还要验血，查各种指标。 原定，复查后立即进行第三次化疗，我不仅拖延了复查的时间，而且，还蓄谋着抵制化疗，所以，一踏进华山医院，我心里就发虚，像个没完成作业的学生害怕进课堂、见老师。昨天，在龙华医院虽然碰壁，我却不死心，晚上给华山医院中医研究所张新民医生打电话，约定今天复查后再去找他咨询。认识张医生是皮肤科的方医生引见的，手术后，方医生把张医生带来病房看我，一方面，我们都是”黑兄、黑妹”，只要有这层关系，一见如故，五湖四海皆兄弟。另一方面，当时方医生就认为要用中药配合化疗，请来张医生给我号脉、开方。现在，我是得寸进尺，又想在张医生这里得到对”拒绝化疗”的认同，当然，最好他能给我开药，接受我的托付。 做完体检，找到张医生，他请我们在干部病房底层的茶室小坐。张医生长得清清爽爽，为人柔心弱骨，为医行云流水，说话慢条斯理且有几分保留，特别对我这样的病人，他说话更加小心了，譬如，谈到我的病情，我自己再三强调，我的病变细胞属于早期：”书上说，早期胃癌，可以不用化疗。” 张医生不予否定，却换个角度说：”其实，癌这个东西只要查出来，就很难区别是早期还是中期。无论如何，化疗是把握生命的一次机会。陆星儿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的最好时机？！” 我强词夺理：”我不是放弃机会，只是想争取另一种机会。我哥哥讲，他们单位一个老同志胃癌手术后不能做化疗，一直吃中药，已经四年了，还活得好好的，这说明中药是能够抑制肿瘤的。”我语气急迫，还有点强加于人。 张医生的对话仍不慌不忙：”中医治癌症，不是说绝对不可能，但西医的化疗，终究是经过大量临床试验、效果明显的治疗方法。” 看来，张医生的立场也倾向于做化疗，他不会自告奋勇地站到我一边的。我有点沮丧了。而且，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早期癌症，也被他一口否认，并说出对我极为不利的事实：有可能是中期…… 再去见为我做手术的黄广健医生。我感到两条腿都有点飘飘忽忽了。但说好复查身体时要和黄医生照个面的。今天，正好是黄医生看专家门诊。黄医生是位年轻的医学博士，普外科的主治医生，和我是老乡，南通人，他对我的关照不同一般。正因为不一般，我更加不能指望黄医生的赞同了。 快近中午的时候，才轮到我看病，在转不开身的小屋里，黄医生热情地接待我。我有自知之明，不化疗的想法在黄医生这里是绝对行不通的，说什么理由都是白费口舌。果然，黄医生简明扼要地说了两点意见：”第一，在中国，胃癌的治愈率最低；第二，最低限度必须口服化疗药物。”黄医生已经把话说到底了，没有丝毫商量余地，而且，他马上打电话，帮我了解一种进口口服药的价格，并负责地将药名、价格写在纸上，郑重其事地递到我手上。我拿着那张小便笺，木然地坐在黄医生面前，无话可说了。 坐上回家的”隧道四线”，我同一只瘪了气的皮球，瘫软在座椅上，精神疲惫，灰头土脑，像个一路溃退的残兵败将。我靠车窗坐下，把头枕着椅背，希望能随着车子的颠簸稍稍睡一会儿，把化疗不化疗的烦恼暂时扔到脑后。但累到了极至，虽四肢无力，脑子却停不下来，反而更加活跃，每个医生的表情、每个医生的台词，就像过电影，在脑海里不停地闪回。龙华医院那位医生在我们告辞时，挖苦地劝告我一句：”你是作家，比较自以为是，写作是可以由着你自己，天马行空，但生了病，就得老老实实听医生的，为什么医学院要读五年才毕业，不是没道理的。”当然，他的”挖苦”、”不满”都是善意的，但他误解了我的不肯”听话”，我没有不尊重医生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倒是医生缺乏对病人的体会、体察，缺乏个性化治疗，每个病人都是一个个体，同样的病，可内在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治疗不能千篇一律，尤其像我这种有主观能动性的病人，医生应该听听我的想法。可我知道，我现在的做法，就像一个不服从老师管教的学生，有点大逆不道，毋庸质疑，肯定是”学生”不对。没有人会换个角度想一想，也许学生的不听话，是因为老师的管教有问题。我是做过学生的，我有体会，老师只是一个统称，老师不代表正确、不代表真理，老师是分类的，有优秀的，有一般的，也不乏差劲的，所以，听话的学生，不见得好，不听话的学生，也不意味着是坏孩子。做过学生，我有发言权。可我第一次做病人，没有经验，能否以此类推？ 我的心茫然了，仿佛钻进一条走不到头的隧道。 四线车缓缓地开进隧道，果然被堵住了……
2002年5月29日最难忘的一夜
躺下，仍毫无睡意。捧一本书定定神，还是丰子恺的散文集。 出院回到家，床头一直放着安忆借我的《丰子恺散文集》，我没问过她，为什么单单要把这本书拿来陪我养病。也许，安忆只是信手拈来？不，这不像安忆，她从不会随意地待人接物，尤其对家人、对朋友、对书籍，她更是用心细致。把丰子恺散文一篇篇读下来，我似乎明白了读这部书用来养病的好处，丰子恺先生对生活风趣的眼光、田园的心态，以及他作为父亲的舔犊之情，如春风化雨，总能让人会心地微笑，读着、读着，心里自会滋养出有灵有性的东西。而对于有病的人，微笑、春风和灵性，比药物更重要。 可今晚又不能入眠，是我的胃突然出了问题，丰子恺先生的文章、漫画再幽默，好像都帮不上忙了。 自从手术以来，我仅剩的那一块胃，除了能感觉它体积小盛不了东西以外，没有了以前那些隐痛等不舒服，就像一座熄灭的火山，沉寂了，安静了。有时，朋友来电话问候：”你心情怎么样？”我的回答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心情了，只有'胃情'。胃好，我一切都好。”不是玩笑，真的，只要不闹胃，我会觉得每天都幸福。可今天不知什么原因，躺下不多一会儿，胃突然像烧着了一样，好像有东西在作怪，一股灼热的涡流在腹部打旋，又时而上升，烤着胸肺与气管，热热地憋在喉咙口。我害怕了，我以为那种烧灼感，一定是胃部出血的缘故。难道，前两次化疗没能杀死那些残存的”癌细胞”，它们又开始闹腾了？！难道，是我的胃在提醒我、警告我，你不能不听医生的话，不能自作主张地停止化疗！ 别想那么多了，得赶紧先把灼热制住啊。 但身边没有胃药，也不知道应该吃什么药。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让”气功”助我一臂之力。我立刻侧身躺成一个弧度，然后深呼吸，把充足的空气吸入体内，停在丹田处，然后再缓缓地呼出，好像”用力呼吸”能保治百病、救助一切。在住院时，哥哥曾教给我这个办法，他说这是气功的基本动作，能缓解情绪、能催人入眠。回家，我也翻阅了有关”气功调摄养生”的一些资料，老子《道德经》所说”虚其心，实其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以及庄子的”吐故纳新”，《内经》的”呼吸精气”，就是以呼吸锻炼为主的一种流派。 可我一遍遍地吐纳，怎么呼吸，都压不住来势凶猛的”灼热”。我只得下床，把南妮送来的一盘由”菩提功研究会”录制的、练静功的音乐带放进录音机，希望能依靠入静的佛家修持法来抑制”灼热”，虽然，我这是”临时抱佛脚”，走投无路的时候，抱，总比不抱好吧。也许，我太恐惧、太急切，而情绪的撩拨，使得胃里的那股”灼热”火上加油了。胃病的俗称，为”胃气痛”--胃是表达情绪好坏最敏感的器官之一，”胃”和”气”是紧密相连的。我猜测，这些日子为决定”化疗”还是”不化疗”，我思虑过度，我忧心忡忡，是极度紧张的情绪和沉重的精神压力，把胃”烧”着了。我不得不警告自己：”必须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要做，马上去医院做第三次化疗，如果铁了心不想做，那么，不管什么人的话，一概不听！不能让这件事再折磨自己了。” 我翻身下床，站到窗前，把眼光送到黑沉沉的夜幕深处。我看到一颗小小的星星，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向我微微地眨眼，好像明白我缭乱的心绪，便用无言的相视送来最遥远的安慰。我立刻闭上眼睛，感受眨眼的星星，感受习习的夜风，同时用力呼吸，渐渐地吸入星空的安然与恬静，渐渐地让心融化在宁谧的夜空里……我不知站了多久。我只感到身体像只摇篮在轻轻晃动。我觉得窝在胃里的那团”火”在一圈圈地缩小。 火辣辣的灼热感终于在天亮时分消失。我几乎在窗前站了一夜。 这是手术以来最难忘的一夜。
2002年5月29日母亲
终于盼到天亮。 醒了一夜的我，却在天亮的时候才感到有昏昏沉沉的睡意。可惜，我没有大白天睡觉的习惯，像只公鸡，天一亮就爱打鸣。有睡意却不能睡，是最难受的，精神萎靡，头脑发胀，额角的太阳|岤一鼓一鼓地跳，神经犹如一根已撑到极限的皮筋，再不松弛，马上会崩断。 化疗还是不化疗？我仿佛站在悬崖边问自己：跳还是不跳？！尽管，我给自己下了”最后通牒”：当机立断！但面临”一锤定音”的决断，我仍然缺乏果敢的、这最后的一锤之力。 ”妈，你在干什么，我想马上过来。”我拎起电话。我的声音像在求救。火烧眉毛了--危及生死的时刻，我下意识地向母亲求救--对我发自心底的、危急的呼唤，只有生命休戚相关的人，才有息息相通的呼应。 打的，直奔南码头。 母亲住在弟弟家，虽然，弟弟一家都移居澳大利亚了，但年迈的母亲还是独守着那幢老工房的六层楼，每天吃力地爬上爬下。这是我心里最大的不安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现在，我病了，自身难保了……尽管，哥哥姐姐都不愿把我的病情如实告诉母亲，可母亲毕竟做了半辈子厂医，一听说我要做胃部手术，她就偷偷地落眼泪。我出院那天，她一早来我家等着了，吃过午饭离开时，她又含着眼泪对我说：”我女儿病成这样，我没办法照顾。”我歉疚地安慰母亲：”只要你健康，活得好，我的病就好了一大半。”这是真心话。 气喘吁吁地登上六楼，母亲已迎候在楼梯口，显然，母亲感觉到病中的我，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进房间，桌上已放着一杯刚沏好的绿茶，袅袅的热气，淡淡的清香。那么多年了，我习惯每天一杯清茶，以保证一上午写作的良好状态。有两年，母亲住在我那里，早饭以后，她会按时沏好茶端到我桌前。但自从母亲又搬回弟弟家，我再也享受不到被人的照顾了，从早到晚我的神经总是绷紧的，满脑子的事，不分巨细，都要自己动手料理，勤快得像只工蜂。只有每次来看望母亲，一进门我就倒在沙发上，再也不动弹了，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很本能地想慵懒一下。而难得放任自己，懒懒散散的样子，真是一种享受。可这样地”惰性发作”，也只有在母亲面前，可以充分表现，可以得到满足。我懂得，只要母亲健在，我身上的”孩子气”永远不会泯灭。我太希望骨子里的这份”孩子气”不要丢失，很累很累的时候，我会怀念”做孩子”时的童年和少年。我想，母亲对我的意义，就是这种心灵深处的生命感。 眼下，生命遭遇威胁，我对这场”化疗不化疗”的争夺战又举棋不定时，心灵深处的”生命感”以最坚决的声音正告我：”听母亲的！” 手术以来，我还从没有单独地、正面地和母亲谈过自己真实的病况。但今天我必须全盘托出。当我一五一十地把医生对我的诊断及治疗方案和我对化疗的抵触原原本本地告诉母亲时，母亲非常平静、非常镇定地对我说：”这些天，我也正担心，要是继续化疗，你没人照顾，怎么坚持？你现在的情况很好，听你自己的，不想化疗就不化疗，顺其自然，我看你没问题。” ”真的？妈，你真觉得我没问题？！”我眼泪夺眶而出。我没想到，母亲没说一句含糊的话，语气肯定，观点鲜明，态度乐观。我一颗悬着的心，顿时落地。我又请求母亲：”对治疗方案的选择与决定，我托付给你了，以后，不管什么人再来劝说，我就回答他们：去找我妈。” 母亲一边轻轻点头，一边递过一块纸巾。我擦着擦不干的眼泪，哭得那么痛快、那么酣畅，我知道，有母亲的支持，我的心踏实了，好像”顺其自然”地听命于自己，我的生命真的会在冥冥中受到自然的保护；我知道，有了今天的决定，从此以后，无论碰到怎样的难题，我不会再哭。在母亲那儿吃过午饭回到家，我只觉得一阵困倦袭来，没脱衣服就躺到床上，倒头就睡，一直睡到天擦黑。这是从俄罗斯回来以后睡得最甜最深的一觉。
2002年5月30日简单是一种境界
真没想到，生一场病竟然会生出这么多问题。 一旦决定不再化疗，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找中医。有人已经提醒我：”退一万步，如果你执意不化疗，决定看中医、吃中药，那你一定要想办法找个医道高明的好医生。”有个远房亲戚的女儿在中医学院读书，她说能帮我找一个上海最好的老中医。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俗话说病急乱投医，生了病，医生就是最可亲的人。可医生遍地都是啊，对于我来说哪一个才是”最好的”？！我敢说，没有一个医生包治百病，没有一个医生能达到百分之百的治愈率，即使同一种病、去看同一个医生、吃同一类药物，治疗效果也不尽相同。在云南，有一位饮誉海内外的军医，他开发研制的黄氏系列药品先后荣获12项国际大奖，但是，当他谈到医生、医疗等问题时，却特别指出：”不要迷信任何一个医院、任何一个医生、任何一种药，而任何一种诊疗手段及方法都只能治疗某一类病当中的某些人的病。因此，在用任何一种治疗方案和药物时，要以对自己的病有效为标准。”可见，人性的复杂，人体的复杂，决定医学、医疗必然是复杂的。 那么，该如何面对”复杂”？我想，对待复杂最好的办法就是简单。 其实，对待一团乱麻的复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这反倒能理出头绪、走出捷径。因为，所谓简单，就是关键、就是透彻、就是本质。而且，简单还是一种境界。 当然，在找医生的问题上，我选择”简单”，实在是怕麻烦。手术后虚弱的精力和体力，使我经不住麻烦。且不说”最好”的医生难找，即使找到，可以想象，这些好医生门庭若市，病人蜂拥而至，想挂个号都难。但是，我这样的慢性病，看中医将是一场持久战，如果每周一次，次次都要起大早、排大队，这样的辛苦，即使没病，也要看出病来了。我不愿意使看病变成负担。对于经常做、反复做的事情，越简化、越方便越好，否则，消耗太大，得不偿失。 遵照”简单”的原则，我打算，就请游默医生帮我开药。游医生家也在浦东，他每次来看我，骑车十分钟。但路近还是次要的，我觉得，请游医生看病的”简单”，是因为做他的病人，心情简单，不会有丝毫的心理负担。游医生每次给我号脉，诊断的结果，都是鼓励的话：”你在恢复，没问题，放心睡大觉，等十一月份过了生日，你就完全好了。”即使有一阵我贫血严重、血压较低，游医生也只是宽慰：”我再给你加点鸡血藤、黄精，白血球、红血球很快就升上来了。”但对游医生的处方，我听到不少异议，说法最多的一点是：”游医生给你开的药方，黄芑、当归、川芎、党参、柴胡等，只是一般性调理，谁都可以吃，哪能治得了'癌'？”我把这意见如实转告游医生。游医生的回答又通俗又简单： ”不要以为用药越重才是治病。化疗、放疗这是狂轰乱炸，不管好人、坏人，统统杀光。再打个比方，一个足球队员，受伤了，脚骨还是软的，你非要他射门，这要求是很过分的，首先要扶正他，恢复自身的抵抗力，他才有可能进球。你想想看，是不是这道理，抗肿瘤，就像'射门'。” 游医生为医为人的”简单”，是有座右铭的：”做明医而不做名医。”一个”明”字，看起来就那么平常，却实在是了不得的。认真看看、仔细想想，在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事，都笼罩在似是而非的云雾中，硬是睁大眼睛，仍无力穿透云雾求”是”求”明”。而那样的”云雾”使很多事情人为地复杂化了。 那么，对”癌”的恐惧，包括对癌症的治疗，是否也存在”似是而非”的”云雾”呢？游医生所说”狂轰乱炸”的治疗，把杀灭癌细胞作为主攻目标，完全忽视了人的生存和生命的质量，这种为治疗而治疗的方法，是否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我曾经问过给我手术的黄医生：”你们说，为'预防'癌的转移，所以要化疗，这'预防'是否有盲目性？”黄医生点头承认。只是，医学还没找到克服这”盲目性”的办法，致使很多癌症病人一直生活在痛苦不堪的治疗中直到结束生命。我的心为此深受震撼。我们这些被诊断为”癌症”的病人，包括部分医生，对疾病的认识，对疾病的态度，还是云里雾里的，缺少这个简单的”明”字，所以，谈癌色变。我的幸运，在于我的心不甘于被”云雾”笼罩，因为，”不明不白”的结果，只能是多吃亏、多受苦、多走弯路。我必须用心体会自己：”到底病得怎么样？”我必须想方设法破解疑问：”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地恢复健康、抗癌防癌！”我坚信，对医生的话，兼听则明，总结出适合我自己的治疗方案。而这”方案”，不仅靠医院会诊，更要依靠”觉慧”来”明了”。 以前，常听一些老人感慨：”人活一辈子，活的就是一个明白。”但世上万事，难就难在这个”明白”。一个明白人，看什么、做什么不都简单了么。 只是，真要简单行事，也不易啊。我想就近地、方便地请游医生看病，却遭到一片反对，家里人和单位领导都一致认为，我的”简单”是草率：”这样重的病怎么可以不去正规医院就医？”如果，坚持请游医生看病，那么，游医生要给予一定的保证。我当然希望游医生能挺身而出，做一次”保证”，让我的求医之路，出现”化简单为神奇”的结局。 不过，我有自知之明，我的”希望”是无理的。只有江湖郎中，才会给病人拍胸膛作保证。何况，”癌”这东西还是捉摸不透的，谁敢保证？！所以，我理解大家的”反对”。虽说，在治疗问题上，我很想不受任何干预，让我自己静静地思考、静静地作主。在生死关头，我相信人的本能，会产生最接近真理的直觉，就像上帝的声音，能给我正确的引导。 但这一次，我妥协了，决定尊重大家的意见，去正规医院看中医。于是，下一步的选择又出现难题：在上海，”正规医院”不计其数，我又该怎么选择？ 我想，我的选择还是不能放弃以”简单”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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