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敦煌、额济纳工作甚久，又一同进行了罗布荒原的科学考察。
在长期的野外考察中，他曾被冻伤右手手指，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握笔，最糟的是，他曾两次误受枪击，并被劫走仪器，这在整个考察团工作期间，都是唯一的例子。他在中国的探险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就其丰富、生动而言，只有天文学家安博特的情况能与之相比。他写有一本探险记，名叫《到罗布淖尔去的路》，目前还没有中文版。他与陈宗器在进入罗布荒原时，曾亲受斯文·赫定之命，前去踏勘回归北边旧湖址的罗布泊“新”湖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33年，他和陈宗器从野外归来，于5月8日在北京向赫定汇报了长达4年之久的在野外工作情况，特别是介绍了有关罗布泊“新”湖的信息。新湖形成于1921年，霍涅尔与陈宗器是首先领略新湖风光的学者之一。
在关于罗布泊是否是“游移湖”的地理学大论争当中，霍涅尔与陈宗器是赫定游移说的拥护者，曾合写了一篇名叫《中国西北之交替湖》的论文，发表于1935年5月的《方志》月刊第八卷四五期合刊，是罗布泊论争中较有分量与影响的一篇文章。在陈宗器致其妻子的第46号家信中，记述了陈与霍涅尔两次论战，一次题为《气象观测中每天温度变迁的表示该用平均数抑或最高最低数》，一次题为《科学与宗教的分野》。第一次，陈氏认输。第二次，霍氏认输。这些都是他们艰苦、坎坷、漫长野外工作的花絮，对于了解他们的个性、学识、修养，都颇有益。
在其致妻子信一开篇，陈宗器就写道：“今日舌战失败”，“我觉得他（霍涅尔）的理由比我长，只得认输！”
读了这对诤友间的倾心交谈，对于认识探险考察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大有裨益。任何未知领域，都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而征服未知领域，是人类自从掌握科学的武器去认识世界，认识自身以来，最具感召力的工作。科学是“最大的生产力”，它不但改变了人类命运，也改变了历史。这里陈宗器、霍涅尔两次不同的“认输”，实则只是对科学的认同！或许，这是罗布荒原这所大学校——无人授课的讲堂，给予它的门徒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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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彭加木传奇（1）
罗布泊之恋
据说有人做过一次民意测验，发现当代中国知名度最高的知识分子，不是蒋筑英，也不是陈景润，而是彭加木。而彭加木之所以有如此高的知名度，当然很大程度上由于他组织了当代中国唯一的一次罗布泊地区科学考察，并在考察过程中失踪。
也许是出于挑战感，彭加木始终对罗布泊地区有特殊的兴趣。1956年，他首次来到新疆时，就提出考察罗布泊资源的建议。然而，当1959年9月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新疆考察队真正抵达罗布泊时，彭加木却未预其事。考察队曾乘充气的橡皮艇，驶进湖区纵深20公里之处。1964年，彭加木首次到达罗布泊地区，和几位同事一道测算了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的含钾量。这次工作没有充分展开，而且那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政治空气已经热得让人喘不过气儿来，也没有给他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干涸的巨泽
1979年，彭加木正式参加了由地理、化学、气象、生物、土壤及考古等多学科专家参加的考察队，考察对象正是罗布泊。可以说，中国科学考察在打倒“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进入罗布区域。
12月，彭加木再次抵达罗布泊地区，并直接深入到罗布泊湖区，但是，他“迟到”了，时间晚了十几年，此刻，罗布“泊”已滴水全无，还原成为一个古老的洼地。外界第一次获悉罗布泊——仅排列在青海湖之后的中国第二大咸水湖已经从地球上消失，是判读美国地球资源卫星从太空拍回的相片得出的结论，那是1972年的事。1959年，新疆综合考察队进入湖中时，平均湖水只有25公分深，但这并没引起人们过分关注，因为在大约八九十年前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来此时，湖水平均也只有不到半米深。1959年的入湖，队员们曾遇到一人多长的大鱼在浅水中挣扎，他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如此之浅的湖水，怎么能繁育出如此之巨的大鱼呢？罗布泊里鱼体之巨，是早有记载的。清代方志中甚至有此一说：每年春天，罗布泊中之鱼便上岸化成鹿，而鹿到秋天又滚入湖里再成为大鱼。而且我在20世纪80年代在罗布人之中作考察时，曾亲耳听罗布老人口述过这个传说。这种水陆幻化如此之便当，也许正是水域日浅，而且鱼已无法悠游自在地生活于湖中（只好上岸变为更迅捷之鹿）的折射。也是罗布泊植被日渐稀疏，水域日渐干缩，野生动物已经无处藏身的折射。到彭加木1979年冬来古湖畔时，不但无水无鱼，奇怪的是连鱼骨也没见到什么较大些的。据报道1979年的罗布泊考察是彭加木组织和倡导的，这次，他们还到达了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古城，关于这座名城，已经有近半个世纪无人正式探访了。此前，也许徒步来此的陈宗器是最后一位不速之客。历史就这样接续起来，从1934年到1979年，45年光阴弹指而过——自张骞出使，2000多年的时光不也如白驹过隙吗？
彭加木失踪
1980年5月，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考察队离开乌鲁木齐抵达罗布泊。5月9日，考察队正式开始工作。这次考察工作前后分为三个段落：1980年5~7月，1980年11~12月，1981年5~6月。然而就在第一个段落结束后，回到乌鲁木齐的人员中就没有他们的队长彭加木了。正如我们在前面介绍的，他于6月17日失踪。“失踪”与去世相比，是个让人多少还抱有希望的字眼，也是个含有诱惑力的提法，因为它给想象、意外留下了足够的活动空间。在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心目中，彭加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那个年代，能从癌的手下生还，还不算奇迹吗？书包网小说上传分享
五、彭加木传奇（2）
纵贯罗布泊湖盆
这次彭加木本是计划作一个大胆的探险：湖水不是干了吗？那好，我们就来个纵贯罗布泊湖盆的考察。这无疑是足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创举。对于认识罗布泊、考察罗布泊地区，的确是没有比这再好、再有吸引力的计划了。
据报告文学《生命》（作者即发出那则彭加木失踪电讯的新华社记者赵全章）所载，在考察队里彭加木是“全副武装”的：头戴一顶褪色的灰便帽，脚穿一双高腰翻毛皮鞋。下身是条藏青色锦纶裤子。上身是灰色外套，外罩一件旧的浅蓝色工作服，两肩交叉背着两架相机，一架是国产的“海鸥”，一架是苏联产的。皮带上挂着匕首，手拿一把地质锤。另外，身上随时背着盛两公斤水的军用行军壶。不久前，几个瑞典学者来我家作客，他们刚到塔里木考察归来，每人穿一件“现乎”得不得了的水红夹克，那是为了“掉队”时好寻找。——彭加木没有“失踪”的思想准备，他一身灰色，极不显眼，尽管他对罗布泊地区的恶劣条件想得比其他人多！
彭加木一行勉力前行，来到库木库都克——沙井，希望在这著名的、拯救过古往今来无数思想准备不充分的旅人的古井，得到饮水的补充。但他们抵达时，只见到一个倒梯形的深十余米的大坑，塔里木不少半沙漠的穷乡僻壤的井，都是这个样子，我在大河沿——通古孜巴斯特、塔瓦库勒就亲自从中打过水。但这个井却是干的，只有深坑，没有水。是的，应该有这种思想准备，烟波浩渺、冬夏不增减的罗布泊都干得底朝天，这个小小的井泉“沙井”为什么不会把名字分解成两半呢？在前往喀喇墩古城途中，我在克里雅河下游沙漠的一段干河岸上，见到过一具白骨，那是一个颓然倒地的古代行人，见到“他”，我黯然神伤，我心中认定，他准是以为河堤下有水，才鼓足最后一丝力气来到河岸。但“河流”已经滴水全无的事实击垮了他，夺走了他最后一点信心，当然，也就夺走了他的生命。寄以极大希望的库木库都克没有水，这肯定使彭加木这样个性坚强的人产生了超载的心理负荷！虽然已向总部求援，彭加木仍然留下一个便条，写上：
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 17/6，10：30
然后，独自担负起重压，离开无水只有沙的沙井。
彭加木的失踪，很快成为新闻热点。报上登过要求参加寻找的群众来信，我记得最真诚感人的一封，是一个在疏勒河下游作过勘测的地质队员的信。我也写了信，寄给报社，要求参加寻找，当然，没有任何回音。是在4年之后，我才和彭加木“并肩”站在米兰古城边的高坡上的。
彭加木失踪的联想
1984年夏天，我来到且末、若羌。在铁干里克（即兵团35团场）我去寻访塔里木河最后一段河床。由于大意，由于完全不懂什么叫大漠，没有带饮用水就进入了荒漠沙海，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力量能战胜自己。等回到出发地点铁干里克，我一下子就想到彭加木，也是这时才真正理解这个一时人杰了。
就彭加木而言，其实仍然是由于对罗布泊情况估计不足，出去找水而失事。目前我们弄不明白的很多曲折，将来自会有解答。
猜测，也是一种赌博！我又想到这样一件事：
20世纪70年代，我一位同学的弟弟到青海三线工作，周末和几个同学去嘎斯湖打野鸭子，从此一去不回。一时猜测四起，最热门的是：叛国外逃了，到昆仑山当土匪去了。放在今天，谁听了都会嗤之以鼻，可是，当时“组织上”就定了个“叛国外逃”。一年后，又有人去打野鸭，在湖对岸一个隐秘的芦苇窝子里，找到了他们的遗体，当然，由于湖水是咸的，尸体成了“木乃伊”，保存完好如昨。他们都紧紧抓着一个简易的木排。这样，终于真相大白：那天晚上，湖对岸下了大雨（而驻地则晴天，这在嗄斯湖并不罕见）。他们找不到来路，来路是湖中央的一条浅水带。只好自己找木头捆了个木筏，急着摸索，想尽快回到驻地。在湖心，由于雨大木头又滑，或是由于浪大击翻了木排，便全部淹死，再由大浪给送回对岸，“藏”在一个苇坑里。这样，原来许多不解之处，全豁然开朗，一目了然。比之“外逃”、“当土匪”，这是最容易想到的结局，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却以最不可能的结局做定论。对彭加木去向的猜测，不也是如此吗！
也许今后——或许是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突然在一个雅丹背后或沙窝子里，见到彭加木的遗体，那时，结果必然也是十分简单明了。不管怎么说，他肯定早不在人世了，他是第一个死于罗布泊的探险考察家，或许也是最后一个！仅此一点，人们也该永远记住他。
彭加木死后，罗布泊科学考察仍在正常进行。7年后，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编著、夏训诚主编的科学报告《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正式出版了。这本书本身就是一座里程碑，填补了一个空白。夏训诚在“综述”中高度评价了彭加木的工作，对其以身殉职，不幸遇难，深表哀悼。读了这本内容丰富的书，我想，有了如此巨大的成果，彭加木离队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不管他遇到了什么意外，他都已成为罗布泊探险发现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谈彭加木的殉职，深含着对罗布泊的关注，我们讨论罗布泊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也就是在表达对先行者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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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的洪水传说
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奇书，叫《凉州异物志》。保存至今的《凉州异物志》片断，记载了这样一则有关罗布泊的神奇传说：
据说，目前蒲昌海——古罗布泊畔被叫做“龙城”的景观，原来名为“姜赖之墟”。早先，这儿有个胡人建立的王国，国王叫恒溪。恒溪贪墨粗俗，为政无道。天帝化为一个游方僧来到姜赖，要亲自考察一下恒溪其人。他想了个直截了当的法子：亲自向恒溪乞求施舍。恒溪没把这个鹑衣百结的和尚看在眼里，就以一捧盐来打发他。天帝为之震怒，便施法力使蒲昌海突然溢出滔天洪水，在瞬间淹没了恒溪的国家。此后，这被洪水“洗劫”过的国家就称为“龙城”。在龙城的一些地方，洪水退后，刚卤1千里，像是无边的蒺藜，刚卤之下是巨大的一块一块的盐块，那是天帝为恒溪竟敢以盐打发自己而施予的报复！
可惜的是，《凉州异物志》原本早就失传了，目前只能见到后人的辑本，连作者的名字，成书的具体时代，都没人知晓。不过，既然为凉州写“异物”而涵盖了楼兰/罗布泊地区，那么它自然应当成书于魏晋以后。这段记载又与《水经注》中有关记载相呼应。《水经注》卷二有这样一段文字：
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行人所经，畜产皆布毡卧之。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
如果说，这两段记载是同一个来源，那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断。区别只是，《水经注》缺乏细节。有人根据这里的“姜赖”之名，认为楼兰土著应是羌人——古代羌、姜通假。但此说似有望文生义之嫌，因为姜赖更可能是音译。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传说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看来“洪水说”是中外创世纪传说共有的一个主题，并非为《圣经·旧约全书》所独有。对于罗布泊的地貌成因，这个传说也有十分形象的解释：湖水无边，遍地刚卤，雅丹成列，因此都有了一个恰当的来源。雅丹不仅只有风成，也有水成的，比如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考察队就认为，三陇沙一带的雅丹是水成的。《水经注》说龙城“西接鄯善，东连三沙”，这里的“三沙”就是与“鄯善”对称，而对“三陇沙”作的简化。
蒲海晓霜
如果对楼兰/罗布泊地区的地貌变化作一个总体的宏观考察，就会注意，从古到今这一地区的面貌有巨大的变化，变化首先表现在那个“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的蒲昌海今已干涸，孔雀河、塔里木河、车尔臣河入湖三角洲达到百分之四十覆盖率的植被全部消失。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所以湖泊水系的有无、大小、增减是罗布泊区域面貌发生古今变迁的关键。
这些变化是一个渐变过程。关于湖泊，我们在文献中还找不到足够的记载为它的变化作一个界说。自《史记》、《汉书》、《水经注》以后，比较明确谈到湖泊情况的，是唐代文献。此前我们提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当地的豪酋曾向沙州主管部门报称，该年八月蒲昌海海水突然清澈见底。
盛唐诗人岑参曾两次从军西域，足迹及于天山南北。他在《破播仙凯歌》中写到：
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傍临月窟寒。
蒲海晓霜拂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
真可谓生动、形象又准确，也绝非那些泛咏边塞风光者可比。诗写的是一次军事行动中，破晓时分从蒲昌海畔路经的情景。而今天，“蒲海晓霜”已成幻影。
吐蕃之所以在米兰建成一个戍堡，必是与其在交通上的关键地位密切相关。但米兰戍堡在唐朝后期就彻底废弃了，这是否是因为蒲昌海已日见湫溢，古道失去依据而渐废（或改道）所致？至少目前还没有相反的证据足以否认这种设想。
所以，从楼兰/罗布泊地区的历史命运来衡量，蒲昌海是至关重要的，它的盈缩就直接影响了地区文明的兴衰。它的难解之谜，就是楼兰/罗布泊这个千古之谜的核心。蒲昌海是古国楼兰的产床，是楼兰文明的关键词，是罗布泊地区总体面貌的设计师，是楼兰王国传奇这出历史悲剧的编剧、导演与谢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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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谜一样的中国，谜一样的湖泊（1）
罗布泊与楼兰文明
关于罗布泊位置的争论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它是西域地理、历史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难题。听上去，这似乎颇为费解，不论影响大还是小，从没再听到对哪个湖泊的位置还曾有过类似的争议，它本该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所以，罗布泊位置的问题又和整个罗布荒原的历史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是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罗布荒原或是无人定居区，或是有很少定居者、经行者，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进出不易这一特点密切相关的，致使直到汉唐罗布泊“死”后，它在世人心目中始终是个古老但又陌生、神秘的湖区。
这个形成于湿热气候的上新世的古老湖泊，在史前时期也曾有过几度枯荣。进入人类历史时期后，它也经历过盈缩变迁，但从总体趋势上来说，这个汉初被认为是黄河之源的丝路巨泽，是一步步在走向枯涸。如今，“死去的”罗布泊正像一个盖棺已久但仍聚讼纷纭的伟人，等待历史的判决，以便恢复、重现它生前的形象。
普尔热瓦尔斯基西域探险
引起一个多世纪以来罗布泊位置之争的，是那个颇有争议的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37年出生在贵族家庭。服过兵役，并以中尉军衔退役。他在中国西部的探险活动始于1872年，前后共4次来华，并死于第五次的首途。退役后，他到由俄国沙皇统治下的华沙教中学，如果不是以后的中亚探险，也许会终老于此。很难一下子解释清楚的因素是：西藏的拉萨不知为什么竟对普氏具有足以改变一生的、经久不衰的魅力。他的探险队几乎全都是为抵达拉萨组建的，但终其一生，却始终没到过比距拉萨尚有144英里距离的西藏小镇更超前的位置，即使直接派信使向达赖喇嘛申诉，也没有达到目的，没有见到夕阳辉映下的大昭寺的金顶，没有置身于布达拉宫前据称是世上最虔诚的教徒们顶礼膜拜的行列。然而，在新疆他却走完了前无古人的行程。
必须承认，普氏的探险活动受到殖民思想的影响，并力图以自己的探险考察为扩张主义张本。这并不奇怪，这是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历史的特点。比如，他把黄河河源的两个湖命名为“俄罗斯人湖”及“探险家湖”，就让人在啼笑皆非之余品味出一丝怪味儿。同时，普氏在自己的祖国具有崇高的威望，死时已晋升为将军，他的“战功”就是中亚探险的成果。死后，他去世的城市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克”。一两个世纪以来，俄国地名“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察立津”“伏尔加格勒”，反复过几次，但是，“普尔热瓦尔斯克”则保留至今。可见在历史上认可的是他探险家的身份。1891年，首次来华的斯文·赫定自新疆喀什噶尔西返时，特意到普尔热瓦尔斯克祭扫了普氏枕藉伊塞克湖的坟墓。以后的时间证明，无论是关于罗布泊位置的考证还是对西藏的探险，赫定都比这位长眠于伊塞克湖畔的听涛人走得更远。
第二次中亚探险时，罗布泊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活动的中心。1876年，他在那个企图割据塔里木的阿古柏伯克的亲信扎曼伯克监视下，来到罗布泊地区，一直工作到次年春天。1878年返回欧洲，则以自己对罗布泊的考察，引发了国际地理学界的一场论争。书包网电子书分享网站
一、谜一样的中国，谜一样的湖泊（2）
罗布泊位置之争
回到俄罗斯，普尔热瓦尔斯基很快出版了一本关于罗布泊探险的小册子，并在一系列报告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当时欧洲的中亚地图，主要依据中国清政府公布的《大清一统舆图》绘制，地图上的罗布泊比他亲自到达并考察过的罗布泊有纬度一度之差。而且，他亲见的罗布泊是一个淡水湖沼，水深不足半米。因此，必须重新绘制中亚地图，并改变罗布泊错误的位置。
如果不算马可·波罗，普氏是第一个真正到过罗布泊地区的欧洲人，他的意见当然具有足够的权威性。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地理学界的普遍注意。
李希霍芬的不同意见
德国地理学家、柏林地理学会主席冯·李希霍芬男爵对普氏关于中亚巨泽罗布泊的新发现提出了质疑。
李希霍芬曾7次来中国，足迹几乎遍及各省（甚至包括台湾），写有地理学巨著《中国》，而且是如今名传遐迩的著名词汇“丝绸之路”的创始人。他当然有资格质疑。李希霍芬认为：普氏所考察的，并不是真正的罗布泊，真正的罗布泊在此偏东3度的位置，当地居民并不知罗布泊一称，只称之为“群克”——大涝坝。普氏所见的“罗布泊”是个淡水湖沼，而真罗布泊无疑是咸水湖。换句话说：在同一个罗布荒原上，竟然存在南、北两个终点湖。当然，李希霍芬不怀疑普氏到过这一地区，也不否认他的工作具有极大的意义。普氏曾沿塔里木河一直走到它的终点湖——即其称为“罗布泊”者，广泛作了测量及人种学调查，并曾以阿不旦渔村为落脚点，而塔里木河流经阿不旦后又经过53俄里流程才汇聚为终点湖，此间并没有其他湖泊。普氏不仅在阿尔泰地区发现了野马——普尔热瓦尔斯基马，还在塔里木河尾见到新疆虎踪迹，亲眼目睹了猎杀新疆虎的场面。他不可预见的只是，新疆虎是比野马更珍稀的野生动物，野马至今尚有疑踪，而新疆虎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绝迹了——灭绝无存。从哪个角度来讲，他都是不容忽视的“中亚通”。
针对李希霍芬的质疑，普氏作了反驳。他主要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罗布泊是淡水，为什么不可能有其他湖泊存在于罗布荒源。对于后者，他的理由是：他追踪河流走到尽头，没有错过塔里木河下游水系的任何分支，因此确知并无第二个湖存在。在这里，普氏、李希霍芬以及后来的学界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罗布泊是塔里木河、孔雀河两条河的终端湖，忽略孔雀河而只盯住塔里木河，就免不了“盲人摸象”、“缘木求鱼”之嫌。另外，普氏还解释了所谓居民不称其为罗布泊的问题。他的提法是：当地居民确实不叫那湖为罗布泊，而是把塔里木河下游的整个地区叫罗布泊。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普尔热瓦尔斯基获胜，一般人是不会把目击者的报告放到次要位置上去的。以今天的标准看，则是李希霍芬大获全胜，一、罗布泊当然始终是盐湖，水是咸的。二、普氏所见非真正的、汉唐时期的罗布泊——蒲昌海。三、《史记》、《汉书》上的罗布泊在此东北。非常遗憾的一点是，当时只是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而论争双方（尤其是李希霍芬男爵）都相当“费厄泼赖”，没有进一步再就热点作一次专门的考察，所以我们一直没有由此而弄明白在普氏抵达“假”罗布泊的19世纪后期，远在东北的“真”罗布泊是否还有水，即是否还是“活”的。
一、谜一样的中国，谜一样的湖泊（3）
赫定继承师说
随着普氏、李氏相继谢世，这场论争的主将改由两人的学生担任。普氏学生科兹洛夫（以在内蒙古额济纳黑城的发掘知名于世）继主普氏之论，而李氏的学生斯文·赫定，则给予普氏观点以致命的一击，证明普氏的淡水罗布泊，实是塔里木河改道后新形成的一个临时终端湖，正确名称叫做“喀拉库顺”（又译作“喀拉和顺”）。此后，赫定又进一步推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认为罗布泊是典型的游移湖。1899~1902年的新疆考察，总体上就是为此而构建。
1900年和1901年的罗布泊探险，赫定不但发现了楼兰古城，还对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水准测量，由上万个数据证实：在楼兰古城以东的大片洼地，海拔在777~810公尺之间，而喀拉库顺海拔则有814公尺。赫定得出如下结论：在楼兰王国鼎盛时，罗布泊确实在那片大洼地里，后来，游移到了偏西南的喀拉库顺（也就是普氏所谓的罗布泊），中国地图没有错，只是罗布泊出人意料地能够在荒原上走来走去，迷惑了探险家的视野。赫定进一步认为，罗布泊的迁徙以1500年为历史周期，并预言在不久的将来，罗布泊将离开喀拉库顺，重返古楼兰东面的故址。
“游移湖”
富于戏剧性的是，只过了不到20年，罗布泊果然一举北返，回到2000年前的位置上，好像历史也重演了。这真是惊人的预言，因为20年与1500年的周期相比，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至此，难怪学术界一时风行草偃，纷纷接受了斯文·赫定的游移说，甚至包括俄苏地理界。赫定把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游移的湖》，而罗布泊游移说走进了教科书，走上了讲堂，成为“不刊之论”。黄文弼在《罗布淖尔考古记》中这样记述了发现湖泊北返的实况：1930年春，他离开吐鲁番的鲁克沁，穿越库鲁克塔格，于4月6日抵达阿提米西布拉克（即六十泉），“南望罗布淖尔，已水云相接，极且无极。余等大喜，知海水已北返矣”。而1900年赫定自阿提米西布拉克南行时，那儿只有一个干涸的洼地存在。
美国气象学家亨廷顿是1905年到罗布泊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亚洲的脉搏》、《气象与文明》中指出，汉代罗布泊极大，是内陆海干缩的残躯，后来又经过水量剧增与再次变小干缩的过程，因此是个盈亏湖。这种见解只是宏观之论，没有具体涉及罗布泊湖址有无变迁，具体怎样变迁等问题。
而陈宗器与霍涅尔在罗布荒原作过考察后，在合著的《中国西北之交替湖》一文中指出，随注入河水分配的变化，罗布泊的位置也作相应的迁移，是交替湖。他们对塔里木河下游的流量作了测量，但他们也是偏重塔里木河，相对忽视孔雀河对罗布泊的影响。交替湖是游移湖的另一种提法，两说实质是一样的。
否定“游移湖”之说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在《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一书中，提出一种新说法，否定“游移湖”说。他们的主要依据有二：一，喀拉库顺地势高于罗布洼地，至少在历史时期内，罗布泊从来也不曾——不可能——从洼地倒流回喀拉库顺。二，据美国资源卫星相片上所示的罗布泊湖盆轮廓，不论洼地还是喀拉库顺，都在湖盆范围内，所以算不上“游移”。
上述观点是实地考察得出的，基本上排除了想象成分。从经典意义上讲，具备了为论争作结论的基本条件。但是，就这两条主要依据而言，也都还值得推敲。先说第一条吧。赫定或是其他主“游移说”的人，从来也不曾正面说过罗布泊的摆动过程中有过从东面洼地直接倒流向喀拉库顺这种可能。诚然，赫定在解释湖址摆动的动因时曾推测：由于入湖河水带有大量泥沙，日久使湖盆升高，而另一个“备用”的干湖盆，则在日渐降低——因烈风吹刮所致，这样久而久之，两边位置便颠倒了。此说我并不赞成，湖底坚硬的盐硷淤积在多少年中才能被吹低十几公尺呢？在我理解，罗布泊这种位置的倒置，从来也不是在有水与无水的两个洼地间自己“自发”进行的，换言之，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罗布洼地——喀拉库顺两地间的湖水互倒，即便从地势高的一方到低的一方的流动真的存在过，也不可能把整个喀拉库顺的水全流到罗布洼地或反之。如有这种流动（之间存在通道），喀拉库顺比罗布洼地地势高，这个湖泊怎么能存在呢？那它只要有水就会流动入渠道，很快就得流干，水往低处流啊！毫无疑问，这两处交替的出现，主要是由河流摆动、河水消长决定的，是河流水系间的“交易”，不是两个洼地间的自选“易位”。因为不论罗布古洼地还是喀拉库顺，都不过是终点湖。
一、谜一样的中国，谜一样的湖泊（4）
那么，为什么罗布泊是咸水湖，而普氏于19世纪70年代抵达时喀拉库顺是淡水湖呢？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难解的问题。对此我还提不出什么满意的回答。当然，某些可能性是存在的，比方普氏到达时，喀拉库顺形成时间不长。或者普氏所到并非真正的喀拉库顺湖区，只是一个潴水的宽阔河道。然而，正是因此，中国学者奚国金才提出了另一个说法。
追溯罗布泊变迁过程
1992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地理学家奚国金提交了题为《罗布泊迁移的历史过程及其新发现》的论文。此前，奚氏在一系列论文中，对罗布泊历史地理问题作了深入的讨论，这些论文有：《罗布泊卫星影像地理特征的研究》、《罗布泊迁移过程中一个关键湖群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孔雀海历史地理考证》等多篇。
首先，奚国金指明，不论喀拉库顺和罗布洼地是否都在同一个罗布泊湖盆，罗布泊实质上有过位置移动的过程。
这本来是毋庸质疑的。就好比我从乌鲁木齐搬到北京，不能因为都在中国境内，就不算搬过家一样。即使距离再近，哪怕从同一栋大楼的一楼搬到二楼去住，那也是搬了一次家。不能说，它的移动全在原始湖盆之中，就不叫“游移”。当然，迁移（“游移”）只是一个表象，还要看它为什么迁址，要追溯清楚它迁移的具体过程。斯文·赫定也意识到自己的假说有一个难题，即“若干中间过程，吾人不能追溯”。而奚氏所做的，就是试图弄清具体的中间过程。这个思路既清晰又正确。
奚氏按历史时期的先后，列出了罗布泊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位置。
关于在不同记载里罗布泊位置不一样这一事实，曾长期困扰着学界。奚国金没有强求解释为什么不一致，而把不一致看成罗布泊迁徙的正常规律。他列出了“楼兰罗布泊”、“屯城罗布泊”（屯城指伊循城，在今米兰镇附近）、“英苏-阿拉干罗布泊”、“喀拉库顺”、“罗布泊时期”（指1921年后新聚水成湖的罗布泊）、“台特马湖”、“五六十年代之交的罗布泊”、“大西海子水库”等8个不同位置的罗布泊，力求证实罗布泊不但游移，而且越到近代，游移的周期越短。他实际上论证了罗布泊的特征就是游移，但这个游移也并非如斯文·赫定所说，以1500年为周期。在论文中，使人耳目一新的是，提出“英苏-阿拉干”洼地曾是罗布泊旧湖址，为论证这一点，他不仅引证了文献及清代地图，还引述了对罗布人作调查时获得的口头资料。另外，他依据新发现的清代内府地图（未曾公开发表），提出所谓“喀拉库顺”当形成于18世纪后期，普氏来此考察时，喀拉库顺还是个相当“年轻”的湖——这也许可以作为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抵达的19世纪后半期，该湖为淡水这一事实的解说。
针对美国地球资源卫星发回的罗布荒原地貌相片，奚氏认为所见到的“大耳朵”环状条纹线的确是湖岸遗迹，但那遗迹只属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水涌入罗布洼地后形成的新罗布泊，是那个仅有一二十年“寿命”的新湖干缩的“足迹”，不赞成把这些环状条纹线“放大”成纵贯整个罗布泊生成、迁徙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点可以看成是对“罗布泊并非游移湖”观点的答复。另外，特别值得提一下的还有，奚氏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说的清代地图所标罗布泊与他所见之罗布泊有纬度一度之差，这也是罗布泊确曾迁移的佐证之一，因为所谓清代地图所标的，正是“英苏-阿拉干罗布泊”。
一、谜一样的中国，谜一样的湖泊（5）
奚氏的结论是：历史时期，塔里木河的终点湖（即罗布泊）的位置是变化的。而河流变迁是湖泊迁移的先导，湖泊迁移是河流变迁的结果。罗布泊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迁移特征的荒漠湖泊。
目前尚未见到针对奚国金论文的异说。应该承认，奚氏论文是近几十年有关罗布泊问题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一篇。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否认罗布泊迁移的结论，是建立在大量多学科实地考察基础上的，这样的基础是很难动摇的、相当坚实的，但?br/>好看的电子书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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