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需要由她们来共同面对： 比不得那张暧昧的双人床，和那两只暧昧的枕头。比不得这艾温公寓的隐秘之处。甚至那些流言与传奇。那些都是有退路的。可以体恤，可以心照不宣，也可以视而不见的。 她们可不想遭遇强光。一下子把来时的道路照个通体透明。那些曲里拐弯的痛楚。挣扎。妥协。有些是必须的。有些不那么必须。有些是过程。还有些则是代价。现在它们已经被时光搅拌在一起了。痂是痂，茧是茧，老肉长在新肉的里面。 安弟有些慌乱地把话岔开去。安弟说这女演员真好，欧洲国家的女演员就是不一样，不像国内那些片子。 王小蕊也说是呀是呀，身材也好，不像东方人穿礼服，撑都撑不起来，穿不出什么样子来。 你一言我一语的。王小蕊还站起来，往安弟的茶杯里续了点水。地上那条狗软绵绵地睡着了。王小蕊走过去，拍了拍它的尾巴。 等到两人再次安顿下来。那个尴尬的场面已经过去了。偷偷松口气，不经意地抬眼看看对方。没想到目光与目光还是相遇了。 仍然有些尴尬。 都是有经验的女人了，比不得从前了。  
与性有关的几个问题(1)
与安弟许久未见的那几年里，王小蕊过着既简单又复杂的生活。母亲终于嫁人了。嫁给了那个老出纳。他们小心翼翼、生怕王小蕊生气似地结了婚。母亲临出门时，还紧紧拉着王小蕊的手。他们小心翼翼地回头看她。觉得把这孩子孤单单扔在这世界上，多少总有些歉疚与不安。而她那个弟弟则终于还是惹了事，给送到很远的一个地方劳改去了。 只剩下了王小蕊一个人。 有许多人来约会王小蕊。她的公司客户，公司客户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胖的，瘦的。很有钱的，一般有钱的，不那么有钱的。他们约她吃饭，喝茶，唱卡拉ok，说点黄|色笑话。有时候，还会送她一些小礼物。临到后来，其中的一些人，有预谋、或者没有预谋地对她提出了一些要求： 关于性的。 在这个问题上，王小蕊本身并不存在什么信念。 对于王小蕊来说，性并不代表一种真正的欲念。真正的欲念需要人本身的力量来支撑。一种谈不上邪恶或者高尚的力量。这种东西，王小蕊是不具备的。王小蕊也不是很相信情感。王小蕊只相信简单的东西，简单，明亮，准确。比如说，女人年轻漂亮时的年轻漂亮，和男人有钱时的钱。王小蕊从来只相信现在时。她不需要历史，历史对她这样的女孩是不起作用的，它只能误事。王小蕊天生是这个时代的尤物。时代现实，她比时代更现实。但有一件事情她还是在乎的：既然看不到大的宏阔的事物，那么，细小到局部的准则便成为了她的提纲契领。有些市民必须遵守的东西，涉及到体面的－－－虽然暗地里可以不遵守，但表面上还是要维护的。 她不能乱来。但她可以找个情人。偷偷的。 在那些有预谋或者没有预谋的人里面，王小蕊选择了一个。 是个商人。从外地来上海发展的。比王小蕊大十几岁，中等身材，长得不算好看，但很敦实。他的上辈人是做小生意起家的，非常精明。到了他这一代，终于成为了一个实业家。他做地产，年工夫在浦东拥有了一座自己的楼盘。在生意上，他顽强，规矩，甚至还称得上正派。他和王小蕊见了几面，有点喜欢上她了。她很漂亮，很聪明。更重要的是：她很年轻。 比起他放在家里的那位。 他们定期见面。他为王小蕊租了房子，每个月给她一笔数目不小的零花钱。他很少带王小蕊出现在公共场合。只有难得的一两次，他去见客户。他穿着深色西装，王小蕊穿着浅色套装。他介绍王小蕊说： 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行政助理。 他们在床上很和谐。甚至还有过几次难以自持的激|情。他不属于那种很懂得女人的类型，略微有些胖，动作和情话都不是上海男人的做派。但他确实很疼王小蕊。她的身体那样富于弹性，即便在床上，她也是聪明的。无师自通的。她提供给他的性正是他所要的：她那样年轻，那样鲜嫩，几乎就像刚刚开放的花。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性从来没有过灵魂的参与，他们把性的意义最大限度地简单化，赋予它最实际的功能。 有时候，快乐反而倒来了。 后来这事情不知怎么被他妻子知道了。和他闹了几次。他来找王小蕊。坐在她对面，抽了几支烟。 他说：她知道了。 只说了这一句，他停下来，眼睛看着王小蕊。 王小蕊先是怔住了。很快地她就平静了下来，也抬头看他。看了两秒钟，她已经完全明白了。 就像洪水到来时的野生动物，他们一个要落荒而逃，一个则要择枝再栖了。 两人没有太多考虑就分了手。当然，他给了王小蕊一笔钱。分手的时候，他们一起出去吃了餐饭。他有些喝多了。说了很多话。他说他是个商人，讲究物值平衡。他说现在的时代，需要一种新型的男女关系。夫妻太容易厌倦，情人又太容易受伤害。所以说，这种关系应该是第三种关系。他说他本来就想和王小蕊建立这种新型的时代关系。但现在失败了。生意场上的用语，就是遇到了不可抗力。 他还说到了他的楼盘。他说他今天站在那幢楼的下面，看着它，突然觉得非常感动。他说他拥有它很不容易。他要珍惜。 王小蕊没和他多说什么。她甚至想，后面的话他完全可以不说。 他们是同道中人，知道怎样把事情善始善终。 其实，一个人对于性的看法，是很可以展现他人生大致的经纬度的。 有时候，安弟会突然地想起老魏，还有王建军。几年前的一天，她喝醉了，躺在床上。老魏坐在她的旁边。老魏说如果她安弟不愿意，老魏一根汗毛都不会碰她。老魏说他是个生意人，而好的生意人都应该是讲究规则的。 安弟当时觉得非常反感。非但反感，而且可怕。性成了一种物件。一把钥匙。招之即来的。然而，现在安弟回头再想，另外一些意味倒出来了。 她突然发现了老魏身上的力量。那种遍体鳞伤后血肉重聚的力量。一针见血。这血大致是有病毒的，是有些脏的。是不大能够见人的。她现在回头想来，老魏的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真理。血淋淋的真理。 而因为不愿意流血，所以她以前是根本看不到真理的。 当然，老魏早已是个没有激|情的人了。安弟现在认为：这是人过多地接触真理的缘故。安弟现在还认为：性其实也是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当然，能不能把它看得简单，与人接触真理的次数也是有关的。  
与性有关的几个问题(2)
现在是认识大卫的时候了 安弟对大卫的第一印象非常奇特。她觉得他们仿佛是同一类的生物：有着相同的质地与触觉，在某一年的某一天，在这个世纪的末端，只一眼，他们就看出了对方的内心。安弟想： 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如果这种相识来得早些，安弟认为自己是不懂得大卫的好处的。或许也会懂，但都是些表层的东西。比如说，她第一次在十宝街上班时，看到的“海上繁华”里的那张小凳子。又比如说，第一次见到老魏时的迷惑：他不动声色地咧开嘴笑，并且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香烟。有些事物的潜质与背景，根本就是无法预先解释的。需要时间与阅历，才有可能进入骇人的里层。修行五百年就是修行五百年的法力，修行一千年就是修行一千年的道行。双手一挥，四目相对，同道中人就是同道中人，狭路相逢就是狭路相逢。 说什么都是抵赖不掉的。 如果早个几年，安弟见到大卫，安弟也是会感到赏心悦目的。 大卫是安弟喜欢的那种类型。大卫看上去相当儒雅。西服和领带的牌子不是那样触目惊心，但每个细节里面，都有着含而不露的讲究。大卫的头发是黑颜色，样式不时髦也不守旧。却是那种富有品质的简单。大卫的声音也属于中音，不太愿意提高了。又不完全落下去。还有大卫的笑。从很深的里面泛上来的，但也就只维持在那样的高度。 早个几年安弟会认为：大卫的儒雅就是儒雅，简单就是简单。一个很成功的、有着自己公司与实体的年轻企业家。每年的税前利润是个让人有些吃惊的数字。他还具有一定的衣着品味，是那种定期去健身房的类型。或许因为要求较高，所以至今没有结婚。他或许在等一个姑娘：年轻。漂亮。会体贴人。为他操持家务，生个孩子。留守一个美好家园。 他是强大的。强大，而且优秀。如果早上几年，安弟会对大卫作出这样的判断。 现在安弟不这样想了。现在安弟一眼就从那种儒雅里面看出了颓废。而那些所谓的简单，现在安弟认为：那里面有种疲惫的东西。是经历的底子。有些事情已经看穿了。有些事情还隐隐有些希望。有个想头。至于要是再晚个几年遇到大卫－－－ 这个，安弟不敢想了。 最重要的是：安弟认为，这种人生状态，与自己倒是正相吻合。希望与希望碰在一起了。想头与想头撞在一块了。 “这位是安弟小姐。” “大卫。就叫我大卫好了。” 几乎可以用欣喜这个词来形容安弟的感受。有什么等待已久的事情，好像终于就要发生了。一连几天，安弟心里一直回响着一个声音： 现在是认识大卫的时候了。 再不认识大卫，就真的来不及了。 有种孤注一掷的悲壮。  
不按牌理出牌的结果
安弟与大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雨天。雨一直在下，不停地下，一直下了两天两夜，还是没有要停的意思。 雨不停，过年的日子却一天天临近了。 是个新年活动。安弟公司的老板有些留洋的背景，喜欢搞点新奇花样。所以说，天气虽然很古典，选择的地方却很前卫。就叫做“前卫酒吧”。 大卫是安弟公司老板的朋友。什么样的朋友还不太能够准确判断，但可想而知，大卫是重要的。新年活动的请柬上写着这样一行字：来宾请穿唐装。即女宾穿旗袍，男宾穿长衫、对襟中装，或者早期的中山装。但大卫没穿。既没穿早期或者晚期的中山装，也没穿对襟中装，更别谈长衫了。大卫穿了件非常合体的西装。中性的灰色，有些细条纹。领带和衬衫则都是深灰色的。 大卫是那天晚上唯一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有了大卫的对比，现代服装与古代服装的差异性立刻就显现出来了。大卫是化繁为简的，其他人倒有些做秀的嫌疑。大卫是格外清爽、极具理性的，其他人则难免有些拖泥带水、牵扯不清。安弟公司的老板有些滑稽地一手拎起长衫下摆，三步并作两步，笑容满面地赶到门口与大卫握手－－－ 与不按牌理出牌的傲慢，也形成了一种对比。 大卫是不懂规矩的。或者说，大卫已经不屑于这种规矩了。只有这两种解释。 结果也是两个。这使得大卫看上去，既超拔，又孤独。  
大卫的一些经历(1)
大卫，那时候不叫大卫，叫张治文。 张治文那时候也不是商人，是个画家。还不能称作画家，是个画画的，也叫做艺术爱好者。 张治文不是上海人。十年前张治文背着画布画框来到上海时，大约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张治文是坐船来的。那时候的张治文不像十年以后的张治文。那时的张治文很穷，不能像鸟在天上飞来飞去。但那时的张治文觉得自己的心像鸟。张治文在上海的一个弄堂里租了间屋子。是上海人通常讲的那种亭子间。亭子间很小，但还结实。拉开窗帘，可以看到人家房子的客堂一角。还有一小块蓝天。 张治文搞抽象画。在张治文的笔下，鸟不是鸟，鸟是一种感觉。有时候这种感觉是方的，鸟就是方的。有时候这种感觉是圆的，鸟就是圆的。有时候没有感觉，鸟就是一团空气。在张治文的笔下，女人也不是女人。她们是一些游移的物体，多半是深色。并且经常在天上飞。 张治文画过一张画。画面上是两个穿黑色长衣的女人，背影。她们跪在一个巨大的金色物体上。远处是庞然的黑色耸立物。还有像灯光一样刺眼的亮点。画的题目叫《祈祷者》。 张治文想表现信仰。就像所有充满激|情的年轻人一样，张治文觉得，自己浑身都聚集着一种力量。因为张治文是个画抽象画的，他就用抽象画来表现这种力量。如果他是个建筑工人，他就用手里的砖瓦、铁铲来表现这种力量。如果他是百货店糖果柜的售货员呢，那么他就会觉得： 生活就像柜台里的那些糖果那样香甜、单纯。 张治文就这样，浑身充满了一种力量，来到了上海。他希望在上海寻找一些与现代文明相匹配的题材。他觉得这样就能扩充那种力量。张治文看过一些关于老上海的画册与摄影作品。《黄埔江上的一条舢板》。讲的是当时轮船驶入黄浦江，旅客并不从虹口英联船坞码头上岸，那里嘈杂、肮脏。人们宁愿坐舢板到几百码外的外滩。舢板极其缓慢地驶过苏州河口。河水是浑浊的。汽笛在远处长鸣。语调凄凉。还有《外滩》。更像孟买维多利亚时代的道路建筑。外滩铺上了石块，简洁，宁静。那时候的居民与他们的夫人们在上面驻足，散步，看上去就像迁徙刚刚完成的鸟群。还有个管弦乐队演奏亭。外面是静静等待客人的人力车夫。 车往前倾，两根扶手辕杆顶地，车座上空有一块带流苏的遮篷。 张治文认为这样的上海充满了人文气息。充满了人性的微妙之处。但那是以前的、老日子里的上海了。那么现在的上海呢。 张治文坐的船是在晚上进入上海的。满眼的灯火。江上的，陆地上的，还有水里的倒影，地上的倒影。张治文立刻想起了他的那张画。他的《祈祷者》。那些黑色耸立物上，漫布着的金色亮点。两种景象是如此一致。 张治文非常兴奋。那时候张治文认为：这就是上海。 那时候张治文还认为：在抽象的意念与具象的上海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这种关联无 边无形，也是金黄|色的。用现代心理分析的方法来看，那时候的张治文确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精神与物质之间，是一定存在着一条坦途的。 张治文躲在亭子间里画画。 亭子间的月租费，首先大大超出了他的预算。每天要吃饭喝水，就连青菜也出奇地贵。 他上街体验生活，只要一涉及所谓的现代文明，立刻就有两个字夏天打雷似地滚落了下来：金钱。越能体现现代文明的地方，它们滚落下来的速度越快、力量越大。 张治文有点懵住了，稍稍受了些打击。 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有人要买他的画。高档的画廊他进不去，一般的老百姓又不喜欢他的画。他们看不懂他的抽象是什么意思。他们希望他画一些好看的东西。比如说，挂在餐厅墙上的水果、鲜花。挂在儿童房里的向日葵。还有挂在卧室里的女人体。 “你会画人体吗。”有几个人偷偷问他。 他给他们讲一些关于抽象画的概念。他说抽象画和写实画是有区别的。在写实画里，水果就是水果。鲜花就是鲜花。向日葵是金色的，一般来说，它们向着太阳。但在抽象画里面不是这样。它们是画家精神的一种附着物。它们常常是扭曲的。这种扭曲的根源是画家精神的力量。 他们很迷惘，眼神奇特地看着他。 他继续说。他说抽象画的要素是线条、体积和色彩。其实它们全都是内心力量的代名词。根本就不存在看得懂看不懂的问题。他说只要你心里聚集着这样一种力量，你就能进入抽象画。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世界。”他说。 但是没有人听他往下说了。大家都开始有点不耐烦。他们朝他笑了笑，说行了行了，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的画是很好的画，是充满力量的画。我们向你表示祝贺。现在我们要走了。他们就全都走开了。 剩下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嘴巴张开着。有点扭曲。 倒是像一张抽象画。 渐渐的，张治文自己终于真正看懂这张抽象画了。张治文发现，许多上海人不喜欢抽象的东西，那是一种从骨子里生发出来的感受。上海人的生活观，其实是相当实际的。特别是那些正在积累进入“现代文明”殿堂资本的人。他们要把事情实际了再实际。确凿了再确凿。要把天上的东西拖到地下来。哪里还容得下抽象？  
大卫的一些经历(2)
张治文开始明白： 抽象也是要有本钱的。是给有钱人享用的。只要进入不了高档画廊，他就永远接触不到真正喜欢它们的人。但进入高档画廊，需要的还是钱。 还有一点。张治文还发现，好多上海人和他一样，住在阴湿、窄小的亭子间里。他们需要的是光线与空间。或者还有一些绿色植物的气息。 他们做梦都不会做到抽象画这样的事情上来。 绝望中的张治文也去过十宝街。 那是当他画到第十二张画，画布画框颜料都面临危机、女房东又堵在门口，凶巴巴地数落他两个月没交房租后的一个晚上。他在一家小饭店喝了点酒出来。口袋里装着最后的一百块钱。 以前张治文也听人讲起过十宝街。说那地方是个红灯区。但与其他红灯区不同的是：那里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学生。她们智商很高，而且处世灵活。他还听说过那地方的行情： 一个小姐一百元钱。 但他不知道，这是指一般的女孩子，还是那些智商很高、处世灵活的女学生。 他那天晚上突然想到那个地方去看看。 他去了。他是走着去的。天气很冷，风呼呼地刮着。他又有点喝多了，心里难免感到些悲凉。张治文朝十宝街走去的时候，心里想了很多。抽象的想了很多，写实的也想了很多。抽象的他想：画画究竟是为了什么？以前他认为这很简单，就两个字：艺术。他认为他的心里是有理想的。虽然他的理想与大多数人的理想有些格格不入，与大街、商店、外滩的高楼、与整个的时代都有些格格不入；虽然大多数人根本就看不到他的理想。但他自己是坚信的。为了这种坚信，他自己都感动过。然而现在他有些动摇了。紧跟而来的是怀疑。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 他究竟喜欢艺术吗？喜欢到什么程度？如果这种喜欢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他的坚信是真正的坚信，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动摇呢？ 他不知道。他不能够回答。 因为这种不知道、与不能够回答，他感到自己正在变得软弱起来。变得软弱起来的直接原因是冷、疲惫。还有比冷与疲惫更可怕的一种东西： 那种像鸟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没有了。翅膀增加了很多份量。变沉了。要到地上歇歇脚。 这样他就接着想了一些写实的问题。写实的问题其实很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归结起来只有两个字： 金钱。 张治文在十宝街找了家小酒吧。 酒吧里黑乎乎的。好多人在喝酒。其中好像有些穿得漂漂亮亮的女人。她们在酒吧里穿梭往来，像一条条闪光的热带鱼。但张治文看不清哪几个是智商很高的女学生，哪几个又是智商不很高的女人。他觉得她们好像都差不多。就像池塘里的鱼和鱼是相差不多的，海水里的鱼和鱼也是相差不多的。差得很多的鱼和鱼，只要放在同一个池塘，或者同一片海域里，最后也都会变得差不多了。 另外，张治文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觉得女人在黑暗里都像一张张抽象画。他想，这种抽象画倒是每个人都能看懂的。张治文睁大了眼睛，她们就在他眼前晃过来，又晃过去。渐渐的张治文就不再想抽象画不抽象画的事情了。张治文的眼睛也睁不大了。但他还是想要喝酒。他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这样想喝酒过。 他说：“酒！你们的酒呢！” 他说：“谁说我喝醉了！你们才喝醉了呢！” 后来就有个小姐把酒拿给了他。 她说：“先生，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她的声音很好听。是个非常年轻的小姐。她的声音还很温柔，这种温柔，使张治文刚刚萌生的软弱又增添了一种委屈的成份。 他彻底地从天上落到地上歇脚疗伤了。他还拉着那位小姐的手，痛痛快快地、无比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后来张治文知道了那位小姐的名字。她姓王，叫王小蕊。  
只有我知道你的孤独(1)
那次新年活动过后，安弟和大卫很快就约会了几次。 约会的地点大部分是大卫定的。一家举办过世界著名怀旧晚会的老饭店。一家以奢华闻名的世界十大高层建筑之一的新酒店。大卫还带安弟去了个地下酒吧，里面雾蒙蒙的，安弟看到一个女孩半裸的背上有长条牡丹图案的纹身。他们还在一个下雪天，去一个很小很小的茶馆店喝了次茶。 安弟有种如入梦境的感觉。每次与大卫的相见，总会有一种新奇的东西存在着。这让她有些措不及防。几次过后，安弟有点总结出来了。 第一个结论是：大卫喜欢去有钱人聚集的地方。这样的表述或许不很准确。或许应该说，大卫喜欢那种有钱的感觉。那种由金钱堆砌出来的感觉。 大卫告诉安弟，所谓的怀旧晚会，就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老乐团，他们从陆地到海上，周游世界，每年一夜，在地球上某个国家的某个城市，选取一个享有声名且颇具特色的饭店作为聚会的场所。那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怀旧显贵们就会纷至沓来，寻找他们昨日重来的一夜。而曾经有一年，他们的目的地便是上海。大卫说，那天晚上，饭店欧洲宫殿式的大厅里，所有的水晶吊灯全被打开着，它们被人精心地擦拭过，无数水晶片莹莹闪亮，不动声色却又光彩四射地照耀着整个厅堂。侍者穿着正规的黑色服装，戴着白手套，头发上的发蜡和水晶片一样莹莹闪亮。他们像小太阳一样英俊、美好，他们的手里托着食物，但那食物是放在银盘里的。银盘里已经放了各种美味：西班牙雪利酒，法国红葡萄酒和各种甜酒，烤牛肉和羊肉上面则浇着印度咖喱以及各种汁和奶酪。大卫还说，那天晚上演奏的乐曲全都是爵士乐，在感伤的或者欢快的乐曲声中，很多人都喝了很多的酒，香槟打开在那里，从著名的葡萄园产地成箱运来的葡萄酒被喝光了…… 最后大卫还告诉安弟，那天晚上他买了十多张入场怀旧晚会的票，送给他的一些朋友们。 安弟吃了一惊。 关于那次怀旧晚会，安弟隐约地听到过一些传说。票价是惊人的，几乎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而买十多张入场票送朋友，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 要么就是大卫太有钱，要么就是大卫太不看重钱。 这种对于金钱的态度是奇特的。安弟渐渐存了心。这样存心下来，就又有了很多发现。安弟发现大卫非常慷慨地给饭店服务生小费，那数字非但让安弟吃惊，就连见多识广的服务生也有些讶异。安弟还发现，大卫对一些老的东西有着特别的眷恋。有几次，他们在街上走着走着，大卫就拐到街角的一家旧家具商店、或者古玩市场里去了。从帐台、香案、马车、廊柱，到茶几、八仙桌、手摇唱机、美孚煤油灯，大卫什么都喜欢，什么都要买。安弟一次陪大卫买完东西，回家顺手查了查词典，安弟查的词条是颓废，词典上是这样写的： 颓废：意志消沉，精神萎靡。 第二个结论是由大卫的一句问话引伸出来的。 那天大卫打电话给安弟，说晚上请安弟去个蛮有意思的地方坐坐。安弟就去了。 是个地下酒吧。 安弟走进去的时候，有种起雾的感觉。继续往前走，就发现是烟雾。烟雾里的人都没有什么人的感觉。有的人感觉自己是仙，是神。外面的人则觉得他像鬼。 安弟在一群不怎么像人的神、仙、与鬼中走向角落里的大卫。 大卫在抽烟。静静的。 安弟说：“怎么想到来这个地方。” 大卫猛地抬头看她一眼。 “这儿不好吗？”大卫说。 安弟就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安弟又解释说，也不是讲这个地方不好，只是以前没有来过这种类型的地方，一下子还不能够适应。 就在安弟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个腰背上纹着牡丹图案的女孩子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她披着长发，穿一件金色的紧身衣。衣服很短，刚到腰部那里。前面露出了肚脐，后面则刚好露出了那朵牡丹。 安弟盯着她看了两秒钟。到第三秒钟的时候，安弟忍不住问了大卫一句话： “你常来这种地方吗？” 大卫突然笑了。大卫一边笑，一边说。大卫说：“常来这种地方怎么样，不常来这种地方又怎么样？” 安弟没有回答。安弟从染着金色头发的服务员手里拿过了一杯甜酒。喝了一口。安弟想，自己其实是明白大卫的意思的。从一开始她就明白他这个人。她这样问，只是因为她现在在乎他这个人－－－或许，比他在乎她要更多一些。 就在这时候，大卫问了她一句让她更为吃惊的话。他问她： “你吸过毒吗？” 安弟瞪大了眼睛看着大卫。安弟说她从来都没有吸过毒，她根本从来就没有想过吸毒这种事情。安弟说她觉得生活是应该有原则的。有些事情是能够做的，有些事情则是不能够做的。比如说：杀人。比如说：吸毒。 大卫没让她继续说下去。他插了一句话。他说： “你认为生活中存在原则吗？” 安弟没有回答大卫的这句话。她沉默了。虽然她心里觉得，似乎是应该有些原则的。但又似乎并没有相当有力的证据。倒并不在于这问题的本身。问题在于，从这问题中安弟发现了一些端倪：大卫对于生活的怀疑与绝望，要远远地高于她原来的猜想。虽然从一开始，安弟便明白，一个年岁不大、三十出点头的男人，能够修炼到这样的儒雅、定力、处变不惊，必定发生过一些大事。但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事情。它们又发生到什么样的程度。她不清楚。她从来没有问过。大卫也从来没有说过。但有一点她可以确定：  
只有我知道你的孤独(2)
这是一个孤独的男人。更重要的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体会到他的孤独。 安弟想： 她，其实是能够的。 那个下雪的黄昏，则更加增加了她的这种感觉。 那是他们相识一个多月以后的事情了。那天过了中午，天就有些阴翳。安弟在公司的写字楼里接了个电话。是王小蕊打来的。 两人略略地聊了会儿。安弟问王小蕊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音讯。王小蕊吱唔了几句，也没有回答。只是说，这几天真是冷下来了，寒气逼人。什么时候约了一起逛逛商店，再买几件冬装。还说前几天，她在梅陇镇伊势丹看到一双蛮不错的靴子。“鞋跟高得要死。” 安弟隐约感觉到王小蕊有点沮丧的样子。至少是心绪不宁。就像什么地方略微踩空了一脚，有些小小的闪失。但又不便深问。就和她开玩笑说：艾温公寓的鸽子现在还常来吗。还有那条狗。但王小蕊还是吱吱唔唔的。想说什么，又什么都没有说。 后来电话就挂了。 安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安弟一只手撑了下巴，从公司写字楼的大玻璃窗里看出去，天上下着点雨丝。不大，也不密集。地上的行人也有点像雨丝，一根根地竖立着。远处是黄浦江。安弟觉得它像死鱼的肚子。泛着清冷的寒光。 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是大卫。 大卫说我正在看一本书。书里面有这样一段情节，我读给你听，然后你说说你的看法。 安弟说好的，你读我听着。 大卫就读了。 “一个人，有非常多的财产。有一天，这个人突发奇想，带着全家人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临走之前，他把自己的全部资产托付了一个仆人－－－他最信任的一个。他在外面生活了二十年。觉得自己老了，疲倦了，想回家了。他就派一个仆人回去。告诉原先那个管理他家产的仆人，说主人要回来了。结果报信的仆人被毒打一顿，让他回去告诉主人不要回来。可是主人不相信这个结果。他认为自己不应该派一个不够伶俐的人去报信。于是就派另一个仆人回去。这一次事情更糟糕了。报信的仆人被杀了。这个人却仍然不去想从前的仆人是不是已经背叛他了。他把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派去了。他想：原先的仆人只要见到自己的儿子，就会像见到自己一样。可是儿子也被杀害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这个人才意识到：过去的仆人真的已经背叛他了。” 大卫说：“你认为这个人怎么样？是不是很愚蠢？” 安弟沉默了一下。安弟说：“我认为是单纯，而不是愚蠢。” 大卫说：“你认为这样信任人值得吗？” 安弟就说：“不管我认为这样做值得还是不值得，反正你现在肯定是不会这样做了。” 大卫没有说话。有轻轻的火机点燃的声响。咔嚓一声。 “因为你现在已经没有力量了。”安弟继续说道：“你已经不相信了。” 大卫的这句话说得很缓慢。声音低低的：“那么你还相信吗？比如说，爱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有吗？存在吗？” 安弟的心一阵乱跳。安弟一咬牙，抢了一句：“我相信，我觉得是有的。”其实安弟在心里想说的是：只要你大卫相信它有，那就是有的。只有你大卫相信了，那么安弟的相信才有了存在的依据。 但是大卫不相信。大卫说： “你错了。这世界上没有爱，就连仇恨都没有。” 后来天上就下起了雪。雪在玻璃窗的后面落下来。纷纷扬扬的。不很真实。 安弟看了它很久。安弟想，有些话其实刚才应该对大卫说的。当然，如果大卫现在就在眼前就好了。窗外下着雪。她将在窗外的飞雪中搜寻大卫的目光。她看着他。她希望大卫能看懂她眼睛里表现的东西： 你很孤独。我知道你很孤独。也只有我才知道你有多么孤独。 安弟认为这三个句子并不完全独立成章。安弟认为它们可以相互影响，比如说，因为后面的两句而改变第一句。 安弟认为，恰当而足够的力量就可以完成这种改变－－－ 就如同破镜重圆的过程。  
兄弟，你看见过碎吗(1)
张治文改名大卫的过程是在十年以前完成的。 在十宝街用钱买了酒、并且用酒换了醉过后，张治文进了一家广告公司打工。张治文的具体工作是将脑细胞变成商品。大家说这就是创意的意思。什么叫创意呢，就好比一瓶红葡萄酒。本来它也就是一瓶红葡萄酒，作为酒类的一种，它在国宴、家宴、便宴、或者小酌的时候被拿上桌来。它具有一定的酒精度数。是经过一定科学工艺流程之后的产物。食用者就着食物喝酒，或者暂时空了腹喝酒。酒精经过口腔、食道、肠胃，进而对人体产生作用。适当的饮酒，能活血、暖胃，并且令中枢神经轻度兴奋。 本来，这是一个相当枯燥的过程。涉及到一些科学的原理，与计算的公式。而所谓的创意，则就是要把枯燥变为不枯燥，就是要化腐朽为神奇。 还是这瓶红葡萄酒。 现在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瓶红葡萄酒了。 它是六十年前上海滩的一个晚上。华灯初上的晚上。有些冷的月色与欢喜的内心。有些脂粉香与锦缎丽影。远处，高墙的里面，还隐约有着玉兰树的身影。一辆黄包车吱吱嘎嘎地从远处过来。一双银灰色的高跟鞋，一条玉腿，以及被风吹起的旗袍一角。 然后才是一个大摇臂。镜头摇过围墙，摇过玉兰树，摇到房屋的内景。 两个莹光的酒杯。旁边放着一瓶红葡萄酒。 在这里，红葡萄酒被创意成为一种生活的隐喻。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凡喜欢这种隐喻的人，或早或晚，都成了这种红葡萄酒的忠实顾客。 但张治文公司的老板还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创意。他说这种创意叫做软刀子。软刀子可能杀人，也可能杀不了人。他喜欢的是硬刀子。他招集公司员工开会，他说你们看看人家的创意，多么刺激，多么一针见血。比如说那种保暖内衣，一个著名的喜剧演员被外星人劫持了，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外星人问他：“你怎么穿这么少，不冷吗？”喜剧演员回