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见到她，虽然她还是笑口常开，可笑容里没有了让我们一直欣赏、钦佩的从容和自信。说到在生意场上发迹起来的丈夫如何背弃感情时，她眼泪汪汪，一再表示，她愿意接受任何条件：”只要他回家！”她神情中没有了丝毫的傲气，完全像个不能自立的家庭妇女，接受不了”天塌下来”的打击。我理解xxx为什么用一反常态的迁就，放下了自尊，不管不顾地争取、挽救婚姻。让一个年过五十的女性，放弃习惯的生活再从头开始，确实相当困难了。同样，我也理解一个男人”从奴隶到将军”的心理变化，在工作单位他有了被前呼后拥的地位，回到家当然希望有同样的感觉，于是，他便”揭竿而起”地”造反”了。xxx像挨了一闷棍，猛地惊醒过来，家庭却已岌岌可危，她开始自觉地、迅速地”消化”差异。而这种”消化”，几乎消化掉了那个在北大荒时就聪明出众的xxx。我心里充满矛盾，我喜欢那个曾经是那样出众的xxx，对她如今的改变，深感惋惜。当然，我也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家庭就此破裂，只要有一分弥补的可能，总要尽十分的努力。只是，一个年近半百的女人，要和一茬茬年轻貌美的女子来争夺丈夫，她”努力”的艰巨性、残酷性，是可想而知的。 从梅家坞再转移到香格里拉，已是万家灯火。我们这一群年近半百、或年过半百的”女知青”，促膝地吃着、说着，忘了时间，忘了一切，就像从四面八方难得回家一聚的老姐妹，唠唠家常，说说各自的酸甜苦辣，虽然，谁也帮不了谁，大家在意的，就是能坐在一起，有听的、有说的，这就够了。 分手时，我们又约好，要去xxx的家看看，不管他们的分居如何尴尬。分手时，我心疼地搂着xxx，在她瘦削的肩上拍了拍，她咬着我的耳朵轻轻地叹口气：”星儿，你一定要保重，你真的不容易，我挺佩服你的。”我很想对她说：其实，生活是公平的，每个人早早晚晚都要经历”不容易”的事，而我的”不容易”大概就在于总比别人早到一步，不到四十就体验了婚姻的种种为难，刚过五十，又面临”生死”考验。不过，有这样的”提前量”，是值得庆幸的，让我有足够的力量对抗，以保持生活和生命的尊严，这是生活给我的真正的厚爱。悠悠岁月，如泣如歌啊！
2002年8月20日浪漫时刻
来风景如画的西子湖作客，心里便隐隐约约、躲躲闪闪地总怀有一种期待的心情。期待什么呢？ 前天下午，坐胡庆余堂上海办事处李总的车来杭州时，车过嘉兴，天上的云层便骤然积聚，黑鸦鸦的像怪石嶙峋、如重峦叠嶂，更有”山雨欲来”、”硝烟弥漫”的气氛。坐在前排驾驶座旁，我一无遮拦地感觉桑塔纳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下一路狂奔，一车的人都沉默着，仿佛正在上演一部被炮火连天或天崩地裂的险情包围时在高速公路上飞车夺命的好莱坞大片，我的心不由地提到嗓子眼，已分不清是在戏里还是在戏外了。活跃的想象和身历其境的真实感，交织在一起，感觉很奇特。而这种情景交融的奇特感，又生出了恍惚的预想：这次带病去杭州，好像并不寻常，大概会有奇遇发生？ 呃，原来我在期待让人惊喜的奇遇，各种各样的。 桑塔纳一到”创作之家”，出来开门的小厨师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陆老师，昨天晚上来的教授，说认得你。” ”教授，还认识我？”我不由地猜想：教授是男是女呢？事先，我光知道，这大热天的，”创作之家”基本上不安排作家来度假的，我就是图清静来的，怎么突然冒出一个”教授”。很惭愧，在我来往密切的朋友中，做学问是教授的屈指可数。到房间，刚放下行李，有人敲门了，我断定，肯定是那个”教授”来了。一边去开门，我一边还在揣测：到底是哪个”教授”呢？ ”啊呀，盛医生，原来是你啊，他们一口一个教授，我根本没想到是你。你怎么来杭州了？作协的人都知道我来'创作之家'，没人说起你也来杭州么。”拉开门，我顿时喜出望外，大呼小叫的，并立刻想到在车上那种恍惚的预感，”奇遇”真的发生了。 对我来说，盛医生是恩人，她救了我的命。我的胃，多年看病吃药，没有引起自己和任何一个医生的重视和警觉。但就在病情发展的危急关头，那天，我抱病去作协开会，胃痛难忍，去二楼办公室找药吃，才听说我们作协有一位从华山医院请来的保健医生，每周二坐堂看病，而且，这位姓盛的医生，就是消化道专家，而且，这天正巧是星期二。巧上加巧，天助我也。盛医生听我一说病情，断然地要我做胃镜、动手术，我也断然地言听计从。虽然，有朋友劝我多跑几家医院，多请专家会诊，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没必要乱投医，应该争取时间，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托付给这位盛医生。最好的治疗就是时间。 其实，我和盛医生仅一面之交，我对她一无所知，在我进医院之前，我们有过的交谈，都是关于我的病，没有涉及过其他。但出于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直觉，我相信，我的托付没错。手术以后，有关我的治疗由外科病房的医生负责，不过，在遇到需要化疗的重大问题时，我还是很信任地首先给盛医生打电话，她叮嘱我：”不要出院，就在病房里把第一次化疗做了。” 听盛医生的话，我不折不扣。如期出院后，我面临的又一件大事，便是出访俄罗斯。当时，一片反对声。作协领导却开明，他们的态度简单明确：”听医生的！”盛医生既然是我们作协聘请来的保健医生，毋庸置疑，决定我能否出访的第一道关口，就是盛医生。盛医生很负责地来家里看我，然后，她对作协领导的表态是：”陆星儿是个聪明的、有头脑的人，遇到这样特殊的情况，她希望自己能按期出访，一定有她的道理，要相信她！” 从开明的领导，到开明的医生，我大有”贵人相助”之好运啊。能否去俄罗斯出访的疑团，因为有医生的支持而烟消云散了。 能遇到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医生，这是病人的莫大幸运。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曾精辟地指出：”病人的本能就是病人的医生，医生是帮助本能的。”这半年，成为”病人”后的我，一直把希波克拉底这句话当做座右铭，并不断鼓励自己：”要坚信本能，要依靠自己身体内部强大的再创力，与疾病抗衡！”而依据”本能就是病人的医生”的理论，就可以把去俄罗斯出访的活动，解释为：”帮助我建立好的心态、好的状态的一次调动本能的精神治疗。” 我承认，我的确是个有想法的病人。只要思想不病、情绪不病，那么，作为一个病人，还是要清醒地把”人”放在”病”的前面，还是要发挥思想和情绪的作用，来制约疾病，因为，没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更能体会自己。尤其在得病以后，我对自己变得尤为敏感了。而”敏感”的加剧、加强，便意味着”本能”对治病的参与。所以，结合医生的指点和治疗，我更得用心地、时时地感受自己、感受本能。 作为医生，盛医生做到了”帮助本能”这一点，她很尊重病人的自我意识，这是不少医生没做到或做不到的。我不得不再一次为自己有缘结识盛医生而感到庆幸了。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一到杭州”创作之家”，盛医生居然也在，她带着亲戚和朋友爬了泰山又绕道来杭州一游，偏偏也来”创作之家”借宿。我心里不住地感慨：世界究竟是大还是小？！ 根据第二天的活动安排，我要去参观胡雪岩故居和胡庆余堂，另外，还有个中医博物馆要看。盛医生一听说我有参观胡庆余堂中医博物馆的活动内容，马上改变她的计划：”胡庆余堂是晚清时期保存完整而少见的工商业性古建筑，我也想去看看，正好，一起去吧！”有盛医生加盟，我当然求之不得。 这一天的内容很丰富，中午，胡庆余堂的李总还请我们吃了一顿完全用药膳做的饭菜，味道和营养都别具一格，充分体现了”药食同源”的文化传统。饭桌上，盛医生几次三番地表达感想： ”今天的参观我很受震动，我们国家的中医真是个深厚的宝库啊，光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1892种药，可见，中医在萎缩，可惜，中医的传统发扬不够啊！” 我颇有同感。手术之后我为躲避化疗，到处向中医发问：”难道中医对治疗癌症真的无能为力？”此时此刻，能听到一位从事了一辈子西医的专家对中医有如此恳切的赞赏和感慨，我心里暗暗地宽慰，好像盛医生对中医的肯定，是在间接地肯定我中止化疗、寻求中医治疗的决定。当然，盛医生对我的肯定，还有其他方面，譬如，她认为我坚强，心态好，她还建议我恢复体力后每天坚持弹钢琴，她自己快六十岁了还在学钢琴呢：”弹琴真愉快，调节心情，调节生活，对身体、对精神都有好处。”盛医生说起弹琴喜滋滋的。很惭愧，我几年前就抬回家的一架钢琴，几乎成了摆设。现在，有盛医生为榜样，我得下决心在养病期间学会弹钢琴，让生活增添新内容。 这一天的参观、交谈，很舒心、很满足。回到”创作之家”，沏杯茶、洗个澡，刚坐下休息，又有敲门声响起。也许是盛医生。我想。我们都余兴未消。但拉开门，站在门外的竟是上海的一位好朋友，他说来杭州开会，晚上是娱乐活动，他就抽空过来一趟，”也想沾点灵隐寺的灵气。” 今天怎么啦？接连地有奇遇、有惊喜。而浪漫的奇遇、巧合、邂逅，都是生活赐予的礼物，不可多得啊。
2002年8月22日退一步海阔天空
昨天上午乘火车回上海，在软座车厢，倚窗而坐，两小时的路途，我的眼光几乎没离开窗外一晃而过的景。 盛夏季节，野外的一切，树木、庄稼郁郁葱葱、蓬蓬勃勃。而大自然繁盛的气息，仿佛也注入我体内，使我的精气神显然地健旺起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对自然的顺应，应该是一种最健康的姿态。我出院是春天，康复在夏天，随着四季的轮回，我曾被”冻伤”的生命在复苏、在生长。虽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我还不能掉以轻心，还得保持极大的信心和耐心，不急不躁地把握住生命的每一天。如果没有信心和耐心，什么都不会有啊。 这半年，我依靠信心对抗疾病，依靠耐心完成了长篇的第一稿修改。半年的成果，对我真是莫大的安慰。但此时此刻，坐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心里的这份”安慰”像一艘起锚了要离开港口的船不由地摇晃了，把”安慰”两字”晃”成两半，一方面确有自蔚，而另一方面却是不安。 所以自蔚，是因为长篇修改稿的完成，而所以不安，也是因为长篇的缘故。我在杭州的这些天，从天津赶来上海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正在审读我的长篇，并约定，明天在作家协会见面，如一切顺利，就要签订一份出版合同。所谓”一切顺利”，最先决的一条，就是对小说的肯定。 我改不了急性子。昨天一到家，便迫不及待地往百花编辑康伟杰住的宾馆打电话，只想马上听到她们对稿子的评价。但康伟杰说，她看得比较仔细，还有最后一章没读完。下午的等待，我难以平静，心里总有微微的波澜。吃了晚饭，我又忍不住给百花的老编辑顾老师打电话，想探听一下口气。我好像突然对自己一年多呕心沥血、”吭哧吭哧”又写又改才完成的东西丧失了自爱和自信。在电话里，顾老师语气闪烁，有点吞吞吐吐，尽管，她对作品有好评：”很不错，比较深刻的。”但放下电话，那闪烁的语气却引起了我的闪念：”明天签合同，出版社会不会改变以前谈定的条件？！”生活的经验一再证明，关键时刻或在关键的问题上，我的”敏感”和”直觉”，就像一种隐在心底的指南针，只要出现摆动，它的指示一定准确，从不欺骗我。所以，我对自己的直觉坚信不疑。 怀着忐忑的心情，冒着38度的酷热，匆匆地赶到作家协会，先碰到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她来上海组稿，听说我刚写好一部长篇，无论如何要谈一谈。我和这位编辑认识多年了，我如实告诉她：”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前不久也来过上海索稿，但百花更早一步和我初步定了意向，条件是长篇开印两万册，同时再出版一本我的小说集。” ”这些条件我们都可以做到。”江苏的编辑说。 ”还是排队吧，按次序先来后到比较妥当。和'百花'的签约如有意外，我们再谈。”我婉言道。 ”我今天就等在作家协会了。”江苏的编辑很执着。 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当编辑也不易啊。 中午，在作协附近的咸亨酒店刚坐定，我就看出康伟杰面有难色。我的心立刻往下沉了沉：我的敏感真是百发百中。果然，康伟杰开口便说：”现在图书市场不好，我们社长的意思，开印两万册，这数字太冒险，能否减掉五千？” 我当然不想减。我反复强调，不在于多五千、少五千，而是为人处事的信誉：”作家出版社的编辑隔三差五打来长途要稿，我始终不松口，因为，我不愿意见利思迁，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我希望，我们合作得成功、愉快，不仅仅是发行的多少，更主要的是相互的信任和尊重。” 我的振振有词，说动了两位编辑。康伟杰走出饭店，给他们社长打了电话，但回到座位，她神情沮丧：”我们社长坚持一万五。” 顾老师是老同志，更了解社长：”我们这位社长是'铁算盘'，谁也算不过他。他不算不行啊，前几年，'百花'经营得不怎么好，我们社长新官上任，各方面都抓得很紧，希望你理解。” 但作者的苦衷谁来理解呢？！我不快地想，既然”百花”他们先毁约，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稿子抽回来给其他出版社。我这才告诉”百花”两位编辑：”江苏出版社的编辑正等在作家协会呢，我可以马上把稿子给她。” 康伟杰很遗憾地说：”这么热的天，我连续看了三天稿。为了来上海，我还特意把头发染了……” 顾老师又恳切地加一句：”陆星儿，我虽然退休了，但是，帮'百花'约到你这部长篇，我们来来回回见了好几次，这些工作都要白费了？！” 两位编辑的话，使我犹豫不决。我心里像堵了什么，面对一桌子的菜，毫无食欲。但我还稳了稳情绪，让自己冷静下来，又暗暗地劝导自己：不就是五千册书么？如果抽回书稿，不仅让这些辛苦奔走的编辑们徒劳一场，其实，也会给我自己招来一堆新的麻烦，起码，还要等待别的出版社重新一审、二审地看稿。编辑来组稿时，一般都会把好话说尽，而一旦书稿到手，谁能预料会不会也有节外生枝的问题出现呢？这样的教训还少吗？对我来说，当务之急身体是第一位的，天气又这么热，犯不着让自己再着急上火、平添烦恼。现在的我，对一切都该泰然处之，以简便自己、解放自己为前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实，少印五千册书又能怎么样？只要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又何必患得患失？再说，计较这一点小得小失，实在没意义，不如大度一点、迁就一点，把合同签掉，也算了结一件事，也好卸去一桩心事。 算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回到作家协会，我在两份合同上痛快地签了字。
2002年9月4日《收获》的意见
一早醒来，想到上午要去《收获》编辑部听李小林他们谈长篇的修改意见，我的心有点紧，但总的感觉是兴奋。 《收获》能够和作者谈修改意见，表示他们对作品有基本的肯定、有刊登的愿望。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在《收获》上陆续发表过一些中篇小说《啊，青鸟》、《我的心也像大海》、《小凤子》、《姗姗出狱》等，但我一直期待自己能写一部比较喜欢的长篇小说给《收获》。对于我来说，在《收获》上发表的每一部作品，在创作上都是一级向上的阶梯，是创作阶段的一个象征。刚完成的这部长篇，从酝酿到改出一稿，整整一年半。这一年半，是我恢复小说创作的又一次”上阵”，我自以为比较英勇，写出初稿大病一场，然后一边养病一边修改，是不遗余力的。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写得如此艰辛，代价如此之大，既是小说的题材、人物调动了我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是小说的题材和人物向我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挑战。何况，近十年，我尽管没少提笔，但毕竟不像八十年代一味地写小说，且认真投入，想象力已不如先前那样活跃，更少了虚构的自信。所以，一旦进入长篇创作，我像一根绷紧的弦，剑拔弩张。也许，太刻意、太用力的缘故，差一点把”弦”给挣断了。 吃过早饭，我用心地打扮一下，像要出席什么宴会，穿上了新买的连衣裙。过去，我圆圆的腰身是不宜穿连衣裙的，而在有好身材的少女时代，又偏偏没连衣裙可穿。这遗憾，我曾写进一篇小说：《挂在墙上的背带裙》。这次生病，我消瘦许多，苗条了，意外地”生”出一个好身材，因祸得福。可见，万事都有好坏两面，我得学会在逆境中以利克弊，否则，在来势汹汹的险情面前，只能一输到底。 穿着连衣裙到作家协会，果然引来一片赞叹。 作协，是我们的又一个家。我们有一幢在三十年代由波兰人设计的欧式建筑，这是上海作家们最自豪、最骄傲的”精神家园”。《收获》编辑部就在这幢楼的三楼办公，靠东头的一大间，好像几十年没挪动过，就像《收获》本身，有着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定力。 记得，我第一次来《收获》投稿，紧张又有点慌张。走进这间大办公室，心里像揣只小兔，跳个不停。那是1980年的夏天，我那时还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回上海过暑假，拿着刚写完的一部中篇草稿，斗胆想请《收获》编辑提意见。说是”草稿”，名副其实，密密麻麻的几万字是抄写在一角钱一刀的草稿纸上的，横没行，竖没格，犹如黑乎乎的蚂蚁爬满了纸。照理，这是不符合投稿要求的，但那时候的我，一个穷学生，确实不舍得花钱买稿纸誊写，却振振有理：”反正是草稿，还要修改的。”好在，《收获》编辑对这种写在草稿纸上的草稿一视同仁，不仅仔细审读，还约我来编辑部谈修改意见。再来《收获》编辑部，我满心都是兴奋，一位老编辑带我见李小林，并围着她的办公桌一起谈稿。我坐得笔端笔正，洗耳恭听，还一字不拉地记下意见，如获至宝。当年的我，写作是个新手，也是个快手，态度端正，修改神速，一稿二稿，不厌其烦。终于，在1981年的《收获》上，我收获了劳动成果，中篇小说《我的心也像大海》正式发表。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心里感激《收获》对我那份草稿的重视。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一次的重视，决定了我一生的创作之路--能得到《收获》的肯定，我信心大增，一发不可收：1982年，我给《收获》写《啊，青鸟》，1983年，我给《收获》写《达紫香悄悄地开了》，1984年，我又给《收获》写《一条台硌路》。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收获》丛书，有我一本，扉画上我的照片是抱着不满两岁的儿子，眼光里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八十年代，是我创作的成长期，也是写作的旺盛期。而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能在《收获》这块园地上不断地被扶植、被栽培，是我”歪打正着”的写作生涯的最大幸事。说自己走写作之路是”歪打正着”，没有一点谦虚的意思，《收获》编辑部可以作证。我在《收获》上发表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基础很好，问题很多”，全靠编辑们耐心指导，加上我的勤奋，一遍又一遍地改出来的。而每一次的改，我像一根带土的干蔗，被彻底榨干，实在没汁水可挤了，《收获》副主编李小林才会放我过门。 李小林是一位把《收获》、把”读作品”当生命的一位好编辑、好主编。有这样的编辑为作品把关，作者的成长便有了良师益友。每次听李小林谈稿，她能把你没写透的人物说活，把你没理顺的情节、人物关系说圆，我会产生新的创作激|情，心悦诚服地愿意再从头写一遍。1990年从北京调回上海，我把新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歌词大意”投给《收获》，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我特地把安忆和程乃姗的小说看了又看，以为回到上海，我的写作在题材和语言上都应该都市化、海派化，因此，写这部小说，我的语言有所改变，刻意地用些上海话。但李小林看了”歌词大意”却一针见血，非常严厉地对我说：”你先重新写一遍，把语言全部改回来，你有你自己的语言风格，为什么放弃？”李小林的批评，使我感到震动，也有启发，在”重新写一遍”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体会”自己的风格”。确实，认识自己、保持自己，是发展自己的前提。 当然，这一次的长篇修改，由于我身体欠佳，情况有些特殊。不少朋友替我担心，劝我暂时按兵不动为好，修改一部长篇，毕竟需要相当的工作量，有的朋友则旁敲侧击地向《收获》建议：”能不能派个编辑帮忙修改？”但修改作品这个忙，谁都帮不了的，就像生孩子，再麻烦、再痛苦，即使难产，旁人爱莫能助，再有劲也使不上，还得靠孕妇自己。我首先向《收获》表明态度，很坚决：”我愿意改。我能改。我会量力而行。”李小林则再三叮嘱：”千万不要赶时间，慢慢来。” 在《收获》的办公室里坐了足足两小时，李小林和肖元敏两位副主编和我谈了足足两小时。她们尽量把意见谈得仔细、谈得具体，方方面面，有人物的、有情节的，有些内容得删节，有些内容要增补，而补写的东西，是我写作时意识到该写又感觉到难写的部分，于是，笔一滑便绕道而行。可这样的”偷工减料”终究逃不过小林她们的眼睛。”这些难写的部分，正是读者最想知道、最重要的地方，是硬骨头，'啃'起来吃力，但读起来过瘾。”小林鼓动我知难而上：”就这样发表不是不可以，但我们感觉你还有可挖掘的能力，能够把这部小说改得更加完整。”我一边点头、一边记录，一本《收获》的便笺，已被我龙飞凤舞地划拉了二十多页。 谈完意见已是下午两点半。小林关切地问我：累不累？我承认很累，但仍然还有很兴奋的感觉，在我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根据那二十多页意见修改后小说的新面貌，然而，要把想象中的”新面貌”一字一句地勾画出来，等待我的又将是一些艰苦的日子。好在，我习惯了埋头于这样的”日子”。我知道，这样的”日子”，是不会辜负人的。
2002年9月10日选择松树
又开始”上阵”，”磨刀霍霍向猪羊”。 用两天时间把《收获》的意见仔细消化。消化的过程更清晰了修改的措施。但鉴于目前的身体情况，我的”磨刀”首先要针对自己，拥有充沛的体力、精力才是胜利的保障。为此，我必须减少其他活动，避免体力和精力过度的消耗，同时，我必须把每天的”呼吸运动”坚持住、坚持好，以平衡的内部状态，应对突击性的修改任务。 手术过半年了。据说，战胜癌症，是以一定的年限为指标的：一年、三年、五年。一些资料还有更详细的报导：百分之六十多的中晚期癌症病人，会在半年之内复发或转移。如果说，这个统计确切，我好像已经胜利地闯过了第一关。闯生命之关的体验是不同寻常的，这样的”闯关”，需要勇气和信心，更离不开一种来自冥冥的对自身、对自然的”觉悟”。自从得知有重病在身，我身上最自觉、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对大自然有了一种亲近的感觉和感悟。 当然，首先是感觉的变化。那是出院的第一天，跨出医院大门，我只觉得医院外面的空气之新鲜、之甜蜜，像刚挤出的奶，我不由地大口呼吸，贪婪地呼吸，拼命地呼吸。大半辈子都过了，我却刚有体会：能在天地间自由自在地呼吸，是多么幸福，多么可贵。从此，每天早晨醒来，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匆匆下楼，去林阴、去树丛”练呼吸”。在大气层的循环中，提供氧气的树木，在我心里便成为最亲切的东西。 我们活着，是因为呼吸，呼吸伴随着生命的每时每刻。而这样的伴随，也许太习以为常，我们往往不意识呼吸的意义和作用。出院不久，我读到一本有关气功的小册子，我欣喜地发现，开始养病后我的”练呼吸”，以及我对呼吸的重视和刻意，与气功的原理、方法不谋而合：”人为气血之属，而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淤。”气功所说的”调息”过程，就是通过深长柔缓的呼吸运动，产生复杂的呼吸生理神经反射机制，增强胸腹腔内脏器的血液循环，分泌消化液、蠕动胃肠道，起到内脏的按摩作用，使消化、吸收、排泄功能得到调整和改善--这恰恰是符合我病情的治疗和保健。 有了理论，有了依据，有了一种对”练呼吸”的意念和意识，使我从”亲近自然”上升为”感悟自然”。有人说：”亲近自然就是亲近上帝。”那么，”亲近”之后所具有的”感悟”，一定是”上帝的声音”了。我把自己的一点点”感悟”竟与上帝联系起来，似有故弄玄虚、小题大作之嫌。其实，”上帝的声音”并不神秘；其实，”上帝的声音”就是一种智慧和灵感；其实，智慧和灵感很多时候来源于自然。 我很想举例说明。有一天清晨，当我在林阴间的一棵大树下入静、吐纳后，我突发奇想：既然天天来大树下呼吸，是否对树种应该有所选择？植物和动物都因不同的品种，而有不同的质地，不同的性能，还会有不同的气息和不同的磁场，于是，我又进一步地想象：一年四季都常青的松树，不畏风霜严寒，既然有这样强大的抵御力和生命力，那么，它所散发的气息，也一定强大、一定蓬勃。而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和自然的沟通与互补。 虽说，对于”松树”的奇想，毫无根据，但阅历和经历一再告诉我，突发奇想，就是灵感，就是经验的厚积薄发，是一种从量到质的火花。我应该尊重自己的”奇想”，并用”奇想”去指导行动。于是，我在晨练时，选择两棵大松树为据点，无论是做操还是练呼吸，我都站在松树下，闭上眼睛，全神贯注，静静地问候松树：”谢谢你把强大的生命之气散发给大地并输送给我们！”日复一日，我与松树的亲近，从外到内，两种生命的灵性，渐渐融合。每天早晨，站在大松树面前的那一个小时，我的身心都会感到特别的舒展，那是一天中最舒通、最舒服的时候。然而，这仍是一种自我感觉。 但就在前不久，我在报上读到一篇题为《树木磁场治人病》的文章，竟然证实了我对松树的感觉是有科学根据的： ”人与树木接触时，在树的周围形成一个弱电磁场，当它的频率与人的磁场频率相同时，就会增加能量的活性，树木就可以把健康的频率送到人的病灶部位……能够传递能量的有橡树、白桦和松树。” 这篇文章还明确写道，这是一位俄罗斯科学家研究的结论。文章还进一步指出，树木疗法不一定非要到森林，借助一小段树木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而松树对人的作用在于”提高智力和内脏器官的功能”。读到这里，我忍不住欢呼起来。 当然，我收藏了那张报纸，仿佛这是一种肯定自己的证据。而通过”对松树的选择”，似乎也验证了”亲近自然就是亲近上帝”这句话。
2002年9月12日生命有很多滋味
在北京过完一个长长的暑假，儿子开学已十天，这周末回家，我发现他的情绪才有所稳定。可他不会察觉，这十天，我心里也掀过了一场风暴。 结束假期，我在火车站见到的儿子，却让我感到格外陌生，他一脸倦怠，无精打采，挎着背包、提着拎包，搭拉着脑袋，不声不响地走在我前面，好像被人押解，拖沓的脚步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打道回府的无奈。儿子低落的情绪，对兴冲冲赶来的我，无疑是一盆凉水。可知儿莫如母，我只能装出没感觉的样子，若无其事地跟在儿子身后。这时，我才想到，我不顾体力不济地一早赶来车站，一是接儿子，二是接灯笼。之前，儿子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北京的古玩市场为我买了两只有民间风格的红灯笼，很喜气的。儿子能想到我，我很高兴，而喜气的东西放在家里，多多益善。但儿子下车后随身的行李中并没有什么灯笼。会不会忘在车上了？我立刻问儿子：”灯笼呢？” 儿子回答：”忘拿了。” 我感到扫兴：”我特意提醒过你的。” 他满不在乎：”走得太急了。” 我听他父亲说，儿子和女朋友分手时依依不舍，不到最后一分钟不肯出门，差点没赶上火车。所以，”走得太急”可以想象，也可以理解。我无法计较，只有忍了失望。 应该说，抚养儿子的过程，就是不断失望又不断期望的过程。期望，是因为付出很多。虽然，我一直不承认有”望子成龙”的思想，我一直在说服自己不要企图从儿子身上索取回报，其实，我把自己这一生最看重的成功押在了儿子身上，有意或无意中，始终把儿子对我的态度和感情看做是生活中第一位的东西。任何期望，放进了这样沉重的心愿，大概注定是要失望的。 何况，儿子正在恋爱中，这是最缺乏理智的时候。果然，回到家，儿子情绪无常，言谈很失态，莫名其妙地”攻击”上海，这不好那不满：”我就是不喜欢上海，听上海话别扭。”有一次，他甚至责问我：”你为什么一定要调来上海工作？”显然，这是明知故问，这是发泄情绪。尽管，对儿子不懂事的表现，我努力采取原谅的态度，悄悄地说服自己：他毕竟初涉感情生活，偏偏又爱上一个北京姑娘，要维持一份远在千里之外的感情，他一时难以适应、难以调节、难以把握，在我面前往往容易放肆。 道理虽如此，可儿子的”责问”，毕竟问到了我的痛处，伤了我的心。这一夜，我做梦了，梦境很清晰：我和儿子吵架，为一罐他经常备着防哮喘的”乐喘宁”，我狠狠地骂他，情绪很激烈。醒来，我觉得累，胸口闷得难过，这是我梦里第一次出现儿子不听话的情景，至于出现”乐喘宁”这个细节，也很有意味，因为，儿子从小患有过敏性哮喘，送他去医院吊青霉素是家常便饭。十多年来，一直让我揪心的是，半夜发病，喘得厉害时儿子只能半靠在床上，呼呼的像只小风箱，我眼巴巴地守着他，那”呼呼”的喘息声如一盘石磨压在我心上。天长日久，夜里无论我睡得多沉，只要一听到儿子的咳嗽声，我会立刻惊醒，顿时心烦意乱，因为，三声咳嗽过后，他肯定要”呼呼”地喘起来，而”乐喘宁”能及时地制喘，是儿子最离不开的东西。可那种药里有激素，用得过量不仅有副作用，甚至会致命。所以，我们依赖它又害怕它。为此，”乐喘宁”才会进入我的潜意识，我”狠狠地骂”，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且，一到梦里，我的情绪也是放任的、失控的。 只是，梦里的放任并没有解开心结，反而连累到我的胃，这两天，由于心情的缘故，胃里也总是隐隐地不舒服。从心理到生理的连锁反应，向我敲了警钟，让我警觉、警醒，并有所警悟：儿子所以在我面前不掩饰地谈及上海、北京，我想，在儿子的潜意识中，也为我在感情上过多的依赖他、需要他感到了压力和责任。儿子大了，他的道路和命运，有可知的，更有很多未知和不可知的，当生活露出矛盾，感情发生冲突，一些模糊的、不确定的选择，会使他苦恼，这就是人生的开始、成长的开始，一切该由他自己去思考、去决定。我对他的关怀、左右、影响一定要渐渐淡出。我对自己说：”你做母亲的使命，已到尾声。” 我真的应该把自己从儿子身上移开了--我的生活，我的注意力，我的立足点--要完全地回到自己。无论今后儿子能否和我同在一个城市，我都是他生活的一小部分，我们只能像朋友一样礼尚往来。 看来，我又得重新确立目标和理想，这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看来，生活又将出现新的开端，又可品尝新的滋味了。
2002年9月22日失眠
最近睡眠很不好，忧虑忡忡。 是长篇的修改有思想负担，还是胃的灼热感有增?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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