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斯坦因已经年近70，也许是受了斯文·赫定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影响，他再次来新疆探险，但受阻于哈密，没有开展工作。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方殷，斯坦因在阿富汗作有计划的发掘时，客死喀布尔。他被埋葬在喀布尔市郊的外国人公墓，墓碑上刻有这样简朴的铭文：
马克·奥利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著作家
通过极其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如今，由于阿富汗内战正炽，喀布尔已遭到破坏。不知这墓碑能否安然无恙地躲过这次劫难。不管怎么说，斯文·赫定与斯坦因都属于“盖棺而未能论定”的人物。
三、另一个意义上的取经僧——橘瑞超西行（1）
探险考察的新视角
1903年夏天，美国地理学家艾尔沃思·亨廷顿初次进入中亚。1905~1906年，由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资助，亨廷顿深入塔里木，为解读自然环境以及气候的变化，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他选择了以发现一系列沙埋古城而引起举世关注的新疆塔里木，作为工作的主现场。
1905年3月18日，亨廷顿从克什米尔进入中国新疆。在和田河上游河谷，他第一次见到了“世界屋脊”背面（北面）的大地，途中与中国的游牧民相逢使他产生了错觉，仿佛仍然身在克什米尔。站在海拔16700英尺的桑株山口，塔里木开阔、壮观的景色，使见惯山川风貌的地理学家感到震惊。这时，斯坦因正在克什米尔面对雪峰修订《古代和阗》。
9个月时间里，亨廷顿基本沿昆仑山麓的古绿洲带由南向北一路前行，陆续探访了乌宗塔提、达摩沟、丹丹乌里克、安迪尔、精绝、瓦石峡、楼兰古城……古城、古迹，在他看来是气候变迁与人类文明兴衰关系的例证，塔里木古老的绿洲总是沿内陆河分布，新的绿洲往往在古遗址上重生。这，就是塔里木文明的年轮。
就在1905年圣诞节前，亨廷顿来到若羌县米兰镇。亨廷顿注意到，汉代的米兰，比他到来的20世纪初养育着更多的人口，绿洲面积要大得多。20世纪初，米兰是罗布人夏季“游耕”的地方，可是一年所获，仅够15~20户食用。他依据自己的观察，作出了这样的论断：米兰遗址除了是古迹，“更重要的是验证了一个关于不同历史时期气候发生演变的假设”。而不争的事实是：人类在这一区域不断变换聚落地的位置，凡挪一个地方，就留下一片荒滩。与斯坦因相比，他来米兰不仅要早几年，而且，他关注的不是寺院、古城、遗址，而是留下这些遗迹的是谁？面对遗迹，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人类在楼兰与罗布泊这一区域的活动？
由同样一批罗布人作向导，亨廷顿也来到了楼兰古城。他是第一个在荒原发现楼兰时期墓葬的探险家。在孔雀河的古河道附近，他报道了发现楼兰人的丛葬地，也就是目前被称为“太阳墓地”的遗址。在他到达时，所谓的“太阳墓地”地面保存着丰富的木制与石质的偶像，可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再发现时，偌大墓区只剩下了一圈圈的木桩，地上的文物荡然无存。实际它的存在，正是“小河遗址”的补充说明：它们属于同一历史时期，同一个族群，同一种文明。它的存在，证明楼兰／罗布区域的原生态文明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离开米兰，亨廷顿进一步北上，考察了塔里木河下游英库勒、蒲昌城、喀喇库木、铁干里克等地。这些历史悠久的农耕区域，在汉代都是楼兰王国的腹心之地，目前则是难以为继的老龄化绿洲。
针对开垦者的成功与失败，亨廷顿的议论发人深省：
显然，在现有灌溉条件下，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下游地区，甚至远离上游的喀喇库木，长期养活一定的农业人口是有可能的。在距下游200余英里的楼兰古城，由于蒸发严重，河水的盐分越积越多，情况一定更糟。垦荒努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治理无方，或发生了战乱，也不是因为缺乏追求土地的移民，而完全是河水的极度盐碱化造成的。
1906年2月23日，亨廷顿进入了吐鲁番。3月中旬，抵达新疆省会乌鲁木齐。4月7日，从塔城出境，经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
三、另一个意义上的取经僧——橘瑞超西行（2）
一年以后，1907年7月，亨廷顿的考察纪实《亚洲的脉搏》问世。亨廷顿对塔里木这个地理单元特别重视，这显然受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的影响。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不约而同地将塔里木叫做“亚洲腹地”，然而亨廷顿却认为“亚洲心脏”这个代称更形象。《亚洲的脉搏》是这样命题的：塔里木是“亚洲的心脏”，塔里木的文明，是典型的绿洲文明、内陆文明，塔里木的内陆河，是为“心脏”供血的脉络，内陆河的丰沛枯涸，是塔里木文明的生死玄关。只要亚洲的脉搏仍然在有力地搏动，亚洲的心脏必将坚强健康。
20世纪前期，国外出版过许多中国西部探险书籍，而且成为世界性的阅读热点。中亚探险考察家们，都遵循斯文·赫定首创的写作模式：每次考察结束，总要写两本同题材的书，一本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本是通俗探险记。亨廷顿的科学报告是《气候与文明》，通俗探险记则是《亚洲的脉搏》。与从历史人文角度记述西部的书籍相比，《亚洲的脉搏》则好比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转换了一个视角，沙埋古城、绿洲兴衰、古道风情……成为地理学家为深化研究课题——气候与人类文明发展变化的关系——特设的布景。
探险家与探险著作
中外众多“寻访梦幻的古都”楼兰的探险家里，日本释子橘瑞超是出道时最年轻的一个，1908年参加大谷探险队来华时，年仅18岁。他先后两次来西域探险，第一次在1908——1909年，第二次为1910——1914年。他以年轻人的果断、干练，克服了许多困难，所获亦丰，但是由于没有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等人那样重视对探险报告的撰写，所以他的探险经历本身还有许多地方弄不清楚，构成另外一个意义上的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知名度。
就斯文·赫定而言，他的探险报告几乎比他的成果本身更有影响。他每次探险归来，第一件事就是介绍探险成果，撰写有关著作，到后来，他还在探险中，其报告就已出版并引起轰动。比方他还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滞留在乌鲁木齐，出版商就根据他的书信、日记为他编成《戈壁沙漠横渡记》（20世纪30年代的中译本名为《长征记》），以英、瑞、德几种文字出版。除科学报告之外，他们都重视写作与之配套的通俗游记。比方斯坦因第一次西域探险结束后，出版了科学报告《古代和阗》，同时还写了另一本游记式的作品《沙埋和阗》。就橘瑞超而言，在探险中他一直以赫定及斯坦因的后辈自居，但终其一生，他没有写出任何一篇有关自己第一次探险的文字，第二次探险归来，也只是写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亚探险》，内容只相当于六七万中文字。这样，外界对他的探险经历的了解，当然要粗浅得多。而且不幸的是，在1924年，由于暂居的兴善寺失火被烧毁，橘氏的探险日记几乎全部烧光，仅余的有关第一次探险（1909年6月17日~6月23日）的一点点内容，于1927年4月刊登在日本佛教刊物《大乘》上。他对于楼兰古城的探险，据我所见只有《中亚探险》第69节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第一次探险，实地考察了斯文·赫定博士所说古代楼兰遗址，获得了许多发掘品，在其南面遥远的地方，发现了两位博士（指斯文·赫定与斯坦因）都没有到过的两处古代遗址，遗憾的是，没有获得能够确定楼兰地位的材料。书包网
三、另一个意义上的取经僧——橘瑞超西行（3）
由于此行橘瑞超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而关于这些文书的发现过程又是至今学界争论不休的题目，所以仅有以上那几句话，当然远远不够。尽管如此，年轻的橘瑞超曾成功地抵达了人迹罕至的楼兰古城，并获得了包括《李柏文书》在内的大量文物是无可置疑的基本史实。
橘瑞超怎样找到楼兰古城
那么，初到罗布荒原的橘瑞超怎么能够单枪匹马地找到楼兰而没有迷路，就成了解决《李柏文书》之谜的一个前提。1992年在乌鲁木齐召开“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时，日本代表、专门从事西域探险史研究的金子民雄先生发表了题作《论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是怎样到达楼兰的》的论文，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难题。简言之，是斯文·赫定间接地帮助了橘瑞超。
金子民雄的论文主体部分，是介绍了自己于1968年橘瑞超去世前不久，在其名古屋寓所与他的一次长谈。
忘记密码的密电
也许是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橘瑞超一反往常不愿涉及这些探险往事的态度，认真、详尽地回忆了当年探访楼兰的经过，并出示了一封60年前的电报。
1908年12月，橘瑞超在吐鲁番作去楼兰的准备，意外地收到了探险队实际领导者大谷光瑞的电报，电报内容是：
寄吐鲁番 橘瑞超先生收
2588 90级 2590 41级 我们谈起你。有一石塔位于东西165，找到它，现寄去钱 收到继续发掘 260有错
大谷光瑞
1908年12月13日于东京
电报是用橘瑞超与大谷共同商定的密码拍发的，但时过60年，橘瑞超早已记不起密码怎样解密，换句话说，连收电人也忘掉它实际上说的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2588”、“2590”是楼兰古城的经纬度（当时赫定所测有一定的误差）。正是由此电通报了当时只有赫定才知道的楼兰古城（即斯坦因的）经纬度，橘瑞超才于次年1月自吐鲁番前往库尔勒，然后只身经卡尔克里克（即今若羌县城所在地）前往米兰。1909年3月，他由米兰向北，如斯坦因一样，果敢地与赫定逆向前往楼兰。当然，出发时他要比斯坦因更有把握，因为楼兰古城／的经纬度坐标就揣在他兜里。
下一个问题是，大谷怎么弄到这个超级机密的呢？原来，1908年10月由大谷光瑞伯爵发起，策动日本东京地理协会出面邀请从西藏进入印度正准备回国的斯文·赫定访日。12月2日，在西本愿寺，大谷招待了赫定，并作了倾谈。趁此机会，大谷从赫定口中探问出楼兰的坐标，并了解了有关的注意事项，这样，就等于把楼兰城的城门钥匙赠给了远在中国，只身涉险的出家人、年轻的橘瑞超。
从楼兰古城及附近地区全身而返，橘瑞超曾到伦敦访问先行者斯坦因。他们讨论了有关楼兰古城/的背景，斯坦因明确反对把定为楼兰王国国都，认为国都应在此南很远的地方，也许是若羌的卡尔克里克古城。当场，橘瑞超为斯坦因出示了他在罗泊荒原发现的《李柏文书》。所谓“李柏文书”是指前凉王朝驻此的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龙熙的几封信稿等一组文书，其中基本完整的有两封信。
《李柏文书》是在楼兰发现的最重要的汉文文书，有关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大玛札和古国精绝
橘瑞超的第二次西域探险，楼兰地区仍是其关注的中心。早在读斯坦因第二次新疆探险的报告时，橘瑞超便获悉了尼雅等地的重要发现，于是，步其后尘在尼雅、安得悦（即今安迪尔河）作了发掘。也许因为他是个虔诚的释子吧，他对那个伊斯兰教圣地伊玛目加帕萨迪克大玛札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1911年年底，他从克里雅（即今于田）赴尼雅（即今民丰），自尼雅出发3天之后，就抵达了加帕萨迪克大玛札所在地帕西木村。这次没有扎营于此，但是他回忆起第一次探险时在这儿的休整、停留。大玛札在一个高约70公尺的沙山顶上，沙山脚下，有个平如镜面的水池，那是朝圣人的“圣池”。附近千年古树参天，浓阴如盖，然而透过枝叶，四面望去都是接天流沙。
橘瑞超在其《中亚探险》一书中说：
在中亚有玛札存在的地方，一定是昔日宗教战争激烈的地方，被祭祀的所谓英雄，以消灭佛教为目的，从遥远的阿拉伯、波斯多次远征，最终战死沙场。在玛札附近，有被他们破坏的佛教寺院或古城址并存，是明摆着的事实。斯坦因博士和我根据当地居民的传说，在玛札附近进行发掘，也就是这个道理。
这一番“化解宗教为历史”的议论，从理论上讲完全正确，而且颇有超拔之感，新疆南部时见将伊斯兰教寺院建于佛寺之上的现象。然而，针对具体情况而言，这里边尚有一点儿偏差。尼雅遗址也好，安得悦一带的古城也好，那都不是毁于穆斯林的“圣战”，他们的废弃原因尚不清楚，但肯定不是由于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是出于“天灾人祸”这四个字的“总纲”。
橘瑞超是为了证实玄奘取经的过程而来到塔里木的。关于楼兰／罗布泊，他的发现往往被忽略。可是，他的存在，使楼兰／罗布泊探险多了一个支撑点。在20世纪前期的探险家中，只有他是为了追踪佛教传播的足迹走进罗布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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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1）
深入罗布无人区的孤军
也许是由于斯文·赫定是团长之一，中瑞联合组建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从一开始活动，就把着眼点放到了楼兰/罗布泊地区。其中参加楼兰考古调查的团员有中国学者黄文弼、瑞典学者贝格曼。而在罗布泊地区从事科学考察的，则有中国学者陈宗器，瑞典学者那林、霍涅尔、安博特。他们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的专家。
中国现代西域考古的奠基人黄文弼，字仲良，1893年出生于湖北汉川县。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1918年毕业后就职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自2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关注考古学，成为北大考古学会的第一批会员。1927年，中瑞联合组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双方议定，考查团应有5名中国学者，黄文弼是其中的考古学家。1927年5月9日，他随团离开北京，前往蒙新广袤的荒野。在出发当天，黄文弼在日记中写道：“而余遂走上征途，接受自然界的知识，与俯首窗下，在故纸堆中讨生活暂别矣！”
在内蒙古、新疆的田野考古工作中，他不畏严寒酷暑，独当一面地积极工作，成为成就卓著的中方团员之一。此后，一再扩大自己的研究视野，提高自己的野外工作能力，以大家风范拟定了自己的工作计划。
土垠遗址
楼兰/罗布泊地区，是黄文弼的工作重点。1930年4月，他孤军深入条件严酷的白龙堆，罗布泊地区春天的黑风暴——“喀拉布兰”，料峭的春寒，进退失据的危机感，全被他的事业心和进取精神化解得一干二净。只要站在罗布泊板结的盐层上，他的心中就翻涌着历史感。只要身处雅丹、迈塞（风蚀土台）群里，他就不会感到孤单苦寂。在维吾尔族向导、猎人阿不都热依木（在其著作里译作“阿不都拉亦木”）协助下，他发现一个从未为探险家到过的汉代遗址，由他命名为“土垠”。他在楼兰古墓群作了发掘，收获可观。应该特意指出的是：他在土垠曾发现了70多枚汉简。斯文·赫定、斯坦因等其他探险家，在这一带也曾发现过许多汉文木简或汉文文书，但年代全部是魏晋时期的遗物，而黄文弼发现的，则上起西汉元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下迄于西汉成帝元延年间（公元前9年~公元前12年）。把历史时期向上伸展了约300年，为汉代的楼兰地区历史提供了绝好的物证。
离开罗布泊地区，他用半年时间环绕塔里木盆地作了一次艰险困苦、前所未有的考古调查。应该特别指出，他是第一个由北向南，自沙雅起程横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中国学者。
1934年5月，他第二次到罗布泊地区做考古工作。此次对土垠附近地区作了认真的调查，对汉代通过楼兰的交通线走向，有了直观的了解。
就像斯坦因一样，黄文弼也在一段古道上拾到约800枚汉代的五铢钱和铜箭镞。说真的，有了这两个实例，我倒有些怀疑这些钱币是不是真的属于意外丢失了。这似乎更像兵法的“疑兵”——让钱或兵器故意遗失，引拾捡的敌人走进歧途，来摆脱尾追的敌军。
抗日战争期间，黄文弼离开北平，到西北大学任教，并于1943年再次赴甘肃、新疆考察。
荒野的召唤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黄文弼又于1957年率领一支考古队第四次远赴新疆。此时他已是64岁的老人，体弱多病，但只要能去新疆，一切都不在话下。也许这就是“西域情结”吧！在罗布泊地区，他认真探查了若羌卡尔克里克古城和米兰古城。
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2）
在前后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他几乎考察过所有那时已知的新疆古迹，生前及去世后，出版了《高昌陶集》、《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新疆考古发掘报告》、《西北史地论丛》、《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等众多著述，主要著作还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在上述著作中，尤以《罗布淖尔考古记》、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最为重要。这两本书是每一个关心西域历史考古及探险史者的人必读之作。我每次捧读，都有常读常新之感。每次捧读，都深深受到黄文弼顽强意志、学识广博的感召。而每当我在新疆天山南北作考察旅行时，总觉得就追随在黄文弼身后，呼吸领悟着他的执著，他的超拔。他对西部的挚爱之情，对西域历史命运的关注，一点一滴地输入到我的血液里。
陈宗器与雅丹
我生也晚，陈宗器、黄文弼、袁复礼、徐炳昶都是我由衷敬佩的前辈学者，但又都以未曾亲聆教诲为憾。我是从他们的著作与事业进而“结识”他们本人的。
陈宗器先后两次到罗布泊地区工作。第一次是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地球物理学家，与瑞典同行霍涅尔自河西敦煌进入罗布泊，时在1930年12月~1931年6月；第二次即作为中国国民政府铁道部勘察团团员，与斯文·赫定一同从尉犁乘船抵达罗布泊新湖，时在1934年4月~8月。两次加起来共近一年，其中直接留驻罗布荒原进行科学考察的时间就长达4个月，这在中外学者中都是少见的。
在河西时，他的重点在气象方面。二三十年代之交，河西、新疆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文化更远远落后于内地。他们的工作是在极其困难的时期完成的，要自己创造最基本的条件，还得随时注意安全。他们不止一次与土匪遭遇，又曾因气象观测的设备被讹传为“俄国人运来了大炮”而险遭当局拘捕。当地传说，他们是为外国人找宝来的，并有鼻子有眼地说他们在额济纳河上挖出两对金鸭子，还说他们进南山是寻找一种仙花，如果这仙花被他们找到，那么河西将发洪水，百姓将被淹没。种种传闻，使他们在这穷乡僻壤的工作极难展开。然而，进入无人区罗布荒原，则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越过疏勒河尾闾最后一处古烽燧，水草便成稀罕之物。第一次遇见雅丹地貌，给陈宗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简直恍若在沿海成群的岛屿间航行，奇形怪状的风蚀土堆像大象、像伏虎、像船舶、像骆驼、像纪念碑，能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若干年后，女儿出生时，他便为她起名叫陈雅丹。
古海盐滩
古老的疏勒河尾闾一直指向罗布泊，那一带的狼胆大到了白天都不怕人，甚至傻乎乎地就紧跟在陈宗器他们所带的绵羊之后，像是压阵的牧羊犬！穿过三陇沙一个最狭窄的沙丘带，就见到了汉代的遗址，他认为那或许就是汉代闻名西域的居卢仓。当地的古井泉由于水质含硫，已腐臭不可能饮用，他们用3峰骆驼驮了雪作为饮水的代用品。前行不久，就辨认出古代罗布泊/薄昌海向东伸展出的海湾，不过，恐怕这是汉代以前的遗迹。古代海底沉积的盐硷块遍布在荒原上，展示了古海的无边气势，也萌发了落潮之后的悲叹。盐块板结，十分坚硬，晚上扎营时在地面甚至钉不进钢钎，无法支帐篷，由于找不到一块比床铺大的平面，被褥也展不开。晚上连骆驼都因为太硌，而不敢卧下休息，苦不堪言。在行程中，盐块支撅，令人无法下足，骆驼那柔韧的蹄子也被磨出血来，只得由驮夫为它们缀上生牛皮做的“皮靴”。从罗布泊中心地带返回敦煌时，他们另外绕路，让开盐碱滩，而硬着头皮穿过白龙堆沙漠，这一次不只是行程艰难，而且随时会有性命之忧。
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3）
罗布荒原早已无人定居，但人的迹象却不时可见。或是古城、古遗址，或是火堆余烬、废弃的杂物；不知年月的“萨特玛”——红柳茅棚——就像昨天还有人居留一样，但它的主人却可能亲眼见到过特使张骞的汉官威仪。散落在地上的碎陶片，不知被多少人践踏过，而挂在干枯骆驼刺上的一缕麻布，则可能取自王妃身上的华服。就像大战过后战场上所见到的一样，每个废弃物或许都代表一个生命，每个在硷壳上定型的足迹都浓缩着一个故事。越是如此，越让探险家感受到寂寞孤独的压力，就像黑暗有时也很丰富多彩，寂静有时也能让人暴跳如雷。
探险队里的罗布人
同行人中除了瑞典学者霍涅尔，还有曾把斯文·赫定带到阿提米西布拉克、为黄文弼踏寻土垠、为斯坦因确认库木库都克方位的罗布猎人阿不都热依木。
我曾想过，应该为帕皮巴依——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的驼队头，奥尔得克——楼兰遗址第一个闯入者，以及阿不旦村的伯克昆齐康，库鲁克塔格兴地“一家村”的猎人阿不都热依木，这些探险史上留名的罗布人写一本书，现在还有活着的罗布人认识他们，知道他们，口碑丰富。再晚就来不及了。他们是古楼兰人的后裔，是现代罗布泊探险史的参与者。有他们的存在，就是楼兰探险的特点。他们退出历史舞台，那么经典意义上的探险就结束了——“寿终正寝”。陈宗器一行进入罗布泊，正逢黄文弼刚结束他的楼兰考古，而阿不都热依木立即就加入了新的驼队。
泥塔——楼兰的城徽
陈宗器在罗布荒原做了大量多学科的科学考察，包括气象、水文、地质、地理、植物等许多内容。陈宗器曾3次探访赫定1901年发现的楼兰古城，他把那个于20里外就能望见的高墩——斯坦因称之为“泥塔”——当作楼兰的城徽或指路标。第一次来楼兰，他全凭赫定及斯坦因的地图。荒原古迹连成一体的死寂，四野全无生命的死灰色的底色，使这个青年学者产生了心灵的震颤。然而两年之后，陈宗器再次徒步从罗布泊新湖岸抵达楼兰古城时，高岗——泥塔如旧，荒野无言，古城坦然，但使他又一次感受到心灵冲击的是，在楼兰古城以东五里的戈壁上，他见到红柳久已枯僵的躯体上竟长出嫩绿的新叶！一点绿色就击溃了死灰色的绝对统治，像火星点燃了草原，像水滴滋润了干透底的土壤。
绿色的生命竟然能在“伏睡”长达2000年之后复苏，这令人不可思议的生命力，这足以战胜一切的再生力，预示了古国楼兰之谜迟早要明明白白地写进历史，预示了这如今死寂的罗布荒原正在积蓄力量，等待重现荣光。在其鼎盛时期，楼兰古城附近植被覆盖率曾达到百分之四十，眼前无边无际的枯立木则像沉船的桅杆，直指苍穹。
当地人传说：胡杨活着要生长一千年，死而不枯，要在荒野直立一千年，倒地后，一千年不朽败。这也许是说：胡杨其实有3次生命。胡杨、红柳的死而不倒，倒而不枯，难道是一种忍耐，一种希望？忍耐这无水的岁月，等待枯木重绿？
罗布泊的“舰队巡航”
陈宗器第二次来罗布泊，成为千年以来首次乘舟巡视楼兰古迹的人之一。他们的船曾沿新湖的湖岸线，一一寻访了有关的古迹。斯坦因标示的四面环水，有百米见方的红柳围墙护卫，当年由一条古老的运河与楼兰古城联结在一起，似乎是楼兰古城的附属地。陈宗器曾幸运地乘舟绕一周。
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4）
黄文弼发现的土垠，则处在新湖三角洲东北的海湾，地势正当要冲。在亲临其地时，我感觉它是楼兰区域的物资集散之地：水陆码头。其他一些遗址也分布在新湖岸边。这证明了，新湖（十余年前才重新见到波涛的汉唐罗布泊）的确是2000年前张骞见到的楼兰时期老湖的回归。
家信与乡情
由于出色的工作，陈宗器受到中外同行的尊重，外国文献称他为“帕克陈”。第二次参加赫定的“汽车考察”，就是由赫定本人提名的。在长期的野外工作中，他用家书来抒发内心的积郁，倾吐无法排遣的乡情。在写给妻子童慕昭的家书中，他写道：
处处被暗示着严冬即将到来。每经一度强烈风暴，天气遂更冷一回，苍翠的木叶早于一个月前凋落已尽了。
荒僻的原野，皎洁的星光，觉着寒夜的浓霜。遥闻辽远的犬吠，通宵不寐……不觉想起“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来。
人在天涯的乡情是倾诉不尽的，排遣不开“回家”的梦境，是每一个探险家最常遇到的难题。元曲家贯云石（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小令中这样写：“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对于一个身在荒野的探险家来说，多长的信也写不尽乡情。对于等待亲人从探险中归来的妻子，“平安”二字就等于写尽了一切积愫。
陈宗器生前仅发表过两篇有关罗布泊考察的长文，特别是《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更是重要的论著。据我所知，光他在考察中致斯文·赫定的书信就有111封，目前全保存在瑞典国家档案馆。1990年，我曾在瑞典国家档案馆地下（第九层）档案库见到陈宗器在考察团期间写的大量笔记及资料，其中有观测记录，采样报告等许多丰富内容，有一部分是直接用外文写的。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还静静地站在巨大的轨道书架上，等待人们去利用、发现。
在长达4年的野外工作期间，陈宗器从不计较个人的苦累。天文测定工作必须在野外坚持一夜，夏天尚可，寒冬则无异于一种刑罚。他每晚烤一会儿火，侍弄一会儿仪器，到东方既白时，人已又冻又饿，无力支持。夜间气温下降到c时，在家信中他向妻子倾诉道：“夜间天气已严寒，只有‘断指裂肤’可形容得。我不能叫苦、偷懒，这是我的责任！”在野外时，他结识了一个在新疆、甘肃生活长达17年的德国人白克，此人是收集鸟类标本的酷爱者。在陈宗器回北平前，白克自杀了。他闻讯黯然。他的一个同事马叶谦，也因为野外苦寂无着，困守额济纳气象站时发了疯，并以枪自戕。他默默地坚持着，希望能以对家人的温馨回忆来暖和冰冷的心。
这4年中，陈宗器的双亲都先后故去，使他的精神受到重创！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他正在内蒙古归绥，准备乘火车直返北平。当然，特快列车也赶不上亲赴父亲的丧仪了，在家书中，他写道：“噩耗传来，悲痛万分。此次西北之行，转瞬四载，期内双亲先后长逝。生不能承欢膝下，死不能亲视含敛，伤心自问，良多内疚！”
几天之后，他就返回久违的旧都北平。
向赫定及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述职之后，陈宗器转赴浙江新昌探亲。
忘年交
然而，1933年夏天正在酝酿新的学术考察。那时赫定心中已有了一个明确的参加者名单。陈宗器只回内地住了不到半年，1933年10月21日清晨，新组建的绥新公路勘察队自北平启程出发，成员中就有中国学者、测量学家陈宗器。
四、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的中外探险家（5）
正是由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卓有成效的工作，陈宗器成为斯文·赫定的忘年交。直到国民党退居到台湾前，他们一直通信密切。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攻占南京，中国大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此，赫定失去了陈宗器的消息。陈宗器在这场大革命中的处境，一直是赫定相当关心的心事，但又得不到一点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赫定便致函刚回国的地质学家黄汲清，请他帮助了解“帕克陈”的情况，信中说：最后一次收到帕克陈的信，是在南京解放前，信寄自南京天文台，此后就断了联系。
对陈宗器的关心，也含有对中瑞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果的关注。信发出不久，赫定就去世了。
“小河”与贝格曼考古
在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旗下，除中国学者，还有瑞典、德国、丹麦等国的同行。瑞典学者贝格曼、霍涅尔，都曾长期在罗布泊地区从事过坚苦卓绝的探险考察。
贝格曼是瑞典考古学家。1927年大学考古专业刚刚毕业，就进入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先在内蒙古，特别是在额济纳地区小试身手，他为世人所知，除了发现“居延汉简”，他在罗布泊所做的考古工作也是重要原因。在罗布泊地区，贝格曼就古代交通、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楼兰王国时期的墓葬等方面作了深入的调查，详细记录了库鲁克塔格兴地远古岩画——那是较早为现代学者关注的西域岩画群，对罗布泊作了人文地理的调研，特别是抵达了罗布泊一个新的区域“小河”，并且全面地对“小河”地区的古代遗址“5号墓地”、“7号墓地”，作了调查与发掘。
所谓“小河”，是孔雀河下游离入湖三角洲不远的一条支流。“小河”这一名称是贝格曼起的，如今已成为楼兰考古探险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
1934年夏天，斯文·赫定一行回到罗布泊。与老相识奥尔得克重逢，是罗布泊探险史的经典段落。奥尔得克告诉赫定，在1902年赫定离去之后，奥尔得克在罗布荒原北部漫游，在一个河流附近遇见了一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同行者都不相信这70多岁罗布老人的话，在塔里木，关于古城、古迹的信息，从来是真伪掺杂。但赫定相信奥尔得克的话，在著名的营地雅丹不拉克，他决定“兵分两路”，自己仍然直奔“北湖”——汉唐时期的罗布泊，派出贝格曼随奥尔得克去寻找古墓群。此后，不但发现了著名的“小河5号墓地”，还发现了石器文化的遗存，证明楼兰文化的萌生，远在汉文化进入西域之前，不但具有明显的民族特点，也具有可资比较的历史特征。可以认为，“小河”及其附近孔雀河下游古老的三角洲，正是上古时期楼兰文明的发祥地，孔雀河之于楼兰民族，正像黄河之于汉族一样，是摇篮、婚床和安息之地。
贝格曼在中国西部工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贝格曼的工作内容，都反映在一部名叫《新疆考古记》的学术著作与一部名为《考古探险笔记》的通俗探险记当中。贝格曼先后在中国西部工作了八年之久，是在中国“着陆”时间最长的考古探险家。
2001年1月4日，在一场大雪之后，我来到那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小河5号墓地”。这一年是奥尔得克诞生140年，是贝格曼去世60年。我站在“小河5号墓地”的沙包上，背负那辉煌壮观的、图腾与生殖崇拜的“树林”，不禁为楼兰与罗布文化鸣不平：它们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长期受到冷遇。同时也为楼兰与罗布文化感到庆幸：罗布荒原是一个最好的保护层，使得如此伟大的文明遗迹得以保存到今天。只要罗布文化有楼兰古城、“小河5号墓地”等遗迹，它就不会被遗忘。
“戈壁组”里的瑞典人
霍涅尔是瑞典地质科学家，略晚些才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曾长期作为考察团“戈壁组”成员，在内蒙古作调查，后来他与陈宗器两人进入河西走廊西端，在酒泉、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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