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这本著作是及时的、扎实的，文字也很优美。”[33]哈耶克进行出版前的这些活动时特意告诉大家，正式出版日期是2月9日，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知晓这个日期。
结果令哈耶克失望。不管是《时代》还是《生活》，都没有发表书评，只有西德尼·胡克在《纽约时报》一篇内页书评中作出了负面的评价，而16年前，该报是在首页、以通栏标题来评论《通往奴役之路》的。胡克说，“哈耶克先生的警告是值得听取的。他是一剂思想上的补药。但在我们这个艰难时刻，他的经济哲学指明的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34]
哈耶克对《自由宪章》引起的反响大为失望，其实完全是不必要的，只能说是因为哈耶克对自己估计过高，也对这本书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以为这本书应该是一本通俗著作，实际上，对于这样一本书，它已经得到了相当热烈、正面的评价。约翰·达文波特在《财富》杂志上写道，这是一本“及时而又永远不会过时的书”[35]；《芝加哥先驱论坛报·周日书评杂志》上发表意见认为，这本书“应当是观念领域的年度最佳图书”[36]；阿瑟·肯普在《美国医学会学报》上说，《自由宪章》“对于在20世纪重述自由社会的原则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西方文明成长、乃至维持生存端赖于此一原则”[37]；亨利·哈兹利特1944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上的文章极大地促进了《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这一次他也在他开设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中赞誉了《自由宪章》。
1960年6月，在《自由宪章》出版6个月后，《华尔街日报》的一位书评家说，“这本书受到了广泛欢迎；即使是通常对反国家统制主义立场抱有敌意的报刊，对这本书也表示了敬重之意。《自由宪章》当然没有《通往奴役之路》那样强大的影响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倒令人鼓舞，因为这似乎证明了，哈耶克的立场已经重新成为某种令人尊重的思想模式。他不再被视为怪物，视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老辉格党人’，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的信奉者”。[38]
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学》上发表了一篇标志着他与哈耶克和好的书评，他说，“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像我们在这里的教员研讨会上进行友好的讨论那样说话，我们过去经常这样做。社会中的秩序不可能从整体上计划，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最精当地揭示18世纪在这方面的伟大发现之开创性意义的，莫过于哈耶克教授富有启发性的阐述，它本身也蕴涵着很多新鲜的洞见。150年间被人机械地重复的种种命题，终于获得了前人未曾意识到的意义和深刻性，”文章最后说，对于样一本书，“没有最低限度的宽宏大量和美好感觉的人是读不下去的，而读完之后，我们会对这本书充满感激和赞赏之情——因为它对这场大论战作出了巨大贡献而感激，因为赋予它以灵感、并使之得以成书的道德热情和思想力量而赞赏它。”[39]随着哈耶克的第一位妻子哈耶克夫人去世，两人之间的嫌隙开始弥合了。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的最后对保守主义给予了批评，该书的跋即《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他指出，在抵抗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的当代斗争中，古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有时会与保守主义力量结成同盟，但他并认为，这种战术性的同盟关系，并不能说明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根本立场；古典自由主义者既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保守主义。事实上，在他看来，保守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相通之处，也远多于这两者与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相同之处。他写道，“保守主义尽管是任一稳定社会中的必要因素，但它不是一种社会纲领；它具有家长主义、民族主义和权力崇拜的倾向，因而它通常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由于它具有传统至上、反智主义、并且经常有神秘主义倾向，因而除了在短暂的幻灭时期外，它决不会寄希望于年轻人或其他相信如果要让世界变得更好就得进行某些变革的人。”[40]在社会主义兴起之前，保守主义的对立面就是自由主义。
而保守主义对待知识的态度尤其引起哈耶克的反感。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都对人类获得新知识表示欢迎。他们认识到，人类的进步乃是通往未知的世界，而如果不沿着各个方向追求真理，就不可能向前发展。而保守主义却一般并不这样看，它具有一种“拒绝接受已经获得充足证明的新知识的倾向，因为他们不喜欢可能由此而导致的某些后果。由于拒绝面对事实，保守主义者只能削弱其观点的力量。”[41]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则致力于追求理性和真理。
如果哈耶克不得不在左派与右派之间进行选择，在写作《自由宪章》的时候，他会选择左派，就好象他把《通往奴役之路》献给“各个党派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在《自由宪章》中写道，“对于完整的自由的信仰，乃是基于一种本质上向前看的心态，而不是基于那种留恋过去的怀旧心态，或对现状的不切实际的赞美。我们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是把自发增长的过程从人类愚蠢地设立的这种障碍和困扰中解放出来……[政治哲学家的]希望必须仰赖于说服那些具有‘进步’倾向的人士，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他们现在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寻求变革，但他们至少愿意批评性地审视现状，并在必要的时候变革之。”[42]
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是向前看的、理性的哲学。它们关注的是可能出现的世界，而不是从来不可能出现的世界。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怀疑，是否存在某种叫做保守主义哲学的东西。保守主义并不能向我们提供足以影响长远发展的指导原则。”[43]哈耶克是一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第26章影响（上）
影响总是很难评估的。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赞许地引用密尔的话说，“每个时代都给了人类一个教训，但却总是被人类遗忘，即思辩性哲学表面上看起来离人们的生活是那么遥远，与人们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事实上，到最终它却是对他们影响最巨的东西。”[1]哈耶克本人也在《货币民族主义和国际稳定》中写道，“我认为，深入思考一切可能的选项，不仅是学院经济学家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职责，尽管现在看来它们离实现还很遥远。”[2]在《科学的反革命》的结尾他说，“我怀疑自己是否过高地估计了观念的长远影响。”[3]他在《为什么我不是保守主义者》一文中说，“政治哲学家的任务不能只是影响公共舆论。只有在他不关心当下政治上可行的东西之时，他才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4]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赞许地引用g马志尼的话说，“观念统治着世界和历史。革命不过就是一种观念从理论变为实践的过程。”[5]哈耶克本人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写道，“经济理论家或政治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操纵公共舆论，使今天看来在政治上不可行的事情具有政治上的可行性。”[6]
他最喜欢凯恩斯在其《通论》结尾说的一段话，谈到自己的这本著作，凯恩斯自己问自己，“这些观念有没有在可预见的未来获得实现的希望？哪怕只是为了大概弄清楚实践措施如何逐渐地体现这些观念，还需要再写一本跟这本完全不同的书。但如果这些观念是正确的——笔者正是基于这一假设才动笔写作的——那么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争论这些观念的效力就是多余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观念，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影响力都要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大。这个世界确实是由少数人操纵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常常相信自己决没有受任何思想观念的影响，然而，实际上，他们经常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迷恋权力而将观念当作耳旁风的人，其实正在践行着若干年前某个蹩脚文人的胡思乱想。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权力被大大夸大了，而观念潜移默化的力量则被低估了……不管是对于为善还是作恶，最危险的迟早是观念，而不是既得利益。”[7]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过程，这种信念一直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基本内容。”[8]在这里他还提出，“如果只考虑政治哲学家的观念对现实的直接影响，则其影响确实可以忽略不计。但当他的观念透过历史学家和舆论人物、教育家与作家、及各式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成为人们的共识之时，他们实际上就指引着历史的发展。”[9]用这一标准来看待哈耶克本人，他就一直希望并努力地指引社会的发展。
不管《自由宪章》当时是否成功——或根据哈耶克自己的看法，没有成功——其中包含的很多观念都为美国人所接受。1964年与林登·约翰逊竞逐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资格的巴瑞·戈德华特(brrygoldwter)就受到哈耶克的很大影响。戈德华德的传记作者李·爱德华兹说，“20年前，戈德华德还是生活在凤凰城的一位年轻商人时，就读过哈耶克的书，受此影响，戈德华德提出，他所建立的政府‘将承担其一项根本责任，即维护稳定的货币和财政环境，鼓励自由的、竞争性的经济，维持法律和秩序’……戈德华特最喜欢的总统是托马斯·杰佛逊；最喜欢的政治哲学家是哈耶克。”[10]戈德华特曾在讲话中提到过哈耶克，在1988年的自传中则说，他就任参议员之初，“受到哈耶克教授的思想的很大影响”[11]。
戈德华特的《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良心》——背后的操刀者是布伦特·鲍泽尔(威廉f巴克利的连襟)——于1960年4月出版，仅比《自由宪章》晚两个月。该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广为流传，证明了哈耶克曾经提出的看法：《通往奴役之路》最大的优点是其简明扼要。《一位保守主义者的良心》的篇幅只有《自由宪章》的1/8。最终卖出了400多万本，使戈德华德一举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领袖人物。
尽管哈耶克与戈德华特使用的术语不同，但他们的哲学观点大体上是相同的。戈德华特写道，“保守主义者”(哈耶克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乃是实现与社会秩序之维系相容的个人自由之最大化的艺术。保守主义者首先要理解，行使自由需要建立秩序；如果他人可以阻碍某人行使其自由，则该人就不是自由的。”[12]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秩序是任何社会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秩序，就什么样也别指望。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自由就意味着法律之至高无上。
罗纳德·里根正在通过这次参加戈德华特的选战，才得以进入美国的全国政治圈中。在1964年总统大选前一周，里根代表戈德华特发表全国广播讲话，里根说，“我们只能要么上升要么下坠：上升即可以实现人类的一代梦想——最终实现合乎法律和秩序的个人自由，下坠则成为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蚁群”。[13]有记者曾提问，“对你从事领导职责时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家是哪一位？”里跟后来回答说，“我一向如饥似渴地读书——我曾读过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14]。跟里根关系密切的人士也研究过哈耶克。里根执政时期的六大部门聘任的74位经济学家中，有20位是朝圣山学社会员。[15]前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回忆说，里根行政当局的高官中，受哈耶克影响的人物有理查德·艾伦(richrdllen)、格林·坎贝尔(gleenpell)、马丁·安德森(rtndern)，还有他本人。他又回忆道，里根引用过哈耶克的著作，对哈耶克的思想是比较了解的。不过米斯又说，弗里德曼对里根行政当局的影响更大一些。[16]
杰克·肯普(jckkep)曾当选众议员，率先提出削减跨境贸易税的《肯普-罗斯税法》，1980年被里根行政当局采纳，1996年他又曾是罗伯特·多尔的总统竞选搭档。他在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写信给哈耶克说，“您的著作，尤其是《自由宪章》，激发了我竞选国会议员的愿望。”[17]里根行政当局的第一任行政与预算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dvidstockn)在描述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全副力量投入到经济学中。最后我成了哈耶克的信徒。”[18]还有不少美国人都受到过哈耶克的影响，包括威廉·巴克利(willifbuckley)、弗兰克·梅耶(frnkyer)、托马斯·索威尔(thoswell)、埃米特·泰里尔(retttyrell)、乔治·威尔(ewill)，共和党众议员汤姆·坎贝尔(topell)、荣·保罗(ronpul)、马克·桑福德(rcsnford)、达纳·罗拉巴切尔(dnrohrbcher)、约翰·卡西奇(johnksich)、理查德·阿尔梅伊(richrdry)，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gr)及马塞诸塞州前州长威廉·威尔德(williweld)。
在美国，对哈耶克感兴趣的一般都是政治光谱中的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在英国，左派也对哈耶克产生了相当强烈的知识上的兴趣，正是通过德塞勋爵(lorddesi)、约翰·格雷(johngry)及雷蒙德·普朗特(ryondplnt)等学院学者的讨论，英国学院左派从历史的角度对他产生了兴趣。不过，在英国，对哈耶克最感兴趣的也是右派，最著名的人物是撒切尔夫人和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19]。撰写过凯恩斯传记的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也对哈耶克极具兴趣。
里根在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苏联政府官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们“公然地、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们所承认的唯一的道德就是能够推进他们的事业的道德，也就是说，他们将继续维护他们犯罪、撒谎、欺诈的权利”[20]，这句话其实借用了哈耶克的话。里根曾宣布，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哈耶克也说过同样的话。哈耶克的理想是，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能够指引历史发展，而事实上，20世纪英美两国最重要的四位保守派政治领袖——里根、撒切尔夫人、戈德华特和邱吉尔——也确实都受过他的影响，尽管方式和程度各有不同。
第26章影响（中）
哈耶克是因为财政方面的考虑才离开芝加哥大学的。他非常“担心我和我妻子年老后，这个职位所能提供的生活待遇问题：它要求我早早退休(65岁)，退休金也很低”[21]，按这个规定，他到1964年就该退休了。d盖尔·约翰逊曾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大学，他回忆说，哈耶克曾跟他谈起过退休的事。由于办理离婚，由于他的生活花费比较高，每年都去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去度假，所以哈耶克没有积累多少财产。他没有从《通往奴役之路》的各种缩写本中得得过一分钱的版税，他也没有写过一本教科书，而这通常这是最赚钱的学术门路。从40年代后期一直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这期间哈耶克从书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税没有一年超过5000美元，一位记者在1975年写道，“如果有哪年达到5000美元，就算很多了”[22]。《通往奴役之路》刚出版两三年卖出了10万本，哈耶克得到3万美元，到60年代初，哈耶克每年从这本书得到的版税已经很少了。
朝圣山学社会员拉尔夫·霍洛维茨回忆说，哈耶克曾跟他讲过，在一起金融诈骗中，他损失了自己的储蓄(尽管有可能是在离开芝加哥之后)[23]。哈耶克不是靠写作生活，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教授的工资。他的最后一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说，哈耶克有一次告诉她，他每次换工作岗位都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哈耶克谈到离开美国时也曾说过，他“非常喜欢美国的思想气氛”，“在美国，他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而在英国没有这么强烈。[24]
在美国期间，哈耶克不只在芝加哥大学任教。除了1950年曾在阿肯色大学呆过一个学期外，1952-53学年，他曾在哈佛大学讲过政治经济学，1961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也讲过课。后来，在1968-69年，他又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弗林特客座教授。在美国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中断过与大众媒体的联系，他大大增加了自己在美国学术界内的曝光率，从而有机会在美国、进而在国际上的媒体上发挥更大的影响。
谈到自己在芝加哥的岁月，哈耶克曾说，“在社会思想委员会，我跟经济系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我非常快乐，度过了12年愉快的时光。维纳离开了，去了普林斯顿，但奈特还在那儿，我也很快就跟弗里德曼、斯蒂格勒成了非常相投的朋友。在芝加哥的这12年，我觉得非常快乐。”[25]
弗里德曼说，与经济系，“透过他带的学生，透过创办了《新个人主义评论》的学者群体，哈耶克对芝加哥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那里，哈耶克的影响非常强烈，非常大。”[26]《新个人主义评论》(newdividulistreview)在1961到1968年间出版发行。弗里德曼又写道，《新个人主义评论》创办的时候，“它宣布信仰‘自由的私人企业，提出最严格地限制政府权力’，提出要‘致力于人类的自由’，这些话就印在第一卷第一期的编辑开场白中，当时，即使是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各国，这种信仰也处于低潮。不过在当时，也有很多迹象显示，正在形成了某种反击集体主义思想的思想运动，人们对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兴趣又复苏了。尤其是两个组织有利于学者们之间的交流，推动了这一复苏：朝圣山学社和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theterllgitecietyofdividulists,isi)是在年龄最低的人群中活动。它积极推动在高校校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建立分会。每个分会的成员人数也都很少，但它们的成员都具有独立性、正直、无私、视野宽广。”[27]哈耶克在美国还参加过其他组织的活动，包括经济学教育基金会(thefoundtionforenoiceduction,fee)、费城学会(phildelphiciety)、美国企业研究所(rienterprisestitute)，后来则参加过传统基金会(theheritfondtion)和加图研究院(ctostitute)的活动。[28]
拉美人士对哈耶克的兴趣可能受英语国家和德语国家对他的兴趣的影响。早在50年代，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就对哈耶克的思想产生了兴趣。阿尔瓦罗·阿尔索加雷曾于1959年至少1962年任阿根廷经济部长，后来担任阿驻美大使，并创建了社会市场经济研究所，他在1968年写道，“我们已经进入了斗争白热化的阶段，我们的政府目前的经济舞台就是以你提出的思想为基础的。”[29]最近几十年间，大量拉美思想库和大学学者都受到了哈耶克的影响。上任朝圣山学社会长、危地马拉的曼努埃尔·阿亚乌曾称哈耶克是“拉美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火炬。”[30]
哈耶克的儿子拉里本人也是朝圣山学社会员，他说，学社“完全”就是他的父亲的“孩子”[31]。50年代，学社实际上还处于羽翼未丰阶段，未来是什么样子，还没有人知道。撰写学社历史、并担任过学社主席的马克斯·哈特威尔写道，早在1948年，“关于学社的性质和规模，及复兴和充实自由主义的恰当策略问题，会员内部就存在分歧。”[32]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哈耶克的想法，愿意仅仅将其局限为一个严格的知识分子社团，不搞宣传，甚至不编学报，也不出版会议记录。曾筹集资金并担任学社秘书的阿尔贝尔特·胡诺尔德想出版一份刊物，但却总是被哈耶克拒绝。1958年和1959年的会议分别在普林斯顿和牛津举行。“在这些会议上”，哈特威尔写道，“学社开始闹分裂。”[33]
支持哈耶克、反对胡诺尔德的一派普遍地认为，胡诺尔德试图阻止会员间的合作，而这种合作对于朝圣山学社这样不事张扬的社团变得更为有效、和睦、有益，是非常关键的。在1958年和1959年的会议上，胡诺尔德很罕见地亲自出马，安排讲话和会议议程，主要是想完全控制局面。哈耶克发脾气了。两人的私人关系变得紧张起来。有人声称胡诺尔德将自己接受的一些资金据为己有。弗里德曼坚定地支持哈耶克，他在1959年写的一封论及学社面临的问题的信中说，“胡诺尔德让人难以置信的违反规定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迫在眉睫的挑衅，包括从事反对理事会的活动，未经学社主席同意擅自行动，事实上是故意与主席的指示对着干，侮辱和诽谤学社会员和资助召开这些会议的人士。”[34]从学社创建时起，哈耶克和胡诺尔德就组成了一个管理团队，一位担任主席，一位担任秘书。
在1960年的会议上，双方摊牌了。哈特威尔说，这场“冲突说明了，如果一小群彼此非常熟悉的人发生了纠纷，那双方的敌意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每一方都觉得以前的朋友背叛了他。而且，如果对立的双方都很有文化，那么，他们就会用高超的技巧大打嘴仗，在你来我往的信件中非常仔细地争辩一些细枝末节。他们的信件既是博学的文章，也是律师的案情摘要。最后，如果纠纷涉及到到一些现实的问题，不管是权力还是策略，那么，冲突就更加火上浇油，大家就会不讲道理，失去理智。最后，双方的态度都越来越强硬，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必须以一方获胜、一方士兵而告终。”[35]哈特威尔是这样评论双方在筹备1960年会议期间的往来信件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的信件越来越长，来往的频率也越来越快。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双方都越来越激动。双方互不相让，仿佛是在争论什么军国大计，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危在旦夕。”[36]
1960年9月的会议让哈耶克极为不满。在会前一个月，他向全体会员发了一封信，宣布他辞去主席职务，并说“我不想再跟胡诺尔德博士担任秘书的学社再有任何关系。”[37]在会上，哈耶克和胡诺尔德两人的盟友都试图拉选票，乔治·斯蒂格勒是哈耶克的关键性盟友，他拉到了美国会员的支持。直到会议开幕后第三天，哈耶克才来参会。学社就管理问题达成了一个妥协，威廉·勒普克(他是胡诺尔德的盟友)担任主席，胡诺尔德则失去实权，不再担任秘书，而成为副主席，胡诺尔德说，在闭幕会上，有人提议为他和哈耶克对学社的贡献表示感谢，他得到的自发的欢呼要比哈耶克多。
哈耶克根本没有出席1961年的会议。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是，同一天，人们分成三拨开会，这意味着胡诺尔德和勒普克的失败，勒普克本来希望胡诺尔德能在他之后担任主席。来自美国的会员最后得出结论，要么胡诺尔德走人，要么他们退出学社。1961年12月，胡诺尔德和勒普克辞职，1962年，支持他们的会员也宣布退出学社。1961年下半年，在胡诺尔德和勒普克辞职之前，哈耶克本来已经拟了一封致全体朝圣山学社会员的长达1万字的退出学社的声明，但后来并没有发出，他本来要宣布自己退出学社，因为它已经被他曾经信任的那两个人摧毁了。1964年，尘埃落定，哈耶克被选举为朝圣山学社名誉主席，终其余生，他都是学社的精神领袖。
第26章影响（下）
哈耶克写完《自由宪章》时，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研究什么。詹姆斯·布坎南回忆说，哈耶克“于1961年1月来到夏洛特维尔，做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他刚刚出版《自由宪章》。他曾表示有意借这次在弗吉尼亚大学讲课的机会，回归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以前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的问题。……他宣布在一个题为《经济学理论新论》的大题目下，发表系列演讲，他讲了四讲，(1)《经济学理论的对象》；(2)《经济计算》；(3)《经济学与技术》；(4)《市场的信息传递功能》……这些演讲失败了，至少按哈耶克教授自己的标准是失败了。他对自己早期关于知识与人们的经济互动间的关系的分析进行了深入评析，听过这些课的人当然从中受益匪浅，但哈耶克却没有能够超越他20多年前的研究水平；在回顾早期思想过程时，他没有形成新的见解。”[39]
在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哈耶克思考的领域虽然不断变化，但其基本观点却并没有怎么变化。事实上，自他年轻时与社会主义决裂之后，他就几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尽管不断地有所发展。在晚年写的论述凯恩斯的文章中，他说，“伟大科学家的思想都是沿着一个方向持续地发展”——这大概也是哈耶克对自己思想发展历程的一种夫子自道。
大约在1961年访问夏洛特维尔前后，哈耶克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心力衰竭，后来诊断，这部分是由于当时没有发现的心脏病发作所导致的。随后的年月，他的心力衰竭症间歇性发作，大约从1969年起，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一年，他遭受了又一次似乎更严重的心脏病打击(当时又没有发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4年，紧在他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
到1962年秋，哈耶克获得了西德弗赖堡大学的教职。5月24日，个人主义者校际协会在四合院俱乐部为他和海伦娜举行了一个出乎他们意料的答谢晚宴。学生骗他说，请他来跟他们一起吃一顿晚饭。他的老朋友弗里茨·马赫卢普也从普林斯顿赶来充任主持人。
弗里德曼向哈耶克致辞，他说，哈耶克“成功地横跨在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知识的领域和公共舆论的领域。“而历史上曾经试图影响舆论的人，却很少有人也能提出足以影响科学进程的、透彻、渊博而又深刻的学术思想。很少有谁能像哈耶克那样，对整个西方世界而不仅仅是美国的观念，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41]
乔治·斯蒂格勒也赞颂哈耶克。他说，哈耶克是“20世纪对其所处时代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三四位学院经济学家之一，”不过他也抱怨哈耶克从来没有对经济思想史给予更多关注。斯蒂格勒在讲话最后说，“哈耶克夫人，我希望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督促您的丈夫，看看他在我觉得属于最有趣、也最迷惑人的领域，即关于学者的思想的发展变化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42]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当时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发来了一个书面声明，在宴会上由人宣读：“我们不会完全失去哈耶克，”米塞斯写道，“他此后将到德国大学任教，但我们可以肯定，他还会时不时回到这个国家讲课或参加会议。我们也可以肯定，在这些访问行程中，他会有很多话对我们说。带着这种期望，我们可以把他要去的这个城市的名字看作一个好兆头：弗赖堡(freiburg)。‘弗赖’(frei)在德文中的意思就是‘自由’(free)。”[43]
在答谢词中哈耶克说，这12年——实际上从他几乎年年访问芝加哥大学算起是17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以顺应自己的志趣，这种机会是难能可贵的。他得以将研究范围从专业经济学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研究领域。对未来的经济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趋势，他既心怀忧惧，也充满希望。然后他说到《自由宪章》题辞中的“未知的文明正在美国成长发育”，他说，“未来一百年的道德观将由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来决定。”[44]
第27章《法律、立法与自由》（上）
《自由宪章》出版后，哈耶克的世界观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曾经觉得，他的照片完全可以上《时代》杂志，但该杂志却甚至不愿意刊登他的著作的书评。尽管在50年代的美国，他一度被视为一位重要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但在芝加哥的时候，他却从来没有像发表《通往奴役之路》时有名气。
哈耶克于1962年秋天开始执教于西德的弗赖堡大学。他60年代在弗赖堡的研究产生了丰硕成果。他有两部最伟大的著作，一部是《自由宪章》，另一部就是《法、立法与自由》，后一部著作就是主要在弗赖堡写作的。
埃利希·斯特赖斯勒(erichstreisler)是他在弗赖堡的同事，他讲过哈耶克的的许多轶闻，比如，他作了一番努力才得到该大学的职位。弗赖堡大学的系主任特别欣赏哈耶克的思想，尽管在欧洲大陆，哈耶克已经基本被人遗忘了。斯特赖斯勒还说，尽管如此，哈耶克进入弗赖堡，仍然是德国学术界一件大事。
哈耶克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他60年代开设的研讨课，学生们趋之如鹜。哈耶克到任时，就是教员中被聘任担任教授职位的年纪第二大的人物——而教员就是论资排辈的。哈耶克在教学中突出经济政策分析，而不大关注当代理论。他差点成为弗赖堡大学校长，但由于他支持政府取消冬假、提议奥托·冯·哈布斯堡(前王室家族成员)任教政治学系而错失了良机。
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斯皮格尔和他的妻子塞西尔在60年代中期曾到弗赖堡拜访过哈耶克。他们回忆说，当他得知他们只买了三张戏票而没有买到四张票(也因为他的听力不大好)因而不让他去观赏《魔笛》演出时，大为生气。哈耶克向他们抱怨说，德国的税率太高。
回到欧洲后，哈耶克恢复了跟他的孩子们的密切往来。他的儿媳妇提到其丈夫曾说过，哈耶克回到欧洲后，“现在，我总算有个父亲了。”[1]哈耶克经常到奥地利去看望家人，包括他母亲和弟弟，也去探望海伦娜的家人。他母亲一直活到92岁高龄，于1967年去世。
哈耶克曾说，他60年代在弗赖堡的日子是“非常充实的”[2]，除了从事学术研究外，他还和妻子旅游得更频繁了。他们曾四次去日本，并顺道访问了台湾、印尼、塔希提、斐济、新喀里多尼亚、悉尼、锡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呆过一个学期。说到1962年到1969年在弗赖堡的日子，哈耶克说，几乎一直到这段时间的最后，他都“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研究工作富有效率”[3]。
《法、立法与自由》——尤其是其第一卷《规则与秩序》——是哈耶克学术生涯中绝对不能忽视的伟大著作。人们一般都不清楚《自由宪章》与《法、立法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们对后者都没有深入理解。当人们考察这两部著作的时候经常忘记了一个事实，尽管后者直到70年代才出版，但其主要内容是60年代写出来的，就是在《自由宪章》出版后那几年。
《法、立法与自由》应该更多地被视为他的上一部著作的延续，而不能说是另起炉灶。它是哈耶克对写作《自由宪章》过程中激发出来的想法和新信息经过一番研究后才动笔写作，并在70年代他非常高产、也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几年中完成的。
在《法、立法与自由》的导论中，哈耶克谈到过他的这两部最伟大的著作间的这种关系，他写道，在“另一本书中，我试图重述、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澄清自由主义宪政的传统教条。但在我写完那本著作后我才弄清楚了，为什么这些理想没有能够得到那些一切伟大的政治运动都需仰赖的理想主义者的支持”[4]。《法、立法与自由》是他的两部巨著中更有原创性的一本。他在其第三卷前言中说，尽管《法、立法与自由》是对《自由宪章》的“补充而非替代”，但它更有“原创性”。他在这儿还说，因此，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在对“这三卷中试图解决的这些问题进行更详尽的讨论或更具体的考察之前”，他推荐大家先看《自由宪章》。[5]
《法、立法与自由》的水平要高于《自由宪章》，因为《自由宪章》最初是打算写给更大众的读者的。哈耶克后来认识到，他的著作不大可能获得更大众的读者，因此，《法、立法与自由》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是写给专家的，而不指望其他人来阅读。只有读过几遍，具有相当深厚的政治学、经济学理论背景，并且对哈耶克其他著作有所研究的人，才能对这部著作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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