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地说：各国都有新式的后膛枪问世，林明敦枪已经成了武器中的中下之品。
既然跟不上国际潮流，不如走咱们中国自己的路子。张之洞在湖北的汉阳铁厂研制出了用料省、性能好的小口径毛瑟枪，清廷予以赞赏，并命令全国军队改用此种枪支。江南制造总局也奉命生产这种小口径毛瑟枪。可后膛枪也好，毛瑟枪也好，对于江南制造总局来说都是新式武器，而要生产新式武器，首先需要几百万两的上马费用。总局拿不出钱，又得执行命令，只好将原有机器设备改造一下，再用大量人工生产制造。结果是费用多而产枪少，每天只能造出七杆枪，一年也就能产两千来杆。江南制造总局这个兵工企业的老大哥，已落后于汉阳铁厂等后起之秀了。
造枪不景气，大炮的生产又如何呢？制造总局成立八年后，李鸿章曾说：江南制造总局连熟铁来福炮都没有多造，哪里谈得上钢炮。前为轮船所用制造的铜炮实在太差，我已下令多从国外购买后门钢炮，以备急需，这实在是不得已之事。
经费不敷，使生产大炮的机器设备不配套；对国外早就停产淘汰大炮（阿姆斯脱朗式前膛炮）的仿造，使生产出的大炮性能跟不上时代而落伍。李鸿章去世后不久，张之洞就对江南制造总局的大炮生产进行了激烈批判，他说：江南制造总局生产大炮的机器不完备就敢于用人工生产，不但产量极小，而且直接导致产出的大炮精密度极差、不适用。不如马上关门，否则就是无谓地浪费金钱！
弹药是江南制造总局另一主要产品。据有关资料记载，制造总局每天能够生产火药1000磅、林明敦枪所用的子弹5000颗。这一日产量听来似乎不小，实际上根本无法满足当时的军事需要。李鸿章说：制造总局所产弹药用来应付平时操练有余，用来备战则大大不足。张之洞则干脆不客气地说：江南制造局所产各种子弹、弹药都不适用。张之洞所说的不适用，是指江南制造总局无法生产与先进武器配套的弹药。后虽添设了栗色药厂和无烟药厂，但其产品几次检验都被定为纯净度差、不适宜用于新式枪炮，甲午等战争中使用的栗色药饼仍是依靠进口获得的。
除了船舶、枪炮和弹药制造厂外，江南制造总局还设有机器制造厂，即生产“制器之器”的工厂。在开办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此工厂生产了包括车床、刨床、钻床、挖泥船、起重机、抽水机、翻砂机等五十多个种类的机器。另设炼钢厂，从英国购买了高炉等设备，1891年起开始仿效西方的方法炼制纯钢，到1897年年产量达2000吨。但由于原料昂贵、成本太高，产量太低、质量太差，无法满足制造枪炮的需要而以失败告终。
江南制造总局发展不佳，还有许多内部原因。首先是管理混乱。人员冗杂繁复，糜工费料，章程规定不严密，出入款项毫不明晰，有关人员纷纷从中舞弊肥私。其次厂址选择不当。江南制造总局生产枪炮弹药要耗费大量的煤铁等原料，上海虹口距离煤铁产地较远，运输耗资巨大，煤铁难以及时供应等等。
尽管如此，作为李鸿章亲自设立的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毕竟起到过许多积极作用。它是中国最早大规模采用机器制造枪炮和轮船的官营企业。作为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先驱者，它曾经肩负着重大的国防使命，对晚清作战和军事发展都不无裨益。它代表了中国军事工业发展的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但在这一次次的跌倒爬起中毕竟缓慢地前进了。
长期以来，李鸿章背负着血腥镇压农民起事刽子手的罪名。他购买和制造船炮的初衷究竟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事还是为了自强和抵御外辱，在今天已没有讨论的必要。历史仿佛是一把双刃剑，在农民和政府身上各刺了一个凹槽，清毒放淤，然后降温止痛，然后继续前进。无论如何，李鸿章作为近代洋务派的领袖在开辟新风气、引进新技术方面功不可没。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兵轮、第一台车床、第一磅近代火药、第一炉钢，也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工程技术人员。李鸿章挥舞大刀砍倒了造反的农民，也砍破了罩在中国上空几千年陈腐而坚固的幕布，放进了一股新鲜空气。这空气让进取的人兴奋不已，让退缩的人恐慌惊诧。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李鸿章是勇敢的。
第13章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1863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批准选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李鸿章在奏折中大声疾呼：选派留学生，培养人才，实在是中国自强的根本。
李鸿章本人是以科举起家的官僚，然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他开始转而赞赏西方的教育制度，认为要想把洋务推进到“富强相因”的层次上，必须培养出精通西方科学的各类专门人才，要么在国内设立洋学堂，聘请外国教师传授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要么选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1863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批准选派中国学生出国留学。李鸿章在奏折中大声疾呼：选派留学生，培养人才，实在是中国自强的根本。
清廷诏准。很快，一套完整的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实施方案出台：
1。设“幼童出洋肄业局”即预备学校，对学生进行出国前的培训。“肄业局”下设监督二人，由翰林出身的陈兰彬担任正监督，容闳任副监督。李鸿章选择陈兰彬是因为他“老成，谨慎，品行端正，中学根底深”，一方面可以保证留学生在美国的中文学习，防止派往美国的幼童丢弃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一方面，可用陈兰彬的翰林招牌抵挡朝中顽固派的阻力。
2。选拔一百二十名候选幼童，分四批出国，每批三十人，每年遣送一批。
3。学生出身须清白，年龄最小不得低于十二岁，最大不得超过二十岁。
4。学生家长或监护人须签署志愿书，声明自愿送子弟赴美留学十五年，不得中途退学或加入外国籍。此十五年内，学生死亡或发生事故政府概不负责。
5。学生以学习西学为主，但仍配备中国教师教习中学。学习期间，一切费用由政府承担。学生学成后不准自谋职业，听候政府调用。
当时的人多以参加科举取得功名、光宗耀祖、升官发财为正途，对于到外洋学些洋学问则嗤之以鼻。免费学习十五年，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再说，谁也舍不得把自己的骨肉置于“虎狼”之地。这样一份留学计划，应该说考虑得较为完备，可是在19世纪70年代，它的实行仍然受到各种阻力。来自朝中顽固派的阻力自不待言，老百姓也多持怀疑态度。但几经波折第一批三十名幼童还是于1872年8月11日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李鸿章等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经过容闳的精心安排，第一批留学幼童起初大都被安排在新英格兰的一些家庭中，让他们与美国的孩子一起生活、一起学习，同时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孩子毕竟是孩子，第一批留学幼童脑子里的中外区别没有那么深，他们说英语、吃西餐，很快融入了美国家庭之中。但寄居不是长久之计，1874年，李鸿章授权容闳在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的柯林斯街兴建一座房屋，作为“幼童出洋肄业局”的驻美总部。房子很快修起来，而且条件不错，学习、休息、洗澡的地方一应俱全，幼童们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家。
1873年6月，第二批留学生由黄胜率领赴美。
1874年9月，第三批留学生由祁兆熙率领赴美。
1875年10月，第四批留学生由邝其照率领赴美。
在李鸿章的主持下，一百二十名留学生按原计划全部派到美国。
从到处充满个性压抑、纲常伦理的中国社会，一下子进入自由开放的美国，留学幼童们就像从笼中放出的小鸟，自由自在地呼吸着异国的新鲜空气。并不像李鸿章等大臣们想象的那么困难，留学幼童很快适应了国外的生活环境。他们和美国学生一起打球、做体操，有些还成了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十几岁正是思想最为活跃、最易接受新鲜事物的时候，事实上这也是李鸿章和容闳将留学幼童的年龄规定在十二到二十岁之间的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学生们陆续从中学毕业，他们大多按照李鸿章的要求，选择了各类工科专业学习。而多年的国外生活使他们转变了许多，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斗争也在他们身上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有的留学生喜欢教堂中那种安宁神圣的气氛，随着所在的美国家庭去教堂做礼拜，为基督教义所感染，加入了基督教；有的学生厌恶样式繁琐陈旧的长袍马褂，穿起了西服、系上了领带，要求在体育活动时能和美国孩子一样穿上运动衣，甚至偷偷剪了辫子；有的学生受西方较为平等的礼节影响，提出见到长官时不再下跪磕头，改为鞠躬或别的表示尊敬的方式；更有许多学生希望在安排课程时，多上一点科技课，少上一点没有实际用处的封建伦理课，在科技之外，他们更喜欢读些西方的哲学、历史、小说、诗歌等书，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薄伽丘的《十日谈》都是留学生们喜爱的作品。正如《纽约时报》所报道的：“中国的学生们，除去书本和老师传授的知识外，同时受到美国政治及基督教的影响，这是可以意料中的事情。如果认为这些聪明的幼童，仅仅由工程、数学、科学的领域中已得到满足，而他们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的影响无动于衷，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留学生这些变化和爱国并不矛盾，他们只不过是想改变一些中国文化中陈腐的、压抑的东西，想多见一点世面，多接受一些其他种类的知识和文化，这些都是极正常、无可厚非的。
这些留洋的“幼童”，经历了诸多风雨已经成熟起来，通过对比东西方文明的优劣异同，他们更明白自强的重要性，也用自身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
据统计，这些留学生中从事工矿、铁路、电报业者三十人，包括六名工程师和三名铁路局长。其中邝荣光是开平煤矿的采矿工程师，他参与了许多煤矿的勘测，并发现了湘潭煤矿。他还绘制了《直隶省地质图》和《直隶省矿产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具有相当专业水准的地质图。詹天佑成为中国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唐津铁路的修建过程中，跨度305米的滦河大桥成为一大难题。英、日、德等国的工程师多次修筑此桥失败后，宣布中国人绝对没有能力修建起这座桥。詹天佑应聘负责滦河大桥的设计工作。他通过实地勘查，总结外国工程师的经验教训，钻研国内外先进的桥梁技术，成功地建成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詹天佑还主持修建了难度极大的京张铁路，这条铁路途经许多高山峻岭、河沟险滩，尤其是居庸关、八达岭一带坡度陡峭。詹天佑创造性地发明了“人”字形结构铁路，在八达岭一段，用两台大马力机车，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稳妥地解决了坡度太陡的问题。这条铁路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完成，节约经费二十八万两银子，有力地回击了外国人“建造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还没有出世”的谬论。詹天佑本人也被英国工程师协会选举为会员。
从事教育事业者五人，有两人做了大学校长。其中唐国安在担任清华学堂校长后，深感西学的重要，全力支持青年赴美留学，为清末大批学生出国求学作出了贡献。
从事外交、行政工作者二十四人，包括十二名领事、代办，两名外交次长、公使，一名外交总长（梁敦彦），一名内阁总理（唐绍仪）。其中吴仲贤任墨西哥代办时，有一百零八名华工因公死亡得不到赔偿，吴仲贤据理力争、多方奔走，为死亡华工讨回抚恤金，维护了在外华工的利益。梁丕旭是清末外交界知名人士，他陪同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访问时，德皇威廉二世想趁机侮辱中国，要求载沣行下跪磕头礼。梁丕旭毫不退让，几经争取，终于迫使德国皇帝同意改为鞠躬礼。
服务海军者二十人，他们被分配到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留学生们英勇参战，他们不但知识全面、技术精湛，而且作战勇敢，丝毫没有像保守派们所传言的放荡浮躁。二十人中十四人当上海军将领，其中吴应科升至舰队司令、徐振鹏官至海军次长，而杨兆楠、黄季良、薛有福、邝咏钟、陈金揆、沉寿昌、黄祖莲等为国捐躯。
中日战争之后，大批留学生被派往国外学习，中国终于睁开了沉睡的眼睛。
第14章开平煤矿
李鸿章说：中国的金、银、煤、铁各矿远远超过西洋各国，只因风气未开，天地间的精华不能开发，财源日益枯竭，每年却还要拿出大笔银钱向外国购买煤铁，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当时，西方各国几乎同时企图染指中国的煤炭资源。英国驻华大使馆一个叫柏卓安的翻译经过一番勘察后，建议英国政府来中国用西法开采煤炭。美国大使蒲安臣劝说清廷设法开采北京西山煤矿。英国驻北京使馆参赞威妥玛建议清廷开发各省五金煤炭等资源。可清廷就是没有动静，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让外国人弄不清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直到中英重修《天津条约》，英国方面强烈要求在条约内写明允许英国人在中国开采煤矿一条，这才引起清廷的重视。上层官员特别是洋务派，纷纷对中国自办西法采煤发表看法。
曾国藩含蓄地表示：借用外国人的机器来为中国谋一个永远的利益，似乎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沈葆桢务实地说：在中国开煤矿，应该首先由官方开设一个工厂，雇佣洋人的工匠，购买或者制造挖煤的机器，挖出的煤先按照平价进行交易。如果有利，再大举开办，如果没利也可就此罢手，这样我们就不致失掉主动权，而外国那些饶舌的人们也自然会闭嘴了。
李鸿章狂热地宣称：中国急需煤铁，上海、南京几个制造局制造洋枪洋炮，所用煤铁都得从洋人那里购买，轮船也是这样，每年光在购买煤炭上就花了不少钱。既然洋人都说我们广东、福建、江苏等地方有好煤，为什么我们不购买洋人的机器自己开挖呢？到时候让洋商来购买贩运我们的煤不好吗！实在不行，也可允许洋人开挖，我们趁机学习他们的技术、收他们的税，还能用挖出的煤供应军需，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李鸿章给朝廷上了一个折子，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角度，要求兴办新式矿业。
两次鸦片战争过后，清廷最怕提钱字，不过这个钱字是花钱的钱，不是挣钱的钱。李鸿章说的是后者，一个最有魅力的话题——挣钱，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他说，西方一个小国，面积没有我们一个省大，财政收入却动辄以万万计，无非靠煤铁五金的矿藏、铁路电信的税收。中华帝国的疆域比他们广阔得多，矿产资源比他们丰富得多，为什么老是穷困不堪？就是因为没有及早开发财路，挖掘地下的宝藏。只要仿效洋人开办新式矿业，马上就可以摆脱财政困境。一方面节省购买洋煤洋铁的大量开支，一方面还可以把矿产品出口国外，改变贸易入超的不利局面。同时，开矿有利于改善小民生计生活。开了矿山，就得招募工人来挖煤，挖出来的煤，要有人运输，要有人销售。矿山附近的饭馆、旅店、客运等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衣食无着的穷人提供就业机会。
1875年，清廷允准李鸿章于直隶磁州试办矿业。李鸿章派自己的亲信、江南制造总局冯？光和天津机器局吴毓兰负责筹建；资金则由江南、天津两局垫银十万两，招商集股十万两；设备委托英国商人海德逊到英国订购，并在英国聘请工程师。但由于守旧势力处处作梗，j商谋利欺哄，加上交通不便，磁州煤铁矿没能开办起来。直隶矿业未成，李鸿章又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奏请在湖北兴国开办煤矿，再获清廷允准。
李鸿章委派洋务派得力干将盛宣怀为兴国煤矿矿务督办，总管湖北矿业开发之事，并从直隶练饷直接拨给二十万串钱以为资金。盛宣怀翌年即在兴国开挖煤窑四十多座，但他没有像李鸿章期望的那样购买新式机器、以西法采煤，而仍用土法，只采表层，采光了就换一个矿重新开掘，不但生产能力低——四十多座煤窑半年产煤不过20吨，不如西方国家一口矿井一星期的产煤量多，而且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此陈旧落后的生产方式根本不是李鸿章所提倡的新式矿业。没过多久，李鸿章就忍痛关掉了湖北兴国煤矿。他分析失败原因，归根结底还是经费问题。没有钱就无法购进先进的采煤机器，无法聘请经验丰富的外国矿师，无法采用建矿井时即消耗巨大的西式开采方法。如果全部采用西法，当年大约需要经费六万两。从正式开掘到赢利这段时间，所有资金都得垫付。清廷允准李鸿章开办新式煤矿时只想到会增加收入，没想到也根本无法承担这些赔垫。国家、地方都拿不出钱，更不用说李鸿章个人了。
湖北受阻，李鸿章又想在别处试试。他听说开平一带自古就有许多小煤窑，那里的人多靠挖煤为生。既然有挖煤传统，在这里兴办大型煤矿较有可能成功。他委派经验丰富的候补道员、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协同一个叫马立师的英国技术人员，前往开平进行了周密的现场勘查。从他们的报告李鸿章得知，开平周围有凤山绵延数十里，其东北的古冶、正北的马家沟、西南的唐山，都蕴藏着丰富的煤矿资源，煤窑遍布，煤质、产量、利润等不逊于西方。开平百姓自明代始即自行挖煤，技术熟练者一天可以挖四五百斤。照当时通行的煤价计算，除去运输费用，每15吨煤即可获利七万五千两。更妙的是此地煤铁双全，凤山一带有数量可观的铁矿。可以就地采煤，再用采出来的煤炼铁，因地制宜，一举两得。不利之处是运输条件恶劣。开平附近山路崎岖不平，交通极为不便，煤铁外运主要依靠牛马畜力。民间生产数量有限，畜力尚可维持，如开办大型新式矿业，产品外运则成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修筑一条由开平到芦台的铁路，以动力代替畜力，增大运载量和流通速度。唐廷枢建议为开平煤矿投资八十万两，一半用来采购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另一半作为修筑铁路的开支。
李鸿章兴奋不已。为保证万无一失，他又委托马立师矿师带着从开平采集来的煤铁标本回英国，请著名的化学师戴尔等人进一步严格化验煤铁的成分。不久，结果出来了：所验标本虽称不上世界最优等，但开采该矿应当没有任何问题。李鸿章的开矿梦想就要实现了。
办事快捷、讲究效率的唐廷枢向李鸿章提交了具体的开矿计划。在这份计划里他着重指出中西劳动力价格差问题。在开平开设煤铁矿，除了以前所提到的优势外，中国矿工和英国矿工的工资收入也有很大差距。具体地说，就是在每吨煤的单位构成中，中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仅为英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的一半。炼铁也是一样。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比这个预算还要省。因此，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必然使开矿大获其利！
这一计算让李鸿章彻底解除了顾虑，他派人抓紧时间订购钻机、聘请煤铁专家。负责人方面，唐廷枢自然是最佳人选；经营方式采用官督商办，具体集资章程由唐即刻拟订。李鸿章还特意交代：所请的专家必须有真才实学，如不精通本行，立即开除重聘。
唐廷枢草拟的《开平矿务招商章程》，尽量体现“官督”和“商办”两个特色，兼顾官商双方的利益。李鸿章对这一章程表示满意，但还是从官方立场对商人做了一些限制。如规定商人所投资金，只能用于办矿，不准移作他用等。
开平矿务局原计划第一期招商集股八十万两，每股一百两，分八千股，到1879年6月之前招齐。生意兴旺之后，再招第二期二十万两，总计招商一百万两，分为一万股。可官僚与买办的结合在当时毕竟属于新生事物，国内中小商人大都持观望态度，不肯轻易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赌在上面。矿务局费尽力气才集得二十万两银子。这二十万两还主要是唐廷枢等人的投资。不管资金够不够，开平矿务局以最初的二十万两订购机器、买地造房，热热闹闹开张了。
1879年，也就是开平煤矿开张的第二年，原定八千股资金才招到七千股，煤铁的挖掘工作很难全面展开。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当机立断，认为煤矿与铁矿兼开会导致两者不成，只有放弃成本较高、需求又较缓的铁矿，集中精力专开煤矿，才能取得初步胜利。只要成功迈出第一步，将新式矿业在中国推广，以后再开发开平铁矿也为时不晚。
资金集中在单一的煤矿上，自然宽裕了许多。开平煤的产量迅速提高。按照唐廷枢的设想，应当立即修一条铁路，将挖出的煤及时运出，以免产品积压，资金周转不灵。用铁路运输煤炭，不仅运输量大，运速快，比牛马运输节省许多人力，而且开平所生产的煤可以解决火车的燃料问题，二者是相得益彰的事。但当时无论在资金方面还是在社会舆论方面，修造一条铁路都不大可行。开平煤矿刚刚出煤，还没有进入赢利阶段，拿不出修建铁路所需要的大笔费用，头脑灵活的唐廷枢建议在离矿井两里远的地方开挖一条小运河，将芦台和胥各庄联系起来，从水上把煤运出。小运河不需要太深，只要在河上建个闸，水多时把水积蓄起来保证河水不泛滥，水少时开闸放水，保证航运，就可以免去牛背马拉这些最笨的运煤办法了。
不久，这条小运河挖成，全长七十里，每天可行船12个小时，虽然河水比较浅，但也初步解决了煤炭的运出问题。在唐芦铁路筑成之前，这条小河一直承担着主要的运输任务。
1881年初，开平煤矿正式开钻出煤。当时的权威媒体《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煤矿——开平煤矿已经开钻出煤。在技术上，它采用国外先进钻探机器、雇用西方有经验的技师做指导；在体制上，采取官商合办、公开招股的形式，是脱离、不依靠外国的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企业；在开采方法上，也采用了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同时开两井的方式，一口小井深三十丈，用来抽水灌风，保证井下的安全，新式的抽水机每分钟可抽水千斤；另一口大井深六十丈，是专门向外提煤的井口，机器提煤每天可达到百万斤（实际日产量只有300吨）。
开平煤矿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李鸿章的视野。他听说开平已经出煤，考虑到应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组织管理开平煤矿的各项事务，即决定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并亲自主持了开平矿务局的成立仪式。他还向朝廷请求降低煤税，为开平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李鸿章在奏折中说：过去中国同洋人签订条约，总是被他们欺骗，以至于洋人进口的货物我们只收很低的税，而中国的货物想要出口却被他们征很高的税。这就在无意中造成了压制中国商人而保护外国商人的后果，使我们自己的商人在国外没有市场，在国内也无法和洋人竞争，生存景况十分艰难。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我们税收政策中的一个大弊端。现在开平煤将要大批投入市场，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收税方法，则很难和进口煤竞争，我们官商合办的第一个大型煤矿将面临被洋人联合起来挤垮的危险。为扶持我们中国自己的企业，应该把国内的煤税降低，好让它到国际市场上和外国人争利，为中国人争光。这样，原来每吨六钱七分二厘的煤税硬生生降了六倍多，减为一钱。如此一来，开平煤矿的生产成本再次大大降低，不仅本国的土产煤炭无法与它竞争，就连洋商也斗它不过了。
朝中有人撑腰，办事自然顺利。开平煤矿的产量迅猛上升，开钻一年日产量就达500吨，三年以后长期稳定在900吨左右，到1894年时，日产量据说已经达到了2000吨！
高产、低税、低酬，使开平煤矿的利润直线上升，1887年5到10月仅几个月间就有盈利一万三千余两。李鸿章得意而快慰地说：想要赢大利，必须舍得下大本钱。开平煤矿当初花了二百万两，现在才经营了十年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取利息。我早就说过，干一件大事情怎么能指望早晨开工，晚上就赢利呢？
李鸿章接着奏准于开平附近再增开林西煤矿作为附属矿区。开平煤矿逐步走向系统化、规模化，人气也不断上升，原每股一百两转眼间升到了一百四十两、一百五十两，还有人愿意以每股二百三十七两的高价大批买进。当初犹豫观望、未敢入股的商人纷纷后悔不迭，大叹自己目光短浅没有远见，没能把握商机。
开平低价优质的煤炭迅速占领了市场，不但国内中小商人无法与之竞争，在华洋商也受到了冲击。19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以每吨七到八两纹银的高价将广岛、三池的煤运到天津倾销，几乎垄断了天津市场。开平煤在天津上市后，以每吨四两五钱到五两的价格出售，使日本煤两年之内削减了三分之二，不到十年就基本没什么市场了。不仅是在天津和其他内地省市，开平煤还不断地运往香港和国外，每年销往国外500多吨，而香港则达到数千吨。开平煤矿真正实现了李鸿章到国际市场上与洋商争利的愿望。
第15章漠河金矿
开平只开发了煤，而放弃了铁，这是李鸿章统筹全局、抓大放小的战略决策。但煤和铁是相辅相成之物，李鸿章对金属矿的开发热情并没有减少。从1881年到1891年，李鸿章奏请并被允准开办的金属矿有：热河平泉铜矿、山东登州铅矿、山东平度金矿、黑龙江漠河金矿、山东淄川铅矿、热河承德铅矿、吉林桦川县三姓金矿、热河建平金矿。只是这些金属矿有的开发方法不对头，没产出大量的金属，有的经营方法不对头，筹集不到资金和股份，所以只好关门。其中办得较为成功，也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漠河金矿。
说到漠河金矿，最先提议开办的并非李鸿章，而是黑龙江将军恭镗。所谓黑龙江将军，是清朝设在东北边疆的一种行政建制，将军并不只管理军队，而是统管当地的行政、军政大权，与督抚职能大致相当。19世纪80年代，俄国人偷偷越过国境线，跑到中国漠河一带挖金子，被黑龙江将军恭镗派兵驱逐。恭镗上奏清帝：漠河所蕴黄金，与其由外国人偷挖，不如我们自己光明正大地挖；与其任民间私挖，不如由国家出面开设金矿，有组织地挖。如此，于国于民都有利。此时，清驻俄公使刘瑞芬得到情报，被赶回去的沙俄不甘心就此罢手，他们已大规模组织官绅集股，必欲夺得漠河金矿而后已。清廷从巩固防边、充实国库的角度出发，命热衷于开发矿业、又有开办开平煤矿和轮船招商局等企业经验的李鸿章全权负责筹办此事。李鸿章则派道员李金镛负责此事。
李金镛是江苏无锡人，年轻时经过商、参加淮军打过仗，后曾在珲春屯垦，又曾在瑷珲与沙俄打过交道，对黑龙江和沙俄的情况都比较熟悉。李金镛受到委派后，立即前往黑龙江漠河实地勘查，将样品送到外国化验。化验的结果是：1千分中尽得金871分，银71分，铅、硫磺、铁54分，其成分与美国旧金山之金相当。李金镛随即向李鸿章呈交了开办漠河金矿章程，包括招集股本、延请矿师、购置机器、开通道路、开支利润等十六条。
李鸿章拿着此章程与黑龙江将军恭镗进行了反复磋商。有了开平煤矿的办矿经验，李鸿章明白，初办之时，商人都不敢轻易投资冒险，何况是黑龙江这样偏远的地方。于是他自己先代筹商款十万两，恭镗拨库银三万两，作为金矿最初的筹办资金。同时在上海、天津、吉林设立分局招商集股，预计集资二十万两，分为两千股。由李金镛全权负责金矿事宜。
漠河金矿在李鸿章的关爱下迅速发展，矿工人数两年之内由五百多名增加到两千多名，产金量在第一年就达到一万八千余两。此时洋务兴办在国内已初具规模，矿中所用机器，不用从国外购买，均由吉林机器局制造，节省了不少资金。吉林机器局还为漠河金矿制造了两艘小轮船，以便于水上运输。
1890年10月，李金镛病逝。总办由袁大化接任后，立即着手赶制机器、扩充生产、整顿内务、扩大招商，一年之内，各方面都颇见起色，不久就有能力归还了黑龙江官款三万两和李鸿章代垫的十万两。1893年春，袁大化在观音山筹建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分厂，金矿的产量大幅度提高，利润滚滚而来。新任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见漠河金矿肥得流油，自己身为这一地区的最高长官却沾不着什么利益，大为不满，指称观音山矿的开采影响珠河等处牧场放牧，欲关掉此矿。袁大化向李鸿章求援。李鸿章命袁大化把观音山金矿每年向国家上缴的利润和它并不妨碍牧场的情况详细汇报，由自己转奏朝廷，让户部、总理衙门裁定，同时在朝中广为宣传观音山金矿不仅利润可观，而且对岸就是俄国城镇，该矿既保证了中国的财源，又防止了俄人偷挖金子，是一举两得之事云云。户部和总理衙门最终给了袁大化满意的答复，漠河金矿得以平稳发展并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大。1893年，投资金矿的商人每一股就可分到二十两银子的股息，从而产生了不少暴发户。
李鸿章对漠河金矿取得的成就很满意，他上奏朝廷，要求对前后两个总办、也是金矿的功臣李金镛和袁大化给予追恤和奖励。他把漠河金矿赢利以外的好处归结为：自开办以来，招回了流落到俄国的流民数千人，稳定了边疆的生产生活秩序；开矿以前，由于漠河地处边远，人口稀少，俄国人经常觊觎这块宝地，自开矿以后，从奇干河到爱珲，黑龙江沿江二千余里员工兵丁往来不绝，使得偏僻的地方骤然繁华起来，断绝了俄国的觊觎。
然而，清廷反复向漠河金矿勒索敲诈，一会儿要求捐助军饷，一会儿又要钱赈济灾民，光是报销费一项就累计达八十五万两之多。没有一个企业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折腾，漠河金矿开始走向衰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和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事业也随之走入低谷。1898年之后，失去了李鸿章庇护的漠河金矿事事不顺，迅速衰败，每年的黄金产量只有几千两，这个数字连应付清廷的勒索都不够，更不要说维持自身的发展了。
1900年，垂涎已久的沙俄趁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廷无暇北顾之机抢占了漠河金矿，直到六年后经多方交涉才勉强归还。这时的漠河金矿已遭到无法修复的重创，像折断了翅膀的鸟儿，再也无法起飞了。
在兴办新式矿业方面，李鸿章可以说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甜蜜也有苦涩。他办矿的初衷，一是为了“自强”，二是与洋人“争利”，从这一点看，李鸿章是成功的，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上述目的。除此之外，新式矿业的开办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为19世纪的沉闷中国带进了一股新鲜空气。但李鸿章无力改变整个中国和他自己的命运。洋务失败了，李鸿章，肩负着是非功过，也最终走下了历史的舞台。
第16章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最早着手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早期各类工矿交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业。
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最早着手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早期各类工矿交通企业中规模最大和最早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民用企业。
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正式获准设立，朱其昂任总办，官督商办，经营江浙漕粮运输及各种客货生意，既办公又办私，既运货又载人。眼看着轮船招商局一步步走上了正轨，李鸿章心里又欣慰又担心，欣慰的是自己又一个杰作问世了，担心的是它会不会像其他洋务企业那样多灾多难。果然，开张不到半年，问题出现了。
问题出在总办朱?br/>免费电子书下载shuba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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