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昂身上。朱其昂熟悉漕运业务，却对兜揽生意、运货载客一窍不通，加上他用人不当，滥用权力，商股没有招足，轮船招商局随时都有陷入困境的可能。李鸿章采纳孙士达、盛宣怀的建议，任用英国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为总办，宝顺洋行买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办理招商局事务。朱其昂代表官方主管漕运，唐廷枢和徐润代表商人负责招揽生意和商人入股事宜，谁也不代表的盛宣怀则既过问生意，又过问漕运，拉拢协调两边的关系，成了李鸿章的代言人。
唐廷枢和徐润不光是招商局资本的经营者，更是局内主要资本的所有者。二人倾尽全力，将在商界打拼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在社会各界的声望全用在了对轮船招商局的管理经营上。招商局的股金和业务蒸蒸日上，李鸿章又舒了一口气。
官督商办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李鸿章的专利，它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官有官的职责，商有商的任务，官商配合，公私都受益。可实际上官和商不但不大可能密切配合，而且矛盾重重，对立日趋尖锐。唐廷枢和徐润在加入轮船招商局之前就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局中有官难办事”，官权太重，弄得商人们什么也干不成。所以他们在建局的章程中就要求规定：所有管理人员应当尽量精简，不得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也请官府免派委员！李鸿章说：好！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做主，盈亏也和官方没有关系。所以有人向他推荐某人到轮船招商局管事的时候，他一口回绝，说：“招商局本没有委员，又没有薪水，你叫我把他安排在什么位置上？”李鸿章自己坚决执行章程，招商局内部却总是私自进人。招商局的大宗业务来自对官方漕粮的运输，赚了官家的钱，官方推荐一个人来，实是难以拒绝，管理漕务的官员推荐来的人，更不能抗拒，不但不能抗拒，还得安排又轻松又高薪的位子。这让招商局苦不堪言。而唐廷枢和徐润也有三四个要好的朋友，七八个姑姨叔舅，十来个乡里乡亲，求到头上，不能不给个面子。这样，招商局还是个扩大了的“亲友团”。
官和商有矛盾，李鸿章只是和稀泥。盛宣怀在招商局干得不得志，态度消极，后有人向朝廷投诉他有贪污嫌疑，他干脆离开了轮船招商局。唐廷枢虽然有种种毛病，但工作能力强，又和商界人士打得火热，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有很大贡献。1887年李鸿章欲开发中国的矿业，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又让唐廷枢兼理开平矿务局的事务。轮船招商局已经走上了正轨，而开平煤矿刚开始筹备需要大量的精力去策划管理，唐廷枢不自觉地把大部分的精力转到了开平。就在唐廷枢兼理开平煤矿事务的第二年，轮船招商局元老、官方代表和精通漕运业务的会办朱其昂去世了。四驾马车只剩下了徐润一人，他开始琢磨为自己谋利。当时上海房地产正热，徐润将招商局的款项提出投了进去，他本以为很快就能赚到大钱，不但还上公款，还能捞上一大笔。可不久，上海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徐润宣告破产并亏欠轮船招商局白银十六万两千两。李鸿章只得将其革职。
朱其昂去世后，李鸿章命江苏候补道员叶廷眷接任。叶氏到任后，发现账目不清，随即行了详细核查。核查结果是轮船招商局明亏暗耗，已经面临破产的边缘。他立即向李鸿章报告。李鸿章只有招商集股扩大资金。精明的商人早看出招商局内部的龌龊，没人愿意投资。商款招不到，或借官款？官款一向利息很重，招商局本来难以为继，哪里来的钱归还巨额利息。叶廷眷提出不如仿福州船政局，索性将轮船招商局收归国有，变成国营企业。既是国营，官方出的钱就算投资，不能再要利息，此外，官方再出二百来万两帮招商局把债务还清，此后一切船栈码头都归官家所有。叶廷眷的建议使李鸿章老大不高兴，干了不到一年，就被撤了。
李鸿章再任郑观应负责招商局业务。郑观应原是太古洋行的买办，在李鸿章手下干了多年，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和上海电报局总办，洋务经验丰富。他在接受了李鸿章的任命后，鉴于前任的经验教训，正式脱离太古洋行，全身心地投入到轮船招商局的事务中。郑观应一上台就向李鸿章提出了十六条整顿方针，在他看来，轮船招商局想要向前发展必须从人才的使用、职责分工、赏罚分明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郑观应对招商局的最大贡献是他利用自己多年从事商务的经验和人际关系，为招商局和太古、怡和等公司签订了齐价合同。所谓齐价合同就是几个公司一起商定船运的具体价格标准，并签订合同保证各公司都遵守这一价格，未经其他各公司同意，不得擅自更改船运价格。这样就避免了各公司之间互相竞价争取客户，避免因此给自己和其他公司带来损失。有了统一的价格，轮船招商局就不再担心外国公司联合起来排挤中国船运业，从而为招商局的顺利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平稳、宽松的环境。
郑观应到轮船招商局两年，局内的业务平稳上升，原先濒死的招商局看起来又有了生机和活力。而在这两年中，郑观应并没有什么大的实权，李鸿章似乎是要考察他的工作能力，没有给他什么实际的官职。两年后，李鸿章正式任命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的总办，没想到郑观应却一口回绝了。
郑观应拒绝接受任命的表面原因，是因他管理经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破产，已无心气再接受大的委任。而真正的原因在于，他在招商局呆了两年，将招商局内部的各种关系看得很透，官督商办说起来好听，商方负责赢利，官方负责监督，可实际上官方控制很严，商人发展很难。他在一封给唐廷枢的信里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招商局虽说是官督商办，可各个总办、会办、帮办都是由北洋大臣任命的。虽然如今李公任北洋大臣，器重我，支持我的工作，可李公总不会永远担任北洋大臣，掌握实权。我恐怕将来招商局有了起色的时候，北洋大臣已经是张公、王公、赵公了，他们可不会像李公那样信任我们，听了别人的谗言，很容易不问是非就轻易把我们扒拉到一边了，那我们这么多年不是白干了吗？再说像我们这种人，每天只知道干活，说话办事也不懂避嫌，又不会干溜须拍马的行当，一旦有个好歹，连个援助的人都没有啊！
就在郑观应犹豫着干不干的时候，盛宣怀回来了。盛宣怀回来的直接原因是徐润在上海金融倒账风潮中破了产，盛宣怀受李鸿章指派来招商局查处整顿。查处完毕，盛宣怀调任天津海关道，但没有放手轮船招商局。他坚持“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的新认识，坚持自己的官督商办。盛宣怀的官督商办与以前不同的是设了由他自己担任的官方的督办，取消了以前商方的总办，几个会办也都带有官的性质，看起来更像是官督官办。幸好盛宣怀本人有钱，有强烈的商人倾向，对上述的缺陷起了一定的弥补作用。
既任督办，盛宣怀决心“借鉴补救前人的错误，逐渐恢复招商局的宏图”。
第一是清理账目。以前招商局账目不清，无法考核。盛宣怀命令把前后账目划清归类，并且实行账目公开，不论过多少年之后，每笔账目多了还是少了，多了因为什么原因，少了花到哪里都能一目了然。
第二是赎回典卖给旗昌洋行的招商局船产。中法战争爆发后，为开一面，规定湖北运往外地的茶叶，如果是搭载招商局的轮船，每百斤茶叶只交六钱银子的出口税就行了，如果再进口则不必交税。这项优惠只适用于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其他船只不可享受。在中法战争期间，外国公司为了挤垮轮船招商局，一起压低船运费用，他们所开的低价实际上是赔本的。李鸿章允许招商局在为国家运输漕粮的时候，可以把价格略微抬高，比外国公司高一点，以保证不亏本。轮船招商局从建立至此时，亏欠官债和洋债加起来将近二百万两。如今虽然经济好转，但官债洋债一起归还还是有困难的，于是官债可以先不还，先还洋债，以免多交利息。至于官债嘛，都是一家人就把利息免了吧，等洋债还完了再说……所有这些优惠在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和恢复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盛宣怀一定要坚持官督商办、坚持跟着李鸿章走的好处。他把这种关系叫做“宣怀在下面坚持，老师（李鸿章）在上面批准”！
招商局在盛宣怀接管以前就雇有一些洋技师，他自己在办理其他洋务的经历中也认识到聘请洋技师是十分必要的，可问题在于局里原来的洋技师多而且滥，分工不明，约束不严，极难管理。盛宣怀当上督办后，拿这些人开刀整顿局里的风气。比方说他查出总大车罗贝一点本事也没有，就派尉霞当总大车，而且还兼任船主，一人负责两份工作。盛宣怀没有因为尉霞是老外给他面子，规定他同样有几个月的考察期，考察期间只给工钱，不签合同，如果考察不合格，立即开除出局！一旦通过考察，盛宣怀就给予外员同样的信任。有人说许多人对尉霞有微词，盛宣怀不以为然：“好多事务都由尉霞一人调动，没有流言倒奇怪了！”盛宣怀还规定洋人不准饮酒，如果发现醉鬼立即开除。经过他的调教，招商局的洋员数量少了，工作效率提高了，每年节省下来的洋工资就近万两！
在盛宣怀和李鸿章的努力下，轮船招商局不但还清了洋债，而且还清了国债。可好日子没过几天，危机又来了，以前和太古、怡和两个老对手所签的齐价合同到期。本应谈判续约，太古、怡和却毫无诚意，并联合起来展开了跌价竞争，排挤招商局。盛宣怀制定了“对外表现出姑且与他们应酬的样子，内部则抓紧招揽客货生意，准备同他们决斗到底”的战略方针。
太古首先在汉口展开攻势，运费从七八折降到五六折，接着是三四折，最后竟跌到一折、五厘的低度！怡和也不甘示弱，跟着跌到了一折。如此优惠的价格简直乐疯了客户，他们蜂拥而至太古、怡和去运输货物，招商局的门庭登时冷落下来。盛宣怀面对压力镇静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不可能所有的业务都跑到太古、怡和，总会有因航线不合适等原因的客户到我们这里来，招商局的折扣只打到三点五到四折，只要有生意来，我们就座看太古的一折、半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他还注意到太古和怡和之间不是铁板一块，太古一直就看不起怡和，而怡和负气对太古不能相让。盛宣怀决定利用二者之间的矛盾，联合怡和对付太古。他始终坚信，做生意以赢利为主，没有哪一家公司会离开“利”空谈“义”。太古的折扣以排挤招商局为主，谈不上赢利，绝对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总结商战的经验说：“能战然后能守，能守然后能和，没有不能战不能守就和的道理。古人说得好，只有势均力敌才有和谈的基础，如果我们事事迁就，委曲求全以求和好，他们见我们底虚了，必定要提出许多非分要求，那样我们就势必吃亏才能求得和议。”
最后的结果是太古、怡和坐到了谈判桌前，与招商局再一次签订齐价合同。齐价合同签订后，招商局的赢利猛增了二十多倍，以后更是逐年稳步上升。轮船招商局经过官商的共同维持、李鸿章和盛宣怀的共同努力，终于在自己的国家站稳了脚跟，和外国轮船公司争利了，这正是李鸿章开办民用企业的目的。
李鸿章对盛宣怀的工作很满意，然而他更满意的还是自己首创的“官督商办”企业形式的成功。
第17章“权自我操”
李鸿章急着要在中国修铁路，以加强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联系。比李鸿章还要着急的是西方列强。鸦片战争后，各国纷纷来到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扩张势力。
李鸿章急着要在中国修铁路，以加强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联系。比李鸿章还要着急的是西方列强。鸦片战争后，各国纷纷来到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扩张势力。二十七家外国洋行联名向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提出修筑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的建议。洋行代表们甚至想好了铁路公司的名字——“苏州上海火车局”。李鸿章最初极力反对在中国修筑铁路。他在1867年曾经断言：“电线（即电报）和铁路这两种洋玩意儿对外国大大有益，对中国则大大有害！”可没过几年，李鸿章就改变主意，认为“电线、铁路是绝对有利益的事，我们必须仿照外国修建！”当二十七家洋行向李鸿章提议时，李鸿章态度明确：“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中国人坚决反对雇佣许多外国人；一旦因筑路而剥夺中国人的土地时，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李鸿章反对的不是修铁路本身，而是反对由外国人修，坚持由中国人自己来修，用他的话说，叫“权自我操”。
英国怡和洋行煞费苦心地聘请了一名曾在印度修建铁路的英国工程师，叫迈克？唐纳德。他向李鸿章提供了一个修筑中国铁路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以长江商业中心——汉口为圆心，东到上海，西经四川、云南达印度，南抵广州等地。他们想藉这一计划说明，外国人在华修筑铁路，并非只为扩大自身贸易，同时也考虑到为中国建立一个完整的铁路运输体系。然李鸿章仍坚持己见，英国人再次碰壁。李鸿章拒绝外人在华修铁路，就是怕洋人以铁路为基础，控制中国的交通。
然洋商并未轻言放弃，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这次他们采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美国商人杜兰德出面在北京宣武门外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简易铁路。这条几百米长的铁路并没有实际效益，只是用来作个广告，让没见过铁路的清政府和中国人看看它是多么的先进和方便，且根本不可怕。这个铁质的庞然大物一经开动，“呜”的一声鸣笛，先把人吓一跳。接着就“咔嚓咔嚓”发出巨大声音，惊得鸡飞狗跳，行人胆战心惊，甚至附近房屋和地面也跟着震动起来，简直要将安息地下的祖先也惊得跳出来。最让中国人不信服的是，所谓火车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笨重地逛荡着，半天还停留在视线里，甚至还不如马跑得快。清政府下令立即拆毁这条铁路。
列强们决定使用瞒天过海的策略，先斩后奏。英国怡和洋行商人提出在上海到吴淞间修筑一条“马路”。清政府不允许修铁路，但修马路还是同意的。然不久马路上传来了火车的隆隆声，还压死了一个人。压死人一事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是有人面向火车而行，司机发现后鸣笛示警，此人听到笛声后走到路下躲避。谁知当火车开近时，此人又回到轨道，司机猝不及防将其压死。另外一种说法是上海官方花重金收买了一个家里生活困难的人故意送死，以阻止英国人偷筑铁路。
上海道台冯？光向英国领事提出交涉，总理衙门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态度明确：花钱买回来我们自己办。清政府令李鸿章与沈葆桢共同处理。英国公使威妥玛强词夺理，说铁路是各国交通必备之工具，英国只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内修造铁路，希望中国不要仿行，也不必阻止。美国政府也表态，提出铁路既然修竣，不如交给洋商承包十年，中国可从中抽十年税金，十年后中国政府再将其赎回。李鸿章将此事交与朱其昂和盛宣怀办理。朱、盛二人经过艰苦的谈判，最终以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子购买了吴淞铁路。中国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条铁路！
铁路买回后如何处理，人们意见不一。老百姓觉得这东西既压死了人，十分危险，干脆锁起来不再使用；文人认为这一庞然大物令祖先不得安宁，破坏风水龙脉；保守官员们则认为，铁路威胁到清政府的安定统治；只有李鸿章等少数人主张应该使用。后沈葆桢下令将吴淞铁路全部拆毁，铁轨枕木运到台湾。李鸿章得知十分不满，认为沈葆桢“见识不广，偏愎自用”。
1877年，驻英大使郭嵩焘从伦敦来信，向李鸿章介绍了在国外的见闻，“以前在国内没有意识到交通工具之重要，我来这里几个月，真见识了火轮车的方便，三四百里路程不到半天就可打个来回。”这时李鸿章正在筹办开平煤矿。唐廷枢向李鸿章建议，采煤必须筑路，筑路必须采煤，二者互为表里。火车可及时将煤炭运销全国各地；煤矿则可为火车提供燃料。李鸿章因计划从芦台至唐山修筑一条铁路。这一带恰恰是满人田产，修铁路首先要占用土地，清政府当即否定了这一做法。唐廷枢没法运煤，只得挖一条小运河，用船将煤运出。开平煤矿开采量逐渐增大，小运河逐渐难以承担运输任务。尤其在冬季，水面结冰，煤炭大量积压，只好起用马车。但开平一带山路崎岖，马车发挥不出功效，积压的煤炭越来越多。
李鸿章想到一个人可以促成修路，此人即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奕？是个保守派，对洋务一向持有偏见，但对国防武备非常关心。李鸿章向醇亲王列举了铁路的九大好处，着重强调其国防意义。李鸿章的努力得到了回报，醇亲王私下允许李鸿章在煤铁矿区“试办”。所谓“试办”，即由唐廷枢暗暗修建一段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对外宣称只用驴马拖载，如果反对声音不很强烈，就将驴马换成蒸汽机车。
第18章第一次大讨论
如果我们回到1881年的开平煤矿，就会看到一条全长11公里的铁路蜿蜒在山间。其轨距和施工质量与同期的英国铁路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你可以看到运输工人正赶着驴子或骡马拉着煤车在轨道上滑动。这种景象绝对是世界铁路发展史上的奇观。
1881年6月9日，是英国蒸汽机发明人乔治？史蒂芬逊的百岁诞辰。李鸿章决定利用这一机会举行蒸汽机车的剪彩仪式。这台机车是胥各庄铁路修理厂的工人根据英国工程师留下的几张图纸，利用报废的起重机锅炉试制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机车全长18。8英尺，牵引力100吨，时速5公里。这台比驴快不了多少的机车向世界宣告：中国拥有了自己的火车！
清政府之所以未坚持拆毁铁路，与李鸿章有着直接关系。李鸿章为求得朝廷允许，特别是西太后的支持，派人在圆明园修建了一条微型铁路，邀慈禧参观游玩。慈禧太后坐上小火车，一袋烟的功夫逛了大半个园子，果然比乘车坐轿稳健快捷，且停靠自由，并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李鸿章见老佛爷喜欢，心想全国修筑铁路一事大概十拿九稳。谁知慈禧坐了几次之后便不再肯坐。李鸿章心里纳闷，不知是哪里出了差错。后来才知道，不知哪个饶舌的家伙在“老佛爷”面前说，火车好是好，只是开车司机居然和太后平起平坐，而且他在前面、您在后面！慈禧一听，心中不悦，以后便不再乘坐火车。即使如此，慈禧已知火车并不可怕，对修路一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时，李鸿章心中已构思出中国铁路网的雏形：南北各两条干线。北路均由北京出发，一条直通奉天，一条西抵甘肃，将京城与东北、西北连接起来；南路一条由清江经山东达北京，另一条由汉口过河南到北京，将南北紧密相连。
李鸿章深知自己已成众矢之的，授意死党刘铭传进京觐见之际，向朝廷递呈《铸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折中写道：当今世界，各国均致力于交通事业。俄国铁路四通八达，从欧洲一直修到我新疆附近，东北方向从海参崴修到珲春。俄国铁路已修至中国边界，不出十年，一定会对中国不利。日本最近几年亦大规模修筑铁路。可见，铁路已成为国防之必备。想让俄国和日本不能欺负中国，我们必须加紧修筑铁路，以便危急时刻运兵运粮。刘铭传提出，修筑铁路所需巨款不妨先借洋债，铁路修好后再设法归还。
刘铭传此折递上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内阁学士张家骧抨击刘铭传，“无事生非，扰乱朝政”；李鸿章也主动回击，从而引发第一次铁路大论战。
正方：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其特点是睁眼看世界，头脑灵活，善用拿来主义，决心探索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办法。
反方：以张家骧为代表的保守顽固势力。其特点是满足于现状，主张退一步海阔天空，反对一切外来的、新生的事物，坚决与任何一种变革势不两立。
评委：清政府。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左右观望。
反方代表刘坤一首先发言。他陈述了铁路的四大“不宜”：第一，清江浦自古是水陆要道，如果在这里修筑铁路必将招致洋人到这里做生意，甚至要求开辟此地为商埠，乘机深入中国内地。第二，铁路所经之地，民间的田园、坟墓、房屋必将遭到破坏，引起民愤。第三，铁路和原有的“官道”并行，会造成交通拥挤，同时引发交通事故。第四，铁路必然会抢轮船招商局的生意，导致该局营业困难，进而导致该局破产，国家花巨款买回的轮船就会归于无用，白白浪费大量的钱财。总之，修建铁路纯属无稽之谈，对刘铭传的奏折应该置之不理。
正方代表李鸿章全面驳斥了反方的意见。他认为：第一，如果洋人要开清江浦为商埠，关键不在于修不修铁路，而在于我们的综合国力如何。中国不图自强，光怕修铁路遭到洋人的觊觎，难道不修铁路洋人就不觊觎中国了吗？第二，修铁路需要招聘大量的工人，老百姓谋生的机会增加，日子就会好过，修铁路对他们有何害处？第三，关于铁路和官道抢路的问题，敬告无知的反方，铁路有双轨和单轨之别，双轨铁路占地宽不过一丈二尺，单轨铁路占地只七尺。而南北官道宽达数丈，铁路所占还不到一半，况且，修建铁路必须添筑加高，和官道根本是两码子事，火车和驴马完全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妨碍。第四，铁路和轮船是水路与陆路的两种不同的运输工具。近水的货物由轮船来运，远水的货物由火车来运，二者并行不悖。铁路建成初期，轮船招商局的生意会有所减少，但用不了几年，货物会越来越多，轮船可以与铁路形成相互补充之势，并不矛盾。
反方代表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翰林院侍读周德润、顺天府丞王家璧粉墨登场，群起而攻之。他们的观点是：一，如果铁路建得四通八达，中国就没有所谓的险要之地，外敌就可以长驱直入、自由地出入内地城乡，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二，修造铁路需要购买外国器材，从而导致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严重的贸易逆差；三，火车运费昂贵，j商们当然会把运费加入货价之内，就会造成物价猛涨；丝茶是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如果有了铁路运输，出口量就会大增，丝茶价格必将下跌；四，修铁路需巨款，如今国库空虚，民力贫弱，百废待兴，财力无法负担铁路费用；五，中国的名山大川，历史悠久，多住有神灵，修铁路开隧道，对山川大加焚凿，恐怕会触怒神灵，降下旱涝灾祸；六，李鸿章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妄图用洋人的一套来改变中国；七，在诸多显而易见的弊端之下，李鸿章仍然坚持修造铁路，似乎是为外国人谋划，不像是为大清王朝的利益着想。
正方因涉及到铁路的巨额经费问题，有些理不直、气不壮。而且，在关键时刻，原属反方的刘坤一发言趋向中立，他说：我个人是很赞成修建铁路的。但是在享受铁路的利益之前，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铁路会给我们带来的弊端。第一，铁路如果通行，成千上万靠车马人力运输为生的老百姓必将失业，他们无以为生，定会铤而走险，请让我们牢记捻军起事的严酷教训吧！第二，中国内地税卡林立，如果通过铁路运载商品，难道让风驰电掣的火车节节停顿？如果不停，税征不上来，又必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我们应当权衡各方面利弊，慎重决定具体实施兴建的大计。
评委总结陈词：辩论说明，铁路已严重影响到大清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正方也拿不出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我们宣布反方获胜，铁路之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李鸿章哀叹：“当今各国一变再变，惟中国守旧不动，天意耶！人意耶！”
第19章台湾试点
1885年，清政府于台湾设省，第一任巡抚是刘铭传。刘铭传上任的第一件事即修建铁路。然台湾省的经济实力无法与内地省份相比，财政拮据，一年收入连支付军饷都不够。修建铁路需要巨资，刘铭传想到南洋有许多华侨商人，他们有钱也愿投资建设宝岛，不妨与其合办铁路。修筑铁路一事得到了新加坡、西贡（越南）等地侨商的热情支持，纷纷捐款投资。刘铭传决定修筑一条从基隆到台南长约300公里的铁路，形式仍为官督商办，商款一百万两白银作为筑路经费，铁路建成后七年还清，年息六厘。
一切安排妥当，刘铭传正式上奏请求筑路。他指出：第一，台湾四面环海，防守甚难。修筑铁路后调兵灵活方便，于巩固台湾防务势在必行；第二，台湾既已建省，就要有省城，省城最好建在台湾中路。现已勘定彰化桥孜图地方乃建立省会绝佳之所，然该地毗邻山区，水路不通，交通十分不便。铁路建成后局面则会大大改观。筹建省会各项工程的运费也将大大减省，且此地亦会成为商业繁盛、经济发达之所。修筑铁路乃是造福台湾，有利中央的好事情；第三，台北至台南，共约六百余里，中隔三条大溪，溪上无桥。每逢春夏之交，山洪暴发，道路不通，急需造桥。如政府出资，需花三十多万两白银。如商人承办铁路，造桥经费就可算入铁路工程费用，从而节省政府大笔开支。铁路竣工后，台湾财政收入会大大增加，同时可补贴海防经费。刘铭传此折递上后，因属沿海事务，清政府交与海军衙门办理。海军衙门会办李鸿章表示：同意！
刘铭传在台湾修铁路始终坚持李鸿章“权自我操”方针，不举洋债，不让洋人投资控股。其聘洋员只从事技术工作，具体事宜全由中国人自主，铁路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完全属于中国。
然修筑铁路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都很高。刘铭传首先遇到了人选问题。刘铭传选中了台湾商界颇有名望的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担任铁路商务督办。可是当时林维源正忙于垦荒事务，难以身兼两任。刘铭传又从内地调来淮系杨宗瀚担任督办。然杨宗瀚到任后水土不服，不久生了场大病，无奈辞职。台湾铁路商务委员李彤恩更因水土不服不久辞世。生病的不仅仅是官员，瘴气和瘟疫开始在修路士兵中蔓延。上海的《申报》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报道：
淮军昌字营、铭字营自去年冬天进驻基隆附近开始修筑铁路。
这里山势险要，杂草丛生，树木阴森，瘴气非常严重。
加之近来阴雨连绵，寒暖不定，士兵工作本就辛苦，遇到这种天气，大多染上疾病，每天都有很多士兵死去。
虫沙渺渺无非战士之魂，云水迢迢难返故乡之亲。实在可悲！
基隆附近多山，铺设铁轨时遇山阻挡只能挖隧道。当时没有任何的挖掘机器，全凭士兵们用斧头刨、铲子挖，颇具愚公移山的味道。基隆附近有一座狮球岭，从东到西有九十丈宽。
昌字营和铭字营从大山两边同时开凿隧道，于中间汇合。在士兵的努力下，狮球岭似乎屈服了，很快凹陷四十余丈。
兵士们互相庆贺，这样下去，不久隧道即可竣工。然而，士兵们还没缓过神来，山洞忽然崩塌！连日阴雨是酿成这一事故的主要原因。无数淮军将士的英魂留在了狮球岭。
刘铭传也雇佣了不少当地山民修筑铁路。他们对瘴气有天然的抵抗能力，对周围地理环境也十分熟悉，不过雇佣民工最大的问题就是花钱。
投资铁路的商人们开始采取观望态度，停止继续投资。刘铭传本已筹集股银七十万两，但仅收现银三十万两。铁路才修到淡水，长约六十里，其中仅雇佣民工和铺设桥梁费用就花掉十九万两。
商人们认为成本太高，收回成本恐怕需要上百年。
困难重重，刘铭传始终没有气馁。
刘铭传登上基隆炮台，东望日本，感慨地说：“如果今天我们不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俘虏。”刘铭传决定将台湾铁路改为官办，将福建方面提供的一百零四万两白银用于筑路。
他采取分段修筑之法，修成一段开通一段，边修筑边营业，以营业收入补贴铁路建设费用。
这一方法成效显著。台北铁路甫一建成，刘铭传马上命令通车。他委派台湾商务总办张士瑜管理铁路营运。张士瑜将火车分为客、货两部分，客车又分头等、二等和三等车厢，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车费。
头等车厢小洋三角、二等车厢小洋两角，三等车厢小洋一角。托运行李则按重量计算，每一百斤收小洋一角，五十斤减半。火车未开通前，台湾人大多乘坐轿子来往，一趟轿子钱七角到八角不等；火车通行后，即使最好的车厢，价钱还不到轿费的一半，速度却不知快了多少倍。
没钱坐轿子的穷人也可花一角小洋舒舒服服地搭一趟火车。自开通后，火车营业状况一直不错。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年开春新茶上市时。
火车简直成了茶叶运载专列，茶商们一趟趟穿梭不绝，生意着实红火。
商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内兴修铁路乃大势所趋。广东商人陈承德向海军衙门申请承建天津至通州一线的铁路。李鸿章和奕？决定公开招募商人入股。不久，上海的报纸刊出中国铁路公司建造津通铁路招商集股的广告。
第20章第二次大讨论
朝中的保守官僚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决定不再沉默。他们一呼百应，展开对洋务派和李鸿章的声讨。第二次大论战爆发。同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双方均是有备而来。反对派主要成员有：内阁学士文治、户部尚书翁同？、国子监祭酒盛昱、礼部尚书奎润、户部给事中洪良品、仓场侍郎游百川、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河南道监察御史史余沅等；赞同派主要成员是：李鸿章、醇亲王奕？、两江总督刘坤一、台湾巡抚刘铭传、署理江苏巡抚黄彭年等。
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一：修建铁路是否为外敌入侵打开方便之门？
反对派：铁路一开，天津至北京一线畅通无阻，等于门户洞开。李鸿章称修建铁路是为防御敌人，我们认为反倒是引狼入室，其居心叵测！
赞同派：敌人入侵，想要利用我们的铁路，也得有火车运载才行。他们从哪里得到火车呢？夺取我们的火车么？不可能。我们早将火车撤回，令其无车可夺。用他们自己的火车么？也不可能。因为车的数量少了无济于事；数量多了，他们的船也运不来。况且遇有敌人入侵，我们将铁轨撤掉，埋上地雷，敌人不可能长驱直入。对方说修建铁路会把敌人引来，可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被迫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那时候是没有铁路的。所以，胜负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强大的兵力，能不能有效利用这些兵力，而决不在于铁路！
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二：修建铁路是否扰民？
反对派：修建铁路必定要铲除坟墓、拆毁房屋、蹂躏田地、填堵水井，还有很多其他想象不到的破坏，这一切都会严重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百姓如何承受？尤其是铲平坟墓问题激起民愤最大，连祖宗都跟着我们遭殃，铁路之罪实在太大了！
赞同派：这一问题我已反复讨论，结论是修路时尽量回避百姓的住宅和坟墓。不仅津通铁路如此，修建唐芦、津沽铁路过程中我们也尽力不打扰百姓，实在躲避不开，我们也给予重金赔偿，并帮助迁徙。事实证明，百姓都能给予理解和支持。我们对于对方的质问表示惊疑，因为津通铁路负责勘探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未核定占用哪些地方、迁徙谁家的坟墓，老百姓对此事更不知晓，怎会引起民愤？这定是对方“借传闻失实之事，造危言耸听之词”，企图以此阻止津通铁路的修建！
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三：修建铁路是否会剥夺小民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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