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这两件文稿仍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于阗在与中原长久隔绝后，要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原皇朝取得联系，并引为奥援的决心，正是通过这些信稿感染了后人。而派出身为王族的高僧作特别使节，应该与其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自五代末以来，于阗西境已逐渐伊斯兰化，佛国于阗成为伊斯兰“圣战”锋镝的直接面对者。这些无形的压力，对寂寞的沙漠王国于阗举国上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亡国变教的前景，令于阗国王——哪怕是少见的魄力非凡的君主李圣天——不寒而栗。于阗背负高山，面临大漠，除了向东方信仰相同的传统盟友、宗主求援，别无选择。
四、于阗亡国
沙吐克对李圣天——公驼汗与狮子王
“灭法”——佛教受不可抗抵之力灭绝不传——是中世纪佛教信徒“胎里带”的梦魇。目前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于阗国亡国灭法，是11世纪最初的10年间的事。具体时间，是公元1006年（北宋真宗景德二年）或公元1009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这两个年代都是根据汉文史料推断的，目前还没有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也就是说，研究分析于阗王国历史的终结点，仅仅依据目前已知的汉文、藏文，甚至于阗文文献，还不足以弄清事件的来龙去脉。
英国探险家奥利尔·斯坦因在撰写《古代和阗》一书时，曾以一定篇幅追述了于阗/和田地区从信仰佛教到信仰伊斯兰教的过程，他间接地利用了当地流传的地方文字的文献，具体说，就是参考了一部他称作《塔吉起拉》的察合台文1古籍。
二、佉卢文秘史（4）
所谓《塔吉起拉》，全名是《沙吐克·博格拉汗传》，“塔吉起拉”仅是“传记”之意。这是一部相当有影响的志书，清末，新疆官方修纂《于阗县乡土志》时，也利用了它的资料。沙吐克，据信是新疆塔里木地区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君主，并占据了和阗以西的喀什噶尔。沙吐克是伊斯兰东进的主要动力，而挡在他面前的第一堵大墙，就是佛国于阗。沙吐克大致与于阗王国后期重要君主李圣天同时，李圣天有许多称号，较常用，较有威慑力的一个，就是“狮子王”，这常见于敦煌文书。而沙吐克则号称为博格拉汗，“博格拉”的含意是公驼。在塔里木地区，公驼当然比狮子更具有适应性，更具有挑战性。
而沙吐克的对手李圣天也绝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说他是于阗王国1300年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君主，并不为过。他出身王族尉迟氏，本名叫尉迟孙波（或作尉迟僧乌波、尉迟娑缚婆），一般认为，在位时期是公元912~966年，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至于他为什么以汉姓“李”为姓，目前尚无定论。不过，有人指出：吐蕃文献称于阗为“李国”，“李”也许是于阗族的原名。李圣天是汉化程度相当深的君主，超过了他的前辈尉迟胜、尉迟曜，但他从未亲自到达过中原，也许是因为他在位期间，正相当于五代残唐的时期和北宋初立的特殊阶段。但五代的后晋曾于天福三年（938）册封他为“大宝于阗国王”。附带提一下，此前于阗曾自称“金国”，此后又曾自称“金玉国”。
李圣天治国的基本国策是：西拒疏勒（即今喀什噶尔），东联河西，极力发展与河西统治者张氏、之后是曹氏的传统联系。据有瓜沙三州，自称“敦煌王”的曹议金以次女嫁给李圣天，被称作“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而李圣天又以第三个女儿——“天公主”——嫁给了曹议金的孙子曹延录。李圣天还以“同庆”、“天兴”为年号，是于阗国用年号纪年之始。总之，他在位的50多年间，是于阗王国重要的历史时期，而敦煌文书所反映的于阗史实，也基本上是始于李圣天在位时。此后，又有尉迟输罗（又译尉迟徐拉）等三四位于阗王继位，他们基本上继承了李圣天的国策，视河西曹氏为奥援，视中原王朝为宗主，力拒沙吐克的后裔东进。这一国策在10世纪后半期将于阗置于阻击伊斯兰东进的第一线，而得不到任何实质上的援助。河西曹氏自身并不稳固，曹议金以张氏的长史起家，本来就不足以服众，而那时河西民族错杂，纠葛连环，有回鹘、仲云、吐蕃等各据一方，互不统属，无一不在觊觎丰腴的瓜、沙绿洲。而建国以来，北宋一直处在辽国的巨大压力下，连气都喘不过来，直到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景德元年）签订了“澶渊之盟”，才从表面上结束了战争状态，而几年后，于阗就亡国灭教了。西方的疏勒则不然，它从始自终都可以从萨珊王朝得到各方面的援助。
长达数十年的灭法战争
以疏勒（即今喀什噶尔）为东都的喀刺汗王朝从建立起，就与东邻于阗王国处于战争状态。得不到实际援助的于阗，从一拉开战幕，就认清战争是没有退路、不可调和的。这一仗实际上打了几十年，最后彻底征服于阗就用了24年时间。战争一开始互有胜负，于阗一度攻占了疏勒，不但俘获了喀刺汗朝的舞象，还准备贡献给宋朝，而且考虑过要在疏勒立一个傀儡政权，作为卫星国。但喀刺汗朝得到“圣战”志愿军的增援，战局完全向另一边倒了过去。战争是长期、酷烈而颇多反复的。于阗绿洲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对于一个避处地角天涯、聚落地狭窄的小小王国，真是勉为其难了。书包网最好的
二、佉卢文秘史（5）
维吾尔志书中称佛国于阗为“秦和马秦”，“马”的含意不明。其实，“马”就是梵文中“摩诃”的音译，含意是“大”，释迦牟尼的主要弟子之一摩诃迦叶，实际就是大迦叶。这样说来，“马秦”实指“大秦”。那么“秦”是什么意思呢？西域各族习称汉族人为秦人，这一称呼一直沿用到11世纪，但这里显然不是取的汉族人之意。我们提到过，于阗国曾自称“金国”、“金玉国”，“金”的读音在汉语里近于“秦”。考虑到伴随于阗王国的存亡，当地语言文字于阗文随之灭绝无传，将“马秦”解读作“大金国”或“大金玉国”——大秦，显然更符合当地历史的更替。
总之，作为一个人口数十万的绿洲国家，于阗承受了数十年战争的折磨。其结局，就是国破家亡、改变信仰。据有关文献，灭国时一部分于阗王族向东逃入青藏高原，定居于西宁一带，另一部分于阗王族和臣民，进入昆仑山的峡谷，沿神秘艰险的山中古道，逃向佛教乐土吐蕃。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在剑与火的洗礼后，改宗了伊斯兰教。
这一次，尉迟氏一败涂地，再无机会卷土重来。而于阗王国灭亡后，它的种族、语言、文化、文明的内涵，成了历史留下的难题。
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
最后，我们还应就于阗灭法亡国与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封闭，这看上去绝不相关的两个事件作一点儿讨论。
前面提到过，荣新江教授在其著作中论证了敦煌藏经洞的性质与封闭时间。关于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封闭、封闭于何时，这是自“敦煌学”出现就困扰着中外学术界的大难题，是西北古史的谜中之谜。荣新江的见解我完全赞同，它富于启发性。但是，随之而来，又有一个新问题摆在面前：作为“三界寺”的经学图书馆，听到于阗——敦煌的世代盟友、西方屏障——被东进的伊斯兰军队攻灭的消息，由于受传统“灭法”之忧的左右，便立即采取了保护措施——密藏佛典。可是，于阗灭法后，伊斯兰军队事实上并未进一步挥师东进，敦煌作为佛教乐土也没有因之受到任何实质上的威胁。那么，为什么三界寺把寺院图书馆一封便永不开放了呢？
这是难以忽视的大难题！
秘藏各种宝藏——包括精神食粮，本是中外历史的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究其动机，不外乎是怕为人无偿攫取或遭受毁灭，是宝藏执有者面对逆境的一大应变措施。比如自清末以来，战国时的古代钱币一再出土，而且都是批量的窖藏，山西阳高一次出土三晋布币万枚，山东海阳曾出土齐刀（齐国重宝）千枚，在古燕国境内——河北、北京等地，其行用钱币明刀一出就是数以千计。根据文献分析，可以认为这个现象与秦统一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关。当时除了秦，其他六国各有自己的货币系统，比方刀、布、环钱、铜贝（俗称“鬼脸”）等。秦灭六国，要求六国贵族无偿交出刀、布等国币，以后只能行用秦国国币——圆形方孔的“半两”。六国贵族富商不甘心被白白劫掠，便纷纷把自己执有的前本国货币埋藏在地下。原想等风头一过再挖出使用，因为那时币材——铜是贵金属，本身就是财富。但秦始皇紧接着下令，把六国豪族全迁到咸阳，这批深埋的宝藏当然不能带走，就成为中原大地的象征。此后，秦汉之际的战争，使咸阳和关中地区受到犁庭扫|岤式的战火摧残，迁到咸阳的六贵族立足未稳，就大多死于战乱，再回不到原来的家乡。这样一来，他们倾心埋藏的钱币才一埋几千年，成为辛勤农夫的额外收入。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它与敦煌石窟的藏经，或有相通之处。藏经，是为应付眼前之灾，而一藏千年，必定是因为亲自藏经的人在此后不久就身遭横死，或一去不返，这才成为历史送给20世纪的见面礼。书包网最好的
二、佉卢文秘史（6）
那么，就敦煌藏经洞的具体背景而言，我觉得应该对三界寺的性质作进一步的讨论。
如果荣新江之说不误（我确信其说），那么我认为，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能就藏经洞一封千年的事实作出说明，那就是：
三界寺实质上是于阗僧住持的大寺，至少在11世纪初，已由于阗僧人接管，实质上，它成为于阗王国驻其姻亲沙州曹氏的“办事处”、“接待站”、“情报中心”，或进一步成为“总领事馆”。舍此别无他解！
早在注意到敦煌石窟中出现了于阗王李圣天等许多王族肖像（作为“供养人”而存在），我就觉得敦煌石窟必与于阗王国有特殊的“接触点”。而且我们今天已获悉，于阗、龟兹的一些名寺，也曾由汉僧住持。同时，这就对敦煌文献中会有于阗王室的某些文件，甚至是相当机密的高层文件（类似《七王子》），作出了直观的解释。这儿特别应该提到：敦煌文书之中有关于阗的汉文文书也有启示意义，比如其中有一件为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的文书（）背面竟是《张匡邺牒》，而且明言：
二月五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匡邺，大传阁下谨宜。
我们知道，张匡邺是后晋派赴于阗的“特命全权大使”。张匡邺的出使，是涉及中原与西域联系的大事，而三界寺图书馆，一个纯宗教性质的藏书库，竟然出现了他的全衔名讳，这不是意味深长的吗？当然，敦煌文献中的很多吐蕃文、于阗文、汉文世俗文书，都是作为写经纸的纸背而存在的，而三界寺能从哪儿获得这些有关于阗王国的文件，而取作“废纸”，再用来写经文呢？
当然，我只是指出：三界寺或许在五代末、宋初（李圣天在位时）的一个时期之内，为于阗僧人住持，或成为于阗国在敦煌的产业，这绝不可能有多长时间。在大多数的年代，三界寺与于阗国并无直接关系。
如果我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之谜的谜底应该是：由于于阗王国在灭法战争中处于劣势，由其支持的三界寺生存困难，同时人心惶惶，封闭了图书馆甚至是停办了寺院。后来，其僧人或是远赴国难——另一个意义上的“勤王”，战死在和田绿洲。或是当于阗王国灭亡之后，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四散逃亡，求生不归，致使石窟一封无启，成了古代文献学上的一大“幸运”——把整个图书馆留给了20世纪！
总之，不管上述说法能否被证实，在佛国于阗的最后、最艰难的日子里，与敦煌莫高窟，尤其是藏经洞有着特殊的密切联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于阗及其灭法史，应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 编
辉煌与寂寞
一、经行者笔下的佛国
聊斋中的取经寓言
纵观于阗王国长达1300年的立国史，可以说它是名副其实的佛国。作为名传遐迩的“西天佛国”之一，于阗一直是中原僧侣路经、探访的对象。所以，在于阗国还存在时留下过具体记载的探险家，主要是虔诚的释子。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有这样一则故事：
清初，两个来自西域的僧人，自称经历18个寒暑才到达东土，同行者12人，只有2个生存。问他为什么要舍命来中原，他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他说，西土相传在中原四大名山——泰山、华山、五台山、普陀落伽山——遍地黄金，而观音、文殊等菩萨还活着，就在那儿讲经，凡能到达者就会立地成佛，长生不死。听到西僧的话，蒲松龄马上联想到，这就像中原僧俗之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误传释迦牟尼始终在灵山雷音寺讲经。“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必当相视失笑，两免跋矣”！这并不一定是“纪实文学”，也许是蒲氏自撰的寓言。然而，不管怎么说，这篇题作《西僧》的故事，的确意蕴深刻，引人深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原释子普遍向往的西行求法，不只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特殊的探险。书包网想百~万\小!说来书包网
二、佉卢文秘史（7）
法显驻锡于阗：浴佛节——泼水节
比较早地到过于阗并留下经行记录的，是南北朝时的释子法显。
法显西行目的相当明确，是因为“慨（中原）律藏残缺”而到西天——印度——“寻求戒律”，这也是此后释子西行的基本动因。法显是于后秦弘始二年（400）首途，那时他已60多岁。他是开始探险时年龄最大的西域探险家！西域各国当中，于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于阗见闻是《法显传》中篇幅最大的一个段落。而于阗最让他倾心的，则是举城出动的僧俗行像活动。为等待观摩于阗行像，法显在此留居了3个月。
当时于阗最著名的禅林，一是王新寺，二是瞿摩帝寺。王新寺历经三代国王修建，以80多年的建筑期，才完全落成，佛塔高达25丈，除佛像，连门窗都饰以金箔，丝绸之路塔里木南道6个城邦国家的国王，都以所藏无价之宝作为王新寺供养。张广达、荣新江所著《于阗佛寺志》指出，王新寺即《大唐西域记》及敦煌文书中的娑摩若寺。瞿摩帝寺，曾一度被误认为就是于阗第一寺——赞摩寺。但瞿摩帝是大乘僧寺，法显说，该寺有3000名和尚，并描写了3000名寺僧一齐用餐的肃整有序场面。
每年的四月初八日，是如来佛生日，佛国于阗一大节日就是该天举行的浴佛节——另一种意义上的“泼水节”。为庆祝佛生日，届时将有盛大的行像仪式，那实际上是一次僧俗共庆的抬佛像游行。我们此前曾介绍过佉卢文文书所记载的精绝行像仪式。与之相比，于阗行像规模、气势大得多。从四月初一开始，于阗各城，特别是王都，便开始打扫卫生，修整房舍，更饰市容。不但巷陌一新，连城门都张挂经帏幕布。每个寺院的行像各占一天，一直要巡行14天才停止，各寺争奇斗艳，无不竭尽全力地扩大影响。第一天行像的，就是瞿摩帝寺，该寺地位重要，连国王、王后和宫女们，都置身于该寺僧众的行列当中。瞿摩帝寺距王城三四里，寺院为每年一度的行像，特制成四轮像车，高达3丈，就像一座会行走的殿宇，车上立有一佛二菩萨，都饰以金银珠宝，非常辉煌壮丽。像车距城门百步远，由国王亲自摘掉王冠，赤裸双足，手持檀香，出门迎像。佛像入城门时，王后和宫女站在城门楼上，不停地抛撒花朵。
在法显的时代，这样壮观的佛教仪式，不但在中原，哪怕在印度也见不到了。行像给每一个如同法显一样的西行求法者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直到十三四年之后，他已身历五天竺的佛教圣地，在回忆此次西行求法过程时，于阗行像的印象一呼即出，仿佛又置身于瞿摩帝寺行像的行列当中。
唐僧留居等待唐太宗表态
西行求法高僧路经于阗并居留时间最长的，可能就是著名的唐僧玄奘了。在玄奘与法显之间，另一个留下行纪的求法释子，就是北朝时的宋云。
宋云关于于阗的记载比较简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提到于阗除国王均实行火葬，并在丛葬处建佛塔以镇之，国王与王族死后则不焚尸，而是“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而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则对于阗的历史、宗教、民俗等都作了相当详尽的记述，很多地方可以视为法显、宋云简略记述的具体化。
玄奘是自印度返回时路经于阗的，而他从内地赴印度时则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北道，没有路经于阗。出关后，玄奘的第一站是高昌（即今吐鲁番），受到笃信佛法的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麴文泰想留玄奘为高昌国师，但玄奘一意西行，意以绝食明志。绝食4天后，玄奘气息已弱，麴文泰只得同意放他继续西行，但要求玄奘答应返回时在高昌留住3年，受王廷供养，而且在国母张太妃主持下，与玄奘结拜为兄弟。但贞元十八年（644），玄奘自印度赍经东归时，高昌王国被唐朝攻灭，麴文泰已死，麴氏族人都为出征主将侯君集押至长安，十几年前的许诺还在，但已无法践约。书包网电子书分享网站
二、佉卢文秘史（8）
尽管玄奘已成一代高僧，无嗔无怨，但想到当年盛情相待的高昌王一家，心中仍不免颇为失落。他只好另走南道，先行抵达了于阗。在于阗，他滞留了近一年时间。当年他离长安西行时，唐朝尚未解西行之禁，他可以算是偷越国境者。如今回国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心中自是无底。于是，他先在于阗王挽留下住在于阗，派高昌人马玄智作为信使随商队赴长安，并带去了自己给唐太宗的“陈情表”，略述情由。这个马玄智是否是当年麴文泰派给玄奘的25个仆从之一，史无明文，但其人相当干练，仅七八个月，他就从于阗抵达长安，又由长安返回于阗，并带回唐太宗一封相当诚恳、热情的书信，表示将期待着与玄奘会面。这样，玄奘才又整装踏上最后的归途。
在于阗时，玄奘被安排住在修小乘学的萨婆多寺，这个寺庙位于王城之中。在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渡河曾使玄奘损失了一部分得自“西天”的大藏经典，而且乘象也淹死了。这在明代长篇小说《西游记》中被脱化为“通天河之灾”。到于阗，玄奘在等待朝廷答复期间，一方面为当地僧众讲经说法，另一方面又派人远赴龟兹（即今库车）、疏勒（即今喀什噶尔）等佛国访求所佚经典，以补缺失。《大唐西域记》有关于阗部分相当详尽，这应该与留居时间较长，较深入当地社会生活有关。
英印学者说过：没有《大唐西域记》当中有关印度古史的记载，重建印度中古史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大唐西域记》当中关于于阗王国的内容，是认识佛国于阗的至关重要的一章。没有它，于阗古史很难具有“立体感”。尽管玄奘所记历来有“侈陈灵异”之议，尽管大都是与佛教有关的传说，但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生动的地域文化背景，竟使19~20世纪的探险家们在于阗/和田搞考古调查时，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了玄奘在十几个世纪前所经历、描述的场景中，这真使人惊叹不置、感慨不已！
龙女与龙鼓的传说
《大唐西域记》有关于阗的记载，以后几章还要分别介绍，这里只举“龙女与龙鼓”的传说为例，揭示玄奘在留居于阗时，积极从当地耆宿硕学口中获取口碑：
于阗王城东南一百多里远，有一条西北向的大河（指的应该是和田河东部分支玉龙喀什河——白玉河）。这条大河两岸的居民完全是受河流恩惠，才生存繁衍至今，古老的于阗绿洲也靠它的水源生存。某一天，大河突然断流，成为一道干河。
国王心事重重地去请教一位高僧，想知道这是否属于上天的谴责。高僧宽慰道：“这与您的施政无关，是河中的龙把水流切断了。”国王虔诚地为大河之龙设置祠庙，并亲自主持了祀神仪式。仪式进行当中，有位女子踩波踏浪而至，对岸上的国王说：“我的丈夫去世了，使我寡居无趣，所以河水就断流不下，农人受到危害。大王要能为我选择一位贵戚作丈夫，那么河水就会一如既往，奔流不息。”
国王回答：为了国家利益，将会照龙女的意愿去做。龙女从国王的侍从中，亲自选中了一个大臣，双方约好将择吉日迎娶。回到宫中，国王一直处在矛盾状态，不知该不该用一位臣子去换取绿洲的丰稔。那个被龙女选中的大臣则表示，愿意为国家而牺牲一己，只是请求国王为他修建一座祈福的庙宇。书包网想百~万\小!说来书包网
二、佉卢文秘史（9）
到了双方约定的日子，那位舍身为民的臣子身穿素白的衣服，骑着一匹白马，来向国王诀别。在与前来送行的臣民一一道别后，大臣就策马走进河里，而白马一直浮在激流之上，并不下沉。来到大河的中流，大臣挥鞭划开水面，河水从当中分流，形成窄窄的甬道，他就一点点地潜入河水。河水吞没了他，马上就恢复平静。大家等待片刻，只见大臣骑乘的那匹白马又浮出水面，但马背上没有骑手，只驮着一只大鼓，并附有一封致国王的书信。信中说：被龙神选中，是我的幸运。希望君王多做有益国家，泽被臣民的好事。这个鼓来自龙宫，请将它悬于王城东南的海子边上，如果有敌人来进犯我国，那大鼓会自动击响，从而发出警报。
此后，一切重归于寂，而一度断流的大河，照旧日夜奔流不息……
给玄奘讲述这个富有感染力的故事的于阗人，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忘记了舍身独赴龙宫的大臣的名字。但这并不影响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感人的牺牲精神，也许正是与“舍身饲虎”等佛经本生经故事具有一脉相通之处这一特点，才引起了玄奘的特殊兴趣。他不但原原本本记下了此则传说，还亲自到大河及王城郊外的海子凭吊。
在海子——“龙池”——边上，玄奘果然见到一只大鼓高悬于池畔，但人们告诉玄奘，大臣从龙宫请来的大鼓早就破败不堪而不知所在，目前这个是后人仿制的纪念品，它当然不能在敌人进犯时自鸣，但它却可以提醒人们，于阗这个绿洲王国是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当中的，不论是河水断流、绿洲荒芜，还是敌军进犯，都必须给予同等的重视。玄奘寻访遗迹时，海子边上还有那个专为大臣舍身而建的庙宇，但那已是一座杂草丛生、垣颓墙倾的败寺，连寺僧都早就另寻他处安身了。玄奘在海子岸边低回叹息，引动他思绪的，不只是思古之幽情，还含有对佛法无常的不祥预感。
玄奘据见闻写下这个地方掌故，时在贞观十八年（644）间，那时，荒芜的寺院、破败的大鼓，已经是地方文物。这个故事的经典性在于：它告诉我们，于阗是历史悠久的绿洲王国，它的文明是土著文明，是本土滋生的，根植在于阗区域的人文地理是它的界栏，定居于阗的居民是一方主人。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玄奘都是真正的探险家。他眼见、耳闻、手记的于阗，不只是供人观赏、学习的典型，也是供人们研究、探索、验证的谜。此后的人们，不论是西行求法的后继者，还是来此寻幽访胜的探险家，尽管相隔几个、十几个世纪，无人不受到玄奘观感的影响，也很难在形成自己的印象时完全走出玄奘的角度与视野。
此后，盛唐时期的僧人慧超，中唐时期的释子悟空等不少唐代西行求法高僧都曾路经于阗，但是他们或是没留下行纪，或是行纪过于简略，就于阗的历史与文化而言，缺少新的视角。
“儿皇帝”的使臣
除了西行求法高僧，中原王朝派赴于阗的使节也起了增进互相了解的桥梁的作用。在于阗立国的一千余年之间，有文献记载的最重要的，或说是最有影响的使团，是五代时后晋天福三年（938）派往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的张匡邺使团。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于阗国后期重要君主李圣天在位时，曾千方百计致力修复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抵消西方日见逼近的穆斯林压力。首先，他以联姻与河西统治者曹氏结盟，再以河西为通向中原的支撑点，一次又一次地派出各种规模的使团，其中最主要的一支，于天福三年九月抵达后晋首都东京（即今河南开封）。使团由马继荣为首，不但持有于阗国国书，还带有贡品红盐、郁金、牦牛尾等方物。那时，后晋高祖石敬瑭刚取代后唐而立国不久，并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予契丹，称契丹主“父皇帝”，自称“儿皇帝”为代价，取得北方强邻的支持。就在以马继荣为首的于阗使团抵达首都并递交国书的同时，回鹘也派大使李万金来朝谒。马继荣的出使相当成功，一个月之后——天福三年十月，后晋就宣布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在马继荣要求下，后晋并派出了使者亲赴于阗主持册封仪式，大使就是供奉官张匡邺，副使是节度判官高居诲。书包网
二、佉卢文秘史（10）
天福三年十二月，使团离开后晋极西的边境城市灵州（今地在宁夏银川市南），不久即进入河西走廊。那时河西形势相当复杂，而后晋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性，所以使团行程分外迟缓。
根据敦煌发现的号文书背面的牒文，我们知道张匡邺使团于天福四年二月五日抵达敦煌。但他们却在首途之后两年，才到达目的地于阗。久留敦煌的具体原因已无从探悉，但张匡邺一行是基本未受损失地完成整个探险旅行的，那么想必筹措交通工具与粮草，消除不安全因素，都是沿途迟滞的主要原因。
陷河，流沙河还是通天河
由于副使高居诲原职是近似于秘书身份的节度判官，所以由他记下了沿途的见闻，这就是著名的《使于阗行程记》，又被称为《居诲记》。
遗憾的是，这部行记不像《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原文早就失传了，没有流传至今。但是，在北宋中期编纂《新五代史》时，曾在介绍于阗时，引称了“居诲记曰……”的内容，一般就把《新五代史》所引，作为《使于阗国行程记》的正式文本。但《新五代史》的引文是一个节略本，一些生动的内容反被删节了。
比方《新五代史》所引“行程记”，有一段关于塔里木东端行程的文字，颇为有趣，它提到人经沙漠时，不得不以深掘出的湿沙放在胸口解渴，这比“望梅止渴”更“残忍”，也更具因地制宜的特点。它还提到西行渡“陷河”，如不多伐红柳铺在水中，就会陷入河床。这段文字，南宋初期人程大昌在其《演繁露》卷一也作了引称，而《演繁露》只是一部解释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的书，它的引证当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演繁露》所引却相当重要，因为据此可知高居诲此行曾经过楼兰古城，当然，那是早就无人定居的废址。而且，它指明所谓的“陷河”是在楼兰以后经三月行程才到达的，那么，它所指很可能就是今天的安迪尔河、尼雅河或以西的某处沼泽津渡。不仅如此，《演繁露》当中关于渡“陷河”的文字更生动具体：为渡河，必须把薪柴用来架一座连接两岸的浮桥，人在薪柴上尽快过河，才能不致陷于河中。而驼马因为本身就比人重，得全部卸去负载，牵行过河。如果遇到铺薪浮桥没完全填实处，那么不论人、驼都会陷入河中。尽管骆驼高大健壮，但只要一失足，就再无可挽救，很快便陷得只露出驼峰，只得眼瞅着它渐渐沉入河底。应该说，这段怎样渡过沼泽河床的内容，是早期西行纪从未有人描写过的，即使是现代西域探险家，也没见有人提到过类似的情况，因之作为一个独家记录，相当珍贵。以《演繁露》所载与《新五代史》录文相较，后者只有16个字的节要，因之可以证明原书直到南宋时还有传本。
沙漠“睡美人”
赫定为自己的发现感到震惊、兴奋。
在这以前欧洲的学者，没谁会想到在当今和田绿洲以北的大漠中，还有古城废墟，还掩埋着一种高度繁荣发达的文明！这个神秘沙埋古城的居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属于什么民族、讲什么语言？他们又是自何年定居于此，何年弃此它移的呢？赫定想到了那个欧洲古老的神话《睡美人》，他觉得自己就像神话中的王子，由于他的执著的爱，使沉睡千年之久的“公主”——古城居民从睡梦中醒来，恢复了生命。书包网电子书分享网站
二、佉卢文秘史（11）
根据赫定对沙丘移动速度的测定，他认为沙漠从丹丹乌里克以北拓展到目前近于昆仑山的绿洲带，一共用了2000年时间，那样来说，丹丹乌里克的存在至少有1000年的历史。这个推测是否正确，目前还是个难解之谜。赫定只停留了一天，他不是考古学家，也不准备作任何发掘，只捡拾了一些“纪念品”，以作为“到此一游”的佐证，因为那时他还是没有相机可用。
赫定从丹丹乌里克带走的文物，以一批文书最重要，其中又以汉文、于阗文合璧的文书最具文献学价值。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斯文·赫定是第一个发现丹丹乌里克的文书的人，但最近人们对丹丹乌里克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据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告诉我，不久前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即彼得格勒）东方研究院长期秘藏不露的藏品当中，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出自丹丹乌里克古城的文书，不但内容重要，完整的也比较多。原来，它们都是当年沙皇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从塔里木民间的挖宝人手中购置的！这批文书的披露，将有助于解开丹丹乌里克之谜。
古城“失踪”
在赫定去后不久，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也来到丹丹乌里克。斯坦因的向导、驮夫也是从塔瓦库勒雇的，而且与赫定的就是同一批人。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将是下一章的重点。
所谓丹丹乌里克自斯坦因以后又“失踪”了，也是一种“官方”的提法。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它一直待在它的老地方，等待迎候不速之客。
此前有人说，丹丹乌里克早被大风沙全部埋在沙包之下。又有人说，斯文·赫定、斯坦因所记方向、里程均误，才使人们“南辕北辙”，再也找不到它。
这些提法都是隔岸观火、雨中看花者想当然之词。1989年，我在于田县就会见过一个老人，他几乎每隔一两年就得到丹丹乌里克去“散散心”，找回点什么。而那个塔瓦库勒村，八九十年代之交，人们已拿到丹丹乌里克找宝作为一项主要“副业”。就路程而言，丹丹乌里克已相当贴近克里雅河，当然从于田县城出发要近得多。但从克里雅河往西，有一段沙包高耸，如同迷宫“八阵图”的地带，所以，尽管自塔瓦库勒前往，村民一次往返要两周，但仍以其为“坦途”。
丹丹乌里克是塔里木南缘绿洲的标志性地点。丹丹乌里克当然没有失踪。
克里雅河畔的陌生人
斯文·赫定离开丹丹乌里克，继续东行，他知道从地理方位而言，丹丹乌里克离克里雅河颇近。
从古城东行不远，就又见到了高达40公尺的沙丘，同行者，有与他一起得救于和阗河牧人的助手斯拉木巴依和驮夫喀沁，由于这两段路况惊人的相似，也是沙包如山，也是从理论上讲已接近一条大河。这种相似，几乎使赫定的脉搏又低弱到了每分钟只跳40多下。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当天晚上，他们就抵达了河面宽阔，冰层平整的克里雅河。
探险队在克里雅河西岸的胡杨林地间扎营，骆驼、毛驴奔到冰洞前痛饮甘洌的河水，他们则找到没有牧羊人的茅屋住下来。
茅屋前的篝火整整燃烧了一个晚上，而好运降临的探险家枕着冰河久久不能入睡。这茅屋就像昨天?br/>好看的电子书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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