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埋，一身血迹润心怀，一笔仇恨不忘掉，连夜唱歌我登台。”沙哑的嗓音，在夜空飘荡。几盏雪亮的汽灯、马灯辉映下，曾子贞泪水涟涟，似一串串银珠滴落。唱着唱着，她失声痛哭起来……
台上台下一片唏嘘，老营盘夜风呜咽，号啕不息，那是个泪流成河之夜。
哪里打仗，山歌队就被调往哪里。与战争相处久了，曾子贞锻炼得从容不迫。数十年后还有人讲她的笑话，说她叫男人往她裙子下躲的故事。
那是1932年初，部队前往于都县围攻马鞍石上堡的土匪，消灭张修贤的靖卫团。
当时，白军的武器要数飞机最厉害，每次打仗都炸死不少红军。红军只知道飞机厉害，还不太懂飞机的道理，对其有点谈虎色变。
那天行军，来了一架白军的飞机，有位新参加战斗的同志胆怯，吓得要命，缩头乱钻，到处找地方躲避，却找不到，曾子贞见了又好笑又好气，就喊：
“喂，怕死的男子汉，躲到我的裙围下面来吧！”一说完，大家都哈哈大笑，那位同志也跟着嘿嘿嘿笑，不好意思再躲了。其实，那是白军的运输机，不会丢炸弹。
在战争中，兴国山歌，不但鼓舞红军的斗志，也确实起到了瓦解白军的作用。
1931年春夏，国民党60师、61师侵占了兴国县。
由于苏区人民坚壁清野，弄得白军被围困在城里，有钱买不到蔬菜、粮食，常常挨饿，完全靠飞机空投。有了粮食又缺少蔬菜，小股白军就偷偷出城来抢劫。
有一天，驻县城的白军劳排长，率一班士兵，武装涉过潋江河出县城，到对岸的邯武、长冈一带抢粮食、蔬菜。
不料，他们刚要踏进村庄，就被曾子贞的山歌队现了。
一曲曲山歌，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
“白军官兵要听清，切莫来打自家人，放下武器来归降，确保生命得安宁。”“白军官兵要听清，欢迎你们投红军，投红以后好待遇，红军说话唔骗人。”“白军官兵要听清，由你投诚唔投诚，你会投诚很欢迎，你唔投降唔留。”听到这一阵阵山歌声，白军进退两难。进则怕遇上红军游击队打排枪，退则回城要挨长官的臭骂。因为他们折腾了半天，连根鸡毛都没有找到一根，谷壳也没有找到一颗。
又困又乏，白军们索性坐在树荫下歇息听山歌。
“哎呀嘞——白军士兵好可怜，衫裤烂了没人连（补），日里饿了没茶饭，想起父母夜难眠……”他们都是广东兵，熟悉客家口音。听着、想着，思念家中的老小，不由自主地都动了感，一个个长吁短叹起来。
突然，劳排长一摔手：“他妈的，反正回去也是死，走——”竟然带领着一班兄弟反水，投奔了红军。
说到红军的政治攻心，前线的白军官长对唱山歌是恨之又恨。
1931年夏，国民党占领兴国后，一个白军团长，派部下专门捕捉红军的女山歌队员，他在兴国的牛坑塘，亲自指挥杀害了毛伲俚等十来个女山歌手。
举世闻名的“宁都兵暴”胜利后，兴国县组织了一支声势浩大的慰劳队去瑞金、石城慰问，慰问品很多，光生猪就有一百多头。红军山歌队去了二十三人，其中有谢昌宝、钟梅生等人，由于路远，大家是骑马去的。
7首席红军女歌手（7）
临行前，领导单独叫开她们，悄悄地叮嘱：
“你们姑娘人家要小心一点，五军团是刚刚从白军那边改编过来，还有点军阀的野蛮习气，没有红军那么规矩，看见了妹崽子，抱住就走……”姑娘们一听吓得要命，都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去慰劳他们了。那领导赶紧说，慰劳还是要慰劳，能注意的尽量注意一下，注意不到也没有办法，打仗还会有牺牲呢？！唱山歌也是打仗。没办法，她们带着牺牲的精神准备去了瑞金、石城。
“宁都兵暴”，国民党26路军一万多人，组成了红五军团，驻扎在石城秋溪整编。
红五军团都是北方人，身材高大，武器装备好，威风凛凛，当地群众戏称他们为“北牯佬”。
“北牯佬”也很喜欢看山歌队的演出。他们看戏与当地人不同，当地人看得高兴时，会站起来打吆喝叫喊喝彩，他们看戏，看得高兴时习惯鼓掌，声音很大，雷鸣一般。
初始，姑娘们看见“北牯佬”来了，心里就忐忐忑忑，可见人家“北牯佬”说话和悦，行为文明得很，也就放心了。
从石城回来又到瑞金，那里也有部分“北牯佬”。山歌队住在瑞金一个叫官仓下的祠堂里，前后共演出20多天才返回兴国。从来没有生过“北牯佬”抱女人的事。
后来，曾子贞还挂了省委巡视员的职务，带山歌队多次去那里演唱、慰问过。
有些歌曲，曾子贞一生都记得。
“哎呀嘞——我们兴国模范县，扩大红军都自愿；妇女学会犁耙田，二犁三耙都做到……”在采访中，曾子贞说：“蔡畅大姐当时是江西省委的部长，也分管妇女工作，听了我唱歌，喜欢得很，跑到后台来，把我抱起来打旋。她的年纪比我大，跟我们很有话说，聊个不停。说到女人生孩子生不出，她说可以剖腹产。我们不懂什么是剖腹产，她解释说是医生用刀把女人的肚子破开来，取出小孩后再缝回去。就像补衣服那样缝补肚皮？当时我们都不相信，蔡大姐就撩起衣服把她开刀的伤痕给我们看。我们果然看到一条用针线缝补过的痕迹，大家想不透都不吭声，还是半信半疑。”曾子贞唱山歌有两个最佳“搭挡”。
其中一个名叫谢昌宝。谢昌宝个子不高，脸上有点麻子，一化装就看不见麻，漂亮得很。他口齿伶俐，擅长演说，煽动性特别强，唱起歌来就像小河流水，从来不嘶哑嗓子。他与曾子贞一上台常常下不了台，一支歌接一支歌地唱。
那天，二人在陈家祠堂的台上又被“粘”住了，唱山歌唱了一夜，天快亮了，战士们、群众们还不让他们下台。
在红军、群众心目中，曾子贞与谢昌宝的山歌对唱，是最好听的节目。所以经常点名，要他们到前线去唱。一次，战斗正打得激烈，曾子贞与谢昌宝来到了火线，一见红军这边已经很有些吃紧，二人亮开嗓子就唱起了山歌。
“炮火声来军号声，打只山歌红军听，快与敌人决死战，十万草鞋送你们。”“军号声来炮火声，大举进攻已到临，捏紧铁拳去粉碎，军民一心杀敌人。”他们忘地唱啊唱啊，谁知，这次唱山歌却不灵了。白军越打越多，越打越猛，继尔动了大规模的反冲锋。
曾子贞、谢昌宝冒着敌人的炮火，仍然唱啊唱啊。忽然，听得一阵刮风般的声音，几梭机枪子弹横扫过来。曾子贞觉得脸上、脖颈上一阵热呼呼地烫，顺手一摸，满头满脸是红的血白的脑浆。
“哇，我受伤了。”她活动了一下，手、脚还能动弹，再一看旁边，歌伴谢昌宝的脑袋开了花，倒在地上像小鸡一般抽搐着往土里钻，然后一动不动了。
红军吃了败仗，曾子贞一连几天都不开声。
战争中，牺牲与失败都是很正常的事，过几天她又唱起来了。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的兵员已经很枯竭了，征兵征到了难处。有的年青人去当红军就提条件，特别点名要曾子贞给他们唱山歌，他才肯爽快去当兵。
几十年后，曾子贞还记得：“澄塘的李顺达等人就是这样。还有我的小弟弟也是这样。小弟弟刚结婚不久，舍不得新娘子，上级动员他当红军，他说要听姐姐唱山歌才去。我从外地慰劳回来，特地给他们唱歌。听了山歌，他们果然去了当红军。在我的歌声中，不知有多少人去当了红军，我的4个兄弟，都先后去当红军了，4个人，一去不复返，去了就再也没有任何音讯。”那一次，她一个人扩红扩了一个连的新兵。
8首席红军女歌手（8）
四、白军来了，她成了两边的仇人，躲在黑暗里生活1933年11月中旬，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前夕，为准备大会讲稿，特意去了长冈乡作调查。
“哎呀嘞――茶子开花满山香，高山打锣响四方。
十字街口搭歌台，同志哥，赛出了兴国山歌王。”带着秘书谢觉哉，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一行数人，牵着马匹，驮着铺盖，暮宿朝行，行了3天，一路说说笑笑，来到兴国敛江河边，刚在古樟树下的渡口歇脚，贴着江面就飘来一支悠扬的山歌。大家噤声听歌，直到渡船靠岸。
船上下来一群姑娘，嘻嘻哈哈地跳上岸。谢觉哉兴致盎然地上前招呼：“同志嫂，请问你们哪个是山歌大王？”姑娘们又是一阵嘻嘻哈哈，推出了一位瓜子脸的秀丽姑娘，说：“她，她就是山歌比赛第一名的山歌大王，名叫曾子贞。”曾子贞站在谢觉哉面前，腼腆一笑，美丽的脸庞显出一对酒窝。她拢了拢乌黑的头，亮开嗓子唱了起来。
“哎呀嘞――兴国山歌年久长，山满歌来歌满乡。
婴儿落地歌当奶，肚子饿了歌当粮；有了病痛歌当药，唱歌当得人参汤；郎恋老妹歌做媒，一路山歌是嫁妆；兴国是个山歌国，哪个敢称山歌王？”谢觉哉刚到中央苏区不久，屡屡听到人们传唱兴国山歌，如今听到真传，乐不可支，连连啧叹：“哎呀呀，这下总算听到了原汁原味的兴国山歌，果然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几年耳闻目睹，对兴国山歌感颇深，不自禁地说：“唱起歌来像画眉子叫，难怪她们称你是山歌大王。”没有认出曾子贞，曾子贞却认出了，她记得原先对兴国山歌有误解的事。就故意唱道：
“哎呀嘞――山歌不是考声音，全靠革命感深。
宣传扩红支前线，山歌大王找上门；讲事实来摆道理，一山歌一个兵。
山歌唱了半个月，同志哥，送走新兵一连人。”哈哈大笑：“好哇，山歌大王真有本事，用山歌作宣传，一下子就扩大了一个连的红军？！”曾子贞说：“扩大一个连的红军没有假，表面上是我唱歌的本事，实际上是乡里干部平时工作做得好，关心群众周到，工作方法灵活，让当红军的人没有顾虑，放心去当红军，上前线打白狗子，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果实。”“你看看，你看看，”谢觉哉兴奋不已，“这位山歌大王确实不简单，唱得好听，说得比唱得还更好听，有当政治部主任的水平。”问：“请问同志嫂，你们是哪个乡的？”曾子贞：“上社区长冈乡。”暗暗叫绝，真个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打瞌睡碰上了枕头。他不露声色地说：“山歌大王，你说乡干部工作做得好，能不能用山歌唱出来？”“这个有什么难。”曾子贞张口就唱：
“哎呀嘞――花篮里选花朵朵好，乡干部做事真周到：
动员妇女学犁耙，打破封建旧礼教；优待军属搞代耕，帮助建房捐木料。
群众说真正好，什么事都替我想到了！组织扫盲识字班，办起列宁小学校。
度夏荒，济米来；生了病，送草药；油盐柴米都过问，样样事都操劳。
报答干部一片心，当红军真心实意把国保……”问：“山歌大王，你唱的可都是真的事？”曾子贞答：“鼻子底下有嘴，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好，”道，“我们就是来问问的。”“哎，”一位姑娘警惕起来了，问，“请问你们几个同志哪里来的？”陈昌奉抢着答：“我们是瑞……”接过话头：“我们是累了，能不能带我们去长冈乡休息一下？”“要休息很方便，”那姑娘盯紧不放，“你们到底是哪个部门的？”：“我们是《红色中华》报社的。报纸登了好多表扬兴国、长冈的文章，有的人不太相信，我们特地来查访、核实一下。”“要核实也容易，我来带你们去吧。”曾子贞拦住那个姑娘的盘问，故意不揭穿其中奥妙，又跳到船上。
9首席红军女歌手（9）
过河几里，远远地几个青年妇女在犁田，一行看见挺奇怪，按赣南风俗：女子是不能下田的。这里的女子怎么下田，竟然还操犁呢？问：“妇女犁田，人家不会笑话？”曾子贞也不答话。朝田间喊：“玉英姐，有人问你事。”李玉英“吁――”一声，把牛吆住，过来答话：“开始，女人犁田不但会有人笑，而且会指着后背骂，说妇娘子犁田遭雷打，播种不芽。我们才不怕呢，晚上，几个人偷偷地到河边沙滩上学犁耙，犁头都打坏了好几个，现在，我们女子代耕队，天天为红军家属犁田，也不见雷公打哪个。”人们都和着她笑了起来。笑着问：“你们代耕一亩田，要多少工钱？”“要什么钱哟。”李玉英说：“红军在前线打仗，我们帮人家做点事还会收钱？连茶饭都是各人自己带得来。”一行人进了村，来到火叉塘屋场，迎面一幢新房子。路过新屋时，现，新屋的梁椽间夹有火烧的旧料，驻足观看。屋主马海荣就说：“不久前失火，烧了一间半屋。乡互济会救济我六吊钱，大家帮工、捐木料、捐砖瓦，几天工夫又把房子盖起来了。”边看屋子边问：“有没有村干部来帮忙？”马海荣笑容可掬：“乡干部都来了，村干部更来了，村干部做了工都回自己家里吃饭。你看，那根大梁是村代表主任捐的，他会做木匠，量了尺寸，做好了扛过来直接上梁。”隔壁不远，邻居是军属刘长秀，家里贴了好几张立功喜报。等人就进屋去看，问刘长秀：“当红军立功的是你家什么人呀？”刘长秀一边端凳，一边答：“一个是我老公，在一军团，一个是我儿子，在三军团。”谢觉哉竖起大拇指：“呱呱叫，呱呱叫，父子双双立大功！”曾子贞趁机说：“我唱山歌里的事，有几件是这家的。长秀婶，你把政府关心你们家的事，讲给上面来的同志听一下……”边问边记，不久，写下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一文。号召：
“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1934年1月27日，在“二苏大”会上，赞扬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出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长冈乡的名气越来越大，兴国山歌越传越远。
日也唱，夜也唱，那些日子，山歌成为了曾子贞生命的全部。她在山歌中咀嚼过悲痛，也在山歌中品尝了爱和欢乐。
就象今日的明星，山歌大王曾子贞身边也有不少追星族。
有一个崇拜者，名叫赖明山。赖明山是个复员的红军伤兵。赖明山很年轻，比曾子贞还小两岁，是个打矮炉子的小铁匠。所谓打矮炉子的铁匠，就是那种挑着炉子四处游走，上户串门寻活干的铁匠。赖明山出生贫苦家庭，自小没有文化，却最喜欢听，喜欢唱山歌。
赖明山特别喜欢听曾子贞唱山歌，听得入迷，经常挑着矮炉子，跟着红军山歌队这山转那山走。
到一个新地方，白天，他吆喝着打铁，晚上，占一个位子听歌看戏。有时，山歌队人手不够就到后台去，找机会上前，帮一把手或者帮一下腔。
当过红军，又不是外人。大家对他也像队里人看待，唤来唤去支使他。他叫唱就唱，叫演就演，一来二去，越唱越好，就能够顶一个角色唱山歌。
一个人，真正投注感唱歌，歌声是会感动人的。
虽然，赖明山的声音不宏亮，但歌声很富有感，给人一种特别的震撼。当谢昌宝在战场上被打死后，赖明山丢掉了小矮炉子，正式成了曾子贞唱山歌的第二个搭挡。
两个人，都是全身心投入地唱山歌，唱来唱去，唱出了爱。
1934年，二人唱成了一对山歌夫妻。
红军长征离开兴国的时候，曾子贞带着山歌队的同志，在五塘桥头搭台子，流着泪水，唱了三天《十送红军》等歌曲。嗓子唱哑了，嘴巴唱出了血。
“新做斗笠圆丁当，送给哥哥上前方，保佑哥哥打胜仗；打败敌人回家乡。”“送郎送到筲箕窝，眼睛流泪嘴唱歌，愿郎革命革到底；等你十年不算多！”一步一流泪，三步一回头。朝夕相处的红军兄弟，一队队开走，她们唱着唱着，就唱不下去。红军战士也是无限眷恋，泪眼汪汪……
10首席红军女歌手（10）
以后的日子里，千百次地，曾子贞回忆这送别的场面，只见红军千千万万列队而去，翘盼望，却不见几人能够走回来……
红军长征离开兴国后，日子就苦了。曾子贞夫妻跟着县委打游击，当时，她已怀孕8个月，整天挺着个大肚子，在山上转悠，步履一天比一天艰难。
寒冬腊月，滴水成冰。
在均村乡大山上，一个无遮无拦的山洞里，曾子贞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荷英。
天寒地冻，衣衫单薄，冻得牙齿打架。可是，荒山上，除了呼啸的北风什么也没有。有一位游击队员，寻找了一天终于找到了一箩筐砻糠，他把砻糠撒在曾子贞和婴儿身上御寒。砻糠又怎么能够御寒呢！不几天，荷英就被冻死了。
坐月子，连饭也没得吃。每天，跟着游击队们一起吃野菜苦熬，硬撑着跟游击队翻山越岭转移，有一次，在桥头岗遇见了打游击的曾山。曾山当时是江西省委代理书记，领导全省的对敌斗争，但他们也没饭吃，没衣穿，斗争十分艰苦。
1935年春，曾子贞等人在兴国县方太乡的方山岭休整时，整座山都被白军包围了。她与赖明山，还有一个叫柏翠的女干部，一起突围下山。
辗转的山道上，一伙白军冲上来，先抓住了曾子贞。
“喂，你是红军吧？”当时，曾子贞手里，牵着一个男孩子。连忙随机应变：“我一个女人家，哪里是什么红军，我是一个富农婆，被逼得逃上山来的。”白军就放掉了曾子贞，一会儿，又抓住赖明山，问他是不是红军。赖明山顺口说自己是富农也就没事。可他太老实，说话不会转弯子，竟然说：“是。”就被白军抓起来关进了监狱。
赖明山在监狱里，做了两个月的苦力才回家。
赖明山是个大老实人，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山歌手，却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革命者。
提到赖明山，曾子贞说：“老实人，就该老老实实地过活，没有那个本事，就不要去惹麻烦。”出狱后平静了一年。就有一个人来，叫赖明山去做地下党的工作。不久，那人叛变，把赖明山供出去，又被国民党抓到高兴乡的竹篙山集中营，打得皮开肉绽，差点儿送命。
好不容易，熬过那段流血的日子。“文化大革命”，赖明山又成了叛徒，被揪斗，整得死去活来，一辈子吃尽了苦头。
红军北上后，曾子贞夫妻像没娘的孩子一样，感觉低人一等。因为她原先到处唱歌，名气太大，认识她的人不知有多少，随时都可能有灾祸降临。
那段日子，是曾子贞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光。由于白军的搜捕，曾子贞有四五年不敢上街抛头露面。后来，风声不紧了，曾子贞曾悄悄地上过一次街。
来到县城筲箕窝，这原是红军送兵的地方。
睹物思，正怀念红军，冷不防，有个摆盐摊子的女人窜出来，一把揪住曾子贞的头扭打起来。
原来，此人就是蕃薯婆，她的小老公被曾子贞唱歌扩了红。
蕃薯婆一边揪打，还一边哭骂：“打死你去，打死你去，就是你，宣传我的老公去当红军，弄得我现在当寡妇婆。弄得我的小孩没有爸爸……”此女人是个有名的泼辣婆。曾子贞挣扎着要走脱，不意，又有几个妇女，闻声扑过来扭打曾子贞，有的用手指拧，有的用指甲掐，有的用牙齿咬，蕃薯婆脱下鞋子用鞋底打她的脸。片刻间，打得她鼻青脸肿，鲜血直流……
当街受辱，给曾子贞带来极大的刺激。伴随着尖叫声，那拼命的掐、拧、咬，凝聚多少暗怨、夙恨呀！如果是白军，或者地主还乡团打骂自己，理所当然，完全可以理解。但，却偏偏是自家姐妹、红军家属，用自心灵深处的怨恨，殴打自己，要与自己拼命。
无意之中，自己竟成了两边的仇人。
那些个无尽的朝朝暮暮，曾子贞生活在黑暗之中，时时反省自己的革命生涯：
一方面，曾子贞认为自己没有错。为了革命，她不但先后把自己的两个丈夫送上前线，还把自己四个兄弟，都动员上前线，全部英勇牺牲。作为一个女人家，自己还拼命上前线，虽然没有阵亡，那是白军的炮火没有瞄准自己，但是，自己至今仍在承受着最大的牺牲。
11首席红军女歌手（11）
另一方面，曾子贞又觉得，自己确实给别人带来了悲剧和痛苦，正是因为自己的动员，人家的丈夫才告妻别子，毅然走上前线，最后牺牲，为世界留下了一群孤儿寡妇，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所有射向她的目光都带着棘刺――充满了哀怨、责备、仇恨。
她陷入了一种无法避免的凶残之中。在那社会现状的压迫下，她绝望了。一切希望都荡然无存，只有山歌无声地在她心间运行。
1937年10月3日，国共合作，陈毅从赣州往南昌谈判，途经兴国。曾子贞与陈毅见面，痛哭流涕，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陈毅告诉她：“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要相信革命一定会成功。”默默地坚持，默默地等待。
由于沉重的内疚感压迫着，从此以后，曾子贞再也不敢上街了。担惊受怕，每天以泪洗面，提心吊胆，像老鼠一样地活在黑暗里。
五、她的山歌唱进了北京，唱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建国初期，当年的红军陆续回乡，带回来一批又一批消息：某某人牺牲了，某某人当了大官，某某人怎么怎么的……兴国县，经常漾溢着欢喜的泪水，也到处流淌着失声的痛哭。
那是些大喜大悲的日子。
蕃薯婆突然找到曾子贞家里，来赔礼道歉：“对不起呀，实在对不起，我家老公当了大官呢，明天就回来。要不是那年你唱歌扩红，他就不会去当兵，哪里当得到大官呢！对不起，我不但没有感谢你，还在街上打了你……”曾子贞正为蕃薯婆高兴时，第二天，蕃薯婆哭哭涕涕又来了。曾子贞心里一沉：“怎么，蕃薯婆，你家老公没有回来？”“那个打短命的，回是回来了。”蕃薯婆一边哭一边骂：“他又带回来了一个年青的老婆，他当了大官就不要我了，他不要我了。
当年的红军回来了，曾子贞重新获得自由和快乐。从隐居的山村出来，终于又能放声歌唱。
似一只脱笼的百灵鸟，曾子贞一天到晚不停地唱呵唱呵。她的歌声在县广播站经常播放，并被省广播电台请去录音，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1953年，当年的席红军女歌手――曾子贞被选到北京去唱山歌。
穿一件赣南客家的石扣蓝大面襟衫，曾子贞来到省会南昌集中。一到南昌，组织上马上给她换了一套时髦的新衣服。曾子贞出席了全国民间文艺会演，受到了与会音乐家们的高度评价。会后，曾子贞等人还被专门请到中南海怀仁堂里，演唱兴国山歌。
站在昔日皇帝的宫殿里，曾子贞感受到一生最大的荣誉。面对一大片中央长和老红军，不由得悲喜交集热泪盈眶。这是曾子贞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50岁的曾子贞，用凝聚了一生的深纵声放歌。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她唱道：
“哎呀嘞——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朝鲜人民军；打倒走狗李承晚，拥护将军金日成，最后胜利属人民。”每唱完一段，台下就鼓掌。
如此亲切，如此熟悉的歌声，漫卷着赣南的山岚，携带着昔日硝烟。
台下，那些曾经在中央苏区战斗过的老革命们，思绪又回到戎马倥偬的年月。当时的中央最高领导主席、朱德总司令、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人，都观赏了这次演出。那动人的兴国山歌，令领袖们激动不已，眼噙泪花，一个劲地鼓掌。
演出结束，中央领导们接见了曾子贞等人，与他们一一握手。
六、山歌是她生命中的火焰建国后，在审干运动中，也有人对曾子贞的历史提出怀疑。为此，曾子贞又寻了陈毅，当年的“山歌大王”在陈毅脑海里还是有印象，他亲自写了书面证明材料，使其免遭新一轮磨难。
有陈毅证明，还她公正。后来，她担任了兴国县城关镇副镇长。
“文革”期间，她一方面是红军山歌手，受到过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一方面又是走资派、叛徒的老婆，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种种冲击。
1968年，曾子贞退休。
她与孙子住在一起，颐养天年。每天，步行在潋江河边的菜市场，与二贩子讨价还价，买菜、做饭、带孩子、散步。没事，也经常与愁苦零仃的蕃薯婆，与鳏寡孤独的烈属们，凑在一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怀念亡灵；也常见到当年唱山歌扩红扩到的红军战士，如今做了将军，威风凛凛地荣归故里……
山歌是她生命中的火焰，也使她出烛天照地之光。回想起那火红的年代，恍如隔世，便生出对人生的无限感叹。
1992年中秋节这天，子孙们团聚一堂，为曾子贞做了九十大寿。1993年元月1日，距春节仅21天。90岁高龄的曾子贞老人，告别了她钟一生的兴国山歌，静静地病故在兴国县城。
1被卖5次的女“中执”委员（1）
一、拿过一支毛笔，一笔一划教她写字银盘似的月亮，如天灯挂在树梢，很大很亮。月光投在地上，像蒙了一层翳，那字迹却不甚明显。
她点燃一根篾子火，插在地上，地上的字迹一下子清晰起来。火光摇曳，“黄长娇”三个字，歪歪扭扭，伸胳膊缩腿，像在跳舞。
“说：这是我的名字，写好了，就能当红色的‘小知识分子’。写不好，就永远是睁眼瞎。”她握着一根小棍，嘴里念念有词，一笔一划，又拙笨地在地上画。画得那么专注，那么投入，满心要当个红色“小知”的劲头，势不可挡。
说来，真是主席，一笔一划教她写字，鼓励她学文化，当个红色的“小知识分子”。
可别小看黄长娇，虽然才23岁，却身居要职。不久前，她出席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普通人眼里，黄长娇，一个年少的靓妹子，当了大官哩！二、长征出时被留下，她被告知怀孕3个月了黄长娇，是作为江西省工人代表，参加“二苏大”的。
严格说，她一天也没有进过工厂做工。不过，她确实又是自小打工，这种“打工”的苦，相比那种“做工”的苦，有过之而无不及。
1911年，她出生在赣县田村一户雇农的茅棚里。家里没有一寸土地，父母靠为地主铲茶山，做长工糊口。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口，黄长娇从小就抱养出去，给一户姓林的人家做童养媳。
婆家也苦不堪，13岁，让她到地主家打工。洗衣、做饭，干了3年，只糊了一张嘴，没有得到半分工钱。
16岁的黄长娇长得高高大大，觉得继续给地主白干划不来，就跟着父亲回家。
田村是个大镇，主产稻米，但河流较小，交通不便，粮食运出，食盐、日用品运入，全靠肩挑手提。农闲时，许多农民就出来挑担，用脚力换点盐钱，天长日久，镇子里就有了一帮专业挑夫。
挑担虽苦，但一天能赚几毛钱，是作田收入的10倍。反正做什么都脱不了苦，人生就是吃苦的，黄长娇一咬牙，干起了挑夫。天下大苦，赚钱的事，再苦再累，也有人愿干，挑肩担的人愈来愈多，脚力钱下跌，市面物价却上涨。为了活命，她还是整日整月去挑。
3年挑担，历尽坎坷，她吃尽苦头，也增长了不少见识。
担重、肩痛、路远，过了一山又一山，无边的山岭无边的苦难。那么长的路，挑夫们就爱说些下流话打时间。一个妹子夹在众挑夫间，十分惹眼。她总是埋头疾走，有时整天一不。毕竟肩膀还嫩，有时跟不上阵。这时，就有一位姓赖的大哥，有意无意停下脚，在不远处等她。
原来，大革命失败后，员逃避乡村，隐蔽活动。挑夫中，也混有员，赖大哥就是一个。长途跋涉中，他常找人聊天，困难时帮人一把，团结了不少人，建立了地下党组织。
1928年，黄长娇加入了少年青年团，生活中有了信仰，不显山不露水，秘密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红军来到了赣县。领导群众打士豪，分田地，她一家分到了土地，伸直了腰杆。
红军天天开会，宣传革命道理。当时她19岁，3年的挑担生活，走南闯北，添了不少胆。地下党团组织公开身份，带领群众造反，她同男人一起，打士豪分田地。呼呼喊喊，劲头十足！没有文化，道理懂得不多。但黄长娇爱说，懂一点就到处去说，影响也不小。
乡里人胆小，被长期的苦难浸得木呆呆，特别缺少敢出头、会宣传的妇女干部。很快，黄长娇调到江西省妇委工作。
江西省妇女部长蔡畅，待人和蔼，平易近人，特别善于在实践中培养干部。
黄长娇奉调不久，进步很快，入了党。介绍人是李富春、蔡畅。
1933年3月间，黄长娇调到江西省总工会，担任了女工部长。这年冬天，她出席了全省职工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目的之一，就是筹备召开全国职工代表大会，黄长娇又当选为代表，出席了全国职工代表大会。翌年1月，她以江西省工人代表的身份，出席“二苏大”。“二苏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妇女委员不到10人，她则是其中之一。
2被卖5次的女“中执”委员（2）
“二苏大”，是在沙洲坝新茶亭，新建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会后，黄长娇兼了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就留在工农检察委员会工作。
检察委员会办公地，就设在沙洲坝的新茶亭，距离苏维埃中央的住地很近，工作、生活在一起。各部门人员，来来往往，日日与共和国的脑们见面。不久，黄长娇熟识了。那时，已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专职从事政府工作，对人态度特别和蔼。
工农检察委员会的主席是项英，主要工作是检察、处理各地的案子。有一次，委员会里派黄长娇、朱招娣二人去于都县巡视。临行前一天，她去办事，又见到了，便前来与她握手，听说黄长娇要去于都巡视，热地招呼她到自己办公室坐一坐。得知她是第一次去于都，第一次巡视，便主动地介绍于都县的一些况，详细地交待工作方法。
“去以前，把要办的事记在一个本子上，分清主次前后，一样一样办好，办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况，存在什么问题，也要记在本子上，回来就能一样一样汇报，不至于遗漏什么。时间久了，本子上记的东西多了，也可以找到工作中的规律性……”说了许久，见黄长娇坐着痴，他就问：“怎么样，小黄，有什么困难呀？”“我是穷苦出身，从小当挑夫，只认得扁担，不认得字。”黄长娇说：“我们田村，都是地主家的人才学文化。贫雇农民都不学文化。”“二苏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75人，都是资深的老革命，绝大部分文化很高，有许多还到国外留学。真正一字不识，也许仅黄长娇一个。
笑了：“没有文化，就要学嘛！地主学文化是为了剥削，穷人学文化是为了革命，文化越高越好，要争取做个红色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黄长娇说，“我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还能学什么呢？”“不要紧，我们的工农干部，大部分都没有文化或者文化不高。只要有决心，有恒心，就能学得到文化。你就从写自己的名字开始吧！”说着，他从桌上拿过一张纸和一支毛笔，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地写给她看。“黄长娇”三个字就摆在了她面前。
“这就是你的名字。”把纸递给她。
黄长娇左看右看，觉得很有意思，兴趣高涨，赶紧把纸张收起来，连说：
“谢谢，谢谢，我今天回去，就开始学写字。不懂的字，我就来问你。”很高兴，握着她的手说：“学文化，不要不好意思，学好文化，要做到两条：一要多问，二要不怕条件差。现在条件差点，将来就会好的……”揣着自己的名字，黄长娇很高兴，平生第一次对一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